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业:从沈从文的“四朵灯花”到海子的“四姐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7 次 更新时间:2018-07-30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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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业  

内容提要:沈从文的长篇散文《水云》至少发表过两次,入集多次,《沈从文全集》收入的“定本”《水云》,比初版本多出两千余字,在现代文学史上较为少见。《水云》初版写了三个“偶然”即三位婚外交往的女士,第二次发表的版本及“定本”则增加了第四个。《水云》大胆袒露婚姻之外的情感体验,在40年代的战争背景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非常独异。海子去世前一月创作的《四姐妹》,写了自己情感生活中的四位女性。两位中国现当代作家严肃、坦诚面对自己内心情感的写作,能给予当代中国文学有益的启示。

关 键 词:沈从文  《水云》  爱欲抒写  海子  《四姐妹》


沈从文28000余字的散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是整个40年代撰写的篇幅最长最重要的散文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此文收于200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全集》第12卷的“定本”题为《水云》,去掉了最初在1943年1月15日由熊佛西主编的桂林《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和1943年2月15日第1卷第5期连载时的副标题:“——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全集版《水云》文末还有沈从文自己的题注字样:

三十五年五月

昆明重校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校正

文后并有全集的编者说明:“本篇曾发表于1943年1月《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和1943年2月《文学创作》第1卷第5期,署名沈从文。1947年,作者将其收入拟交开明书店印行的《王谢子弟》集,对文章重作校订。此次所收,为1947年8月校定稿。”

沈从文自己的题注和《沈从文全集》编者的这一段说明,都是靠得住的事实。仍需补充的是,此文除1943年《文学创作》版和1947年《王谢子弟》版之外,还有一个版本,同样署名沈从文,发表于1944年9月15日重庆《时与潮文艺》第5卷第1期,文末附注“卅三年五月三日重庆”,此版还有“——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这个副标题,因此可以确认:副标题是在收入《王谢子弟》文集时删掉的。

《时与潮文艺》版的《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发表时间距离《文学创作》的初版已有一年半以上,基本未作删除,只作了一些字词的订正和删改,但已有一些文句的增加。到了1948年《王谢子弟》版,沈从文增加了更多文句,有时甚至是整个段落的增加,这些增加的文句、段落与初版时的文本仔细比较,有时能得到意味深长的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最常见的情形是,全集或文集版的“定本”,都会比初版本做出不少删节,而这篇发表两次、入集多次的《水云》,“定本”除了只删掉“——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这个副标题之外,文本正文的文字基本没有删节,反而增加了不少字句和段落,粗略统计,增加的文字大约在2200字左右,几近最初发表版本的十分之一,比例算是很高了。“定本”并且将最初发表时的六个段落之间的分节符号“××××”换成了用文字标示分节的“第一节”至“第六节”。从这些改动和多次发表入集的情形来看,沈从文自己对《水云》这篇大篇幅的散文,非常看重。一般读者读到的是这篇删去副标题、文字和内容都更为饱满、充实的“定本”即全集版《水云》。我的阅读当然也主要依据于此,但是在某些关键段落,对勘“定本”相较于初版本所增添的文字,倒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

在1942、1943年那样的特殊的战争年代(初版本没有注明写作时间,根据发表时间1943年1月15日,大致可以断定是写于1942年下半年),沈从文却深深沉陷于个人的记忆和当下心绪,专心致志地写作着个人的“新爱欲传奇”。另外,散文体现出的耐心、细腻和坦诚,即使放在中国当代文坛也都是罕见的。

作为一个小说家,沈从文创作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并不复杂,就是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所有关乎乡村的人事都是美好的、温暖的、可以理解或者可悲悯的,而所有关乎城市中人事的,则都是可鄙可恨可叹可笑的,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在依由二元对立模式建立起来的沈从文小说艺术世界中,《边城》和《八骏图》这两篇小说分别代表了乡村和城市两种题材作品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极致。而《水云》恰好较为详细地具体介绍和回顾了这两部代表作的写作情形及其发表、出版后延伸的思考。这也为理解这两部沈从文重要的代表作品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理解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不错的切入口。

