陈建忠:“区域研究”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冷战时期夏济安与夏志清的鲁迅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14: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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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忠  

一、序论:冷战、美援与鲁迅论

  

   由于笔者目前关注的焦点,在于将廿世纪的冷战与美援文化等因素“写进”台湾文学史里,以说明包括台湾在内,东亚地区各国深受冷战与美援影响或支配的事实。而在考察许多与冷战、美援相关的文学活动中,很自然就会注意到夏济安(1916~1965)与夏志清(1921~)两兄弟在1950、60年代的“鲁迅论”。他们居留台湾的时间不长,但却对台湾文坛与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因为他们正是代表着冷战时期“中介”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学者,其中当然也包括中介他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

   在王家平分析“鲁迅传播史”的专书中,可以看到已经提到冷战、反共的国际政治格局对学术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与研究[1]。书中提到60年代出现的夏志清与夏济安两兄弟的名字,其中,对夏济安论鲁迅的评价较高,认为他的鲁迅论是“本时期欧美鲁迅研究学术价值最高的成果之一”[2]。但论及夏志清评价鲁迅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时,书中则认为夏志清“显示了自己的种种成见以及冷战二元对立思维模式”[3]。

   不过,整体来说,王家平的专书对两兄弟的鲁迅论还是比较点到为止。笔者认为,至少可以继续探问如:夏氏兄弟的文学研究与冷战下区域研究的关系?以及冷战与反共立场如何影响鲁迅论?乃至于相对于当时中国国内的崇高化鲁迅,夏氏兄弟基于纯文学、西方美学典律与中华文化正统的角度,又可能发掘(或贬抑)鲁迅何种文学与思想特质?甚且,以笔者的角度言,夏氏兄弟在冷战时期的美学观点,实与战后台湾文学在美援文化影响下的发展,密切相关。

   对于冷战(1945-1991)[4]与戒严(1949-1987)时代的台湾文学发展,特别是本文所指涉的1950、60年代,如同多数论者都指出的那般,除了反·共文学、怀乡文学等主流的文学生产外,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其实也是同等重要的现象。而在戒严时期,除了党国所提供的爱国反·共教育之外,“西化”、“亲美”、“崇洋”的时代潮流,便成为我们理解作家之文学教养的另一批关键辞。亦即,我们都可能都已知晓当年国家权力“企图”对文艺发展进行强力支配,也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共识;但,对于由美国藉由美援等各种管道影响下的台湾文学场域,当前的文学史又曾经如何描述过这来自域外,另一种国家权力“企图”支配或影响文学、文化(即使结果可能并非尽如美国之意)的现象呢?

   笔者留意到,有两种主要的支配台湾战后文学典律形构的文学体制性力量,其一当然是战后国府藉由“国家文艺体制”所建立起来的(反·共)中国性的美典;其次,便是通过美援此主要管道,藉由“美援文艺体制”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性的美典。关于后者,目前文学史论偶或提及,但并未真正深入评估写入文学史的可能性。然而至少在1970年代以前,这两种美典轮流领导着战后的台湾文学生产潮流,直到70年代以后乡土性、阶级性的美典,才出现了被挑战的态势。

   不过,本文此次讨论的并非台湾及东亚各地的美援文化与冷战文化问题,而是回溯到发生于美国本土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一译“地区研究”)。换言之,台湾美国不只在第三世界设立“美国新闻处”等组织以推动文化反共事业,同时在美国本土为中心所建立起的学术体制,亦扮演了另一层面的冷战学术工作,以加强对非西方地区的情资收集、分析与政策制订,而“区域研究”显然便是当时最普遍通称的冷战学术领域[5]。

   本文所论的夏氏兄弟,在1950、60年代间,在自中国大陆出走后,都曾以学者身份居留在美国,并在此时期接受冷战学术体制(若在台湾则为冷战下的美援文艺体制)所提供的研究资源,进行不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视为战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海外的先驱,正是“区域研究”中“中国研究”或“亚洲研究”的重要个案。本文将先针对冷战下的文学研究与典律政治的关系,进行一研究框架的建构;再依次就夏氏兄弟的“鲁迅论”进行分析,希望能深化理解文化冷战的实际运作及其影响,这对1950、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以及东亚冷战下的文艺史、台湾文学史等领域,应当都有相当裨益。

  

二、冷战下的文学研究与典律政治


   如同对美援文化深有研究的学者赵绮娜所言,二次大战以后,受到冷战的影响,美国对海外的教育、文化交换活动是由美国政府扮演主导角色,企图将台湾改造成“民主、亲美”的国家。受援助或受保护之国家或地区,处于绝对弱势的文化与政治情势下,自然难以拒绝美国的文化入侵:

   由于国民党政府仰赖美国政府的支持,使得美国几乎垄断了海外文化输入台湾之管道。从1951年到1970年,共同安全法案、史墨法案以及傅尔布莱特法案就是华府在台湾进行文化外交的最主要工具。美国政府利用教育交换活动,灌输台湾党、政决策者和意见领袖、学生亲美思想,并利用他们将美国理想、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传播给台湾社会大众,甚至东南亚的华人社会。[1]

   直到今日为止,通过教育体系以及学院批评体系,至少在冷战下建立起来的文学现代性传统,似乎仍维持其一贯表征进步、前卫的纯粹美学立场,所有冷战时期崛起的现代主义者如今更已被文学史视为“黄金时期”的作家[7],这正说明,我们依然肯定此一冷战以来的文学成果。而当年美援文化体制所输入的现代主义思潮,也同样成为读者心领神会的一种内在价值。为了理解这种现代性美典的“发生学”(genetic)意义,以及重新书写冷战时期台湾文学史的叙事动力,“美新处”(及其所象征的美援文化)与台湾文学生产间的关连性,便成为必要清楚说明的历史症结。

   笔者认为,美援文化既是以“体制”(institution)的面貌出现,就意味着组织性、结构性的运作,无论其运作形式是紧密或松散、直接或间接的网络连结形式[8],因而从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处、耕莘文教院、亚洲基金会、爱荷华写作班,到接受其资助的台湾个人或社团,都可视为体制的一环。就如同国府的党政军特体制外,也还有名义上为民间社团的“中国文艺协会”、“妇女写作协会”、“青年写作协会”等文艺团体,合而为一个大的“国家文艺体制”[9]。而“非西方国家”在“被动性现代化”下,“文学”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体制,更可能因此具有特殊性质与功用[10]。

   因此,如果“国家文艺体制”曾经或显或隐地支配了戒严时期的台湾文艺思潮走向,是一种“刚性体制”,制约著作家在意识形态与文化想象上的趋向;那么,“美援文艺体制”虽自域外移入,但由于流亡中的政权对美国(相较于日、韩等独立国家有所差异)相对更加依赖,恐怕同样扮演着类似的制约作用,然而是一种“软性体制”,促使台湾文学的发展导向了有利于美国(或西方)的世界观与美学观,或是发展为将文学创作与社会变革区分开来的纯美学思考方式,其深入几世代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之深远不可等闲视之。

   透过翻译、出版与文艺展演,在世界各地的“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简称美新处/USIS)扮演了宣传美国文化的重任,且让台湾知识分子都印象深刻。甚至连香港美新处作为美援刊物编辑与出版的重镇,更透过发行管道抵达台湾[11]。因此,美援文艺体制在某方面亦具有跨国、跨区域的运作模式。傅月庵便描述发行于香港的《今日世界》,由于纸张质量佳、价格便宜,又报导各种第一手新知,故成为“港台杂志界的龙头老大”:

   当时台北美国新闻处更几乎扮演台北文艺沙龙的角色,前卫展览无不以能在此举办为荣。大学生“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顺口溜说法,中间没说到的一段则是“看看看,看今日世界”。[12]

   其中,由驻港美国新闻处直接出面,于1952年3月成立的“今日世界出版社”,负责翻译与推广美国文化,主要业务在于译介美国文学名著,提供优渥稿酬,约莫出版三百余册的“今日世界译丛”。“今日世界译丛”稿酬丰厚,所以吸引许多港、台名家加入译者的行列,透过林以亮与台大外文系夏济安的关系,联络台大外文系和台师大英语系的一些学者,其中包括了许多名闻港、台的作家和学者:作家如张爱玲、叶维廉、叶珊等,香港的译者如刘绍铭、思果、林以亮等,台湾的译者如梁实秋、夏济安、朱立民等[14]。这些译作当然值得肯定其引介美国文学的贡献,不过,也正如学者傅朗所指出的,“译丛”:“作为一个引进西方先进思潮媒介,却把焦点全数放在美国,而无西欧作家,更遑论东欧,和中国大陆引进东欧作家的文化政策形成对比,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清楚可见”[15]。因此,重点不在于引进美国文学的行为本身,而是一种单边的、非全面性的引介,对读者与作者的美学品味影响如何?若从典律形构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anon formation)的角度来看,当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学,成为单一的美学标准来源,不少缺乏主体性的世界各区域作者,自然不免接受了一套美国为首的美学与价值观。

   由台湾的美新处经验回溯美国本土,我们就更能看到整个冷战文化的权力结构关系。根据梁志的观察,基于“国家安全”之必须,即通过研究来理解非西方国家的政经、文化等各方面的现状以利与之抗衡,美国在冷战期间在本土推动了“区域研究”:

   就这样,确保国家安全的“共同目标”将联邦政府、三大私人基金会和部分学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地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三位一体体制出现,主要表现为三者间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分工,人员明显交叉且频繁流动。[16]

   其中的“三大基金会”,所指正是“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和“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据桑德斯的研究指出:“要把大宗的资金投入中央情报局项目而又不至于引起接受者的对资金来源产生怀疑,利用慈善性基金会是最便利的了。…‘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基金会,是‘最好的也是最不令人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17]。负责特务工作的中情局,与基金会的关联如此,自然是基于彼等对维护国家利益(企业利益)的使命使然。

   就在联邦政府与基金会资助下,学术界开始结成新的区域研究单位,打造起冷战学术体制。在曲升引用的档案资料里,他指出:“1952年,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加州地区28所公立或私立学院、大学一致同意与州议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合作,在校园里承担起了调查、举报以及开除共·产党分子、左派人士的责任”[18]。而三大基金会所资助的大学内之研究中心,以及提供访问学者等奖助,便都分别与夏氏兄弟在台、美时期的经历息息相关。换言之,夏氏兄弟正是透过带有政治任务的学术体制,方得以逐渐开展他们的研究,从而建立起在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践他们关于报国与学术的理念,不过其意义恐怕是极其复杂而有待仔细分辨的。

夏志清曾回忆,1951年,当他还就读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班时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政治系教授饶戴维(David N. Rowe),他刚获得政府补助,要找助手编写一本供美国军官参阅之用的《中国手册》(China: An Area Manual),“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饶戴维是以反·共著称的中国之友,我自己也一向是反·共的,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二人一谈即合拍”[19]。似乎很自然地,夏志清找到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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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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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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