此外,《水云》的绝大部分篇幅,令人惊讶地放在了他与这十余年来所遭遇的四个“偶然”——即四位婚外女性的交往上面,这也是阅读《水云》给予读者的最大冲击之处。

在以前的沈从文研究中,学术界对于他40年代一批“向虚空凝眸”的抽象性写作,已经给予了充分关注,近些年来,有一个较引人注目的突破,是对沈从文40年代小说集《看虹摘星录》的发现和围绕它而对沈从文整个40年代创作展开的“索引式研究”。自2008年以来,解志熙教授和他的博士生裴春芳、陈越集中发现了一批为《沈从文全集》未收录的佚文,有两篇文章特别重要。

裴春芳发表于2009年《十月》第2期的《星光虹影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的爱欲内涵发微》,发现目前收入全集的《摘星录》实为最初发表的小说《梦与现实》,后又以《新摘星录》为题发表,而最初在香港《大风》以笔名“李綦周”发表的真正的、原本的《摘星录》,则一直被《梦与现实》所替换。这样,裴春芳就第一次确定了《看虹摘星录》的篇目:《看虹录》《梦与现实》《摘星录》《〈看虹摘星录〉后记》。而裴春芳在对这篇新发现的《摘星录》进行研究时,结合沈从文其他作品,论证其中的女主人公为张充和,《看虹摘星录》其实是沈从文记录自己和小姨子张充和爱欲经历的体验和记忆。裴春芳此文引发了北京大学商金林教授的商榷和反驳,他发表在201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的《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从张充和的生日、在北大就读时姓名等细节入手,尤其是对沈从文致张兆和一封信件不同于裴春芳的理解和分析,确实指出了裴春芳文中论证不太严密之处。我的理解是,裴春芳第一次指出张充和与沈从文40年代爱欲抒写的关系,踏入一个不小的学术禁区,而一定要将《梦与现实》《摘星录》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与张充和等同起来,也留下可以质疑之处。商金林的质疑事实上将这个方向的学术探讨极大地深入化了。

2012年,解志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0、11、12期连载近十万字的长篇论文《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我理解为沈从文研究继美国学者金介甫的工作之后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突破性成果。解志熙通过大量他自己和裴春芳、陈越新发现的沈从文佚文,和收入全集的沈从文作品对读,并结合大量其他作家的文本和自己的多次采访,在论文的后两节,进一步论证了张充和在沈从文40年代“爱欲抒写”中的重要地位,论文中还有少数材料论据并未给出确实的注解和出处,相信随着学术界沈从文研究的整体性推进,解志熙教授和他的弟子们的沈从文研究会更加露出其锐利、“狰狞”的面目,将沈从文研究更推进到一个全新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来细细阅读《水云》,尤其是与四位“偶然”有关的文字,或者能有更细腻的体会。

《水云》第一句“青岛的五月”,稍显突兀,表明这篇可能写于1942年下半年的散文,采用的是直接依据线性时间顺序的叙述。结合沈从文的生平,第一节应当是写他1932年5月在青岛大学时的所见所思,在海边的自我对话。此时未婚,但已在心理上等待着名字都叫做“偶然”的各色女性,等待着“那些偶然的微笑,明亮的眼目,纤秀的手足,有式样的颈肩,谦退的性格,以及常常附于美丽自觉而来的彼此轻微妒嫉”。

第二节交代《八骏图》的写作,沈从文有意将发表于1935年8月1日《文学》第5卷第2期的《八骏图》的发表时间,提前两年放在了他离开青岛大学的1933年,将1934年发表的《边城》的写作和发表放在了《八骏图》之后。《水云》中还言之凿凿地写他怎么在海滨回来之后,用了一个通宵写成《八骏图》,而事实上是在1935年的北平写成。这至少提示一点,散文《水云》尤其是“定本”的全集版《水云》的叙述,并不能完全当成客观事实。这里提到在海边见到的现实中穿“黄绸袍子”的、在小说《八骏图》中穿“浅黄颜色袍子女人”即教授庚的女朋友,依据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的考证,我在阅读《水云》时,便自动将这第一位“偶然”先入为主地视为当时青岛大学的校花俞姗。

第三节全力写“两年后”即1934年回到北平两次遇到一位“偶然”(按沈从文年谱,他辞去青岛大学教职回北平应该是在1933年7月,准确描述应该是“一年多后”)的具体情形。也按金介甫的考证且已为学术界所接受的结论,这位“偶然”几无疑义应为沈从文婚前认识、与之交往十年左右的女诗人高青子(原名高韵秀)。涉及高青子的文字里,本节几次提及用“偶然”的“缺点”及幸福婚姻的幻影保护自己,使两人的交往保持在“友谊”这个名分上。那么,后一节里提及“缺点”的那位“偶然”,则可同样视为高青子。

第四节首先回顾《边城》的写作,然后依次较为详细地交代了包括第三节已出现的这位“偶然”在内的一共四位“偶然”。第一位“偶然”即金介甫考证的俞姗,这一节未再多提及,让人惊讶的是,关于第二位“偶然”,有这么一句:“偶然之一和我之友谊越来越不同了。一年余以来努力的趋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偶然的缺点依旧保留在我印象中……”“一年余来”、“十分钟内”等暗示性过强的语言,委婉表明与这位“偶然”已有性爱关系。在写这位“偶然”离开我时:

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上的纷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不同处只是所要去的方向而已。

至于家中那一个呢……

我们已经确认这第二位偶然即高青子,沈从文这里提及的“一个故事”即收入1937年以“青子”为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集《虹霓集》中,此集包含《紫》《黄》《黑》《灰》《白》《毕业与就业》六篇小说,五篇与颜色相关的小说,自然让我们联想到沈从文40年代已编就、未出版的《七色魇集》(包括《水云》《绿魇》《黑魇》《白魇》《赤魇》《青色魇》《橙魇》),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无可怀疑,也确证了与高青子长达十年的情爱关系在沈从文的情绪和创作上占有的巨大分量。

有意思的是,上文中“至于家中那一个呢……”这一句,在初版和《时与潮文艺》版中都没有,是《王谢子弟》版后来加上去的。

关于第三位“偶然”,有这样的文字:“看出自然所给予一个年青肉体完美处和精细处”、“我从一个人的肉体上认识了神”。并且,在初版的“且即此为止,我并不曾用其它方式破坏这种神的印象。”这两句话之间,全集版《水云》插入了一句:“除了在《看虹录》一个短短故事上作小小叙述”。目前我所见的关于沈从文“爱欲抒写”的研究成果里,还没有涉及沈从文的这个夫子自道,反而常常将《看虹录》一文的原型落实为高青子。关于这第三位“偶然”,首先有“是上海成衣匠和理发匠等等,在一个年青肉体上所表现的优美技巧”,暗示她来自上海。饶有意味的是,这一段最末一句初版为:“这个传奇是……”,而《时与潮文艺》版的《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中和全集版《水云》中,则都增加为这么一句:“这个传奇结束于偶然回返到上海去作时装表演为止的。若说故事离奇而华美,比我记忆中世界上任何作品还温雅动人多了。”那么,这一位来自上海,似可确定,而其身份为“时装模特”,则显得突兀而醒目。至少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沈从文生活中出现的这一位“时装模特”,完全没有正视,解志熙及其弟子也忽视了这一个细节。

关于生命中的“偶然”,初版《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提及上述三个之外,亦就此为止,而在《时与潮文艺》版的《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和全集版《水云》中,则增加了这么令人印象极深的一小段:

第四个是……说及时,或许会使一些人因妒嫉而疯狂,不提它也好。

解志熙在《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中,论及《水云》中这个第四位“偶然”是张充和时,有这么一段:

说到这个进入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美丽女性——即所谓“第四个‘偶然’”,沈从文便故意卖关子道:“第四个是……说及时,或许会使一些人因妒嫉而疯狂,不提它也好。”可是又禁不住暗示道:“至于家中的那一个呢……”,这实在有趣地像煞“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对照《水云》第四节,不难看出解志熙在这里将紧接第二个“偶然”后的“至于家中的那一个呢……”这一句,悄然挪移、论证时将之用到了第四位“偶然”身上。那么这个“暗示”可能就是不存在或者说不太站得住脚,更何谈“此地无银三百两”之类。解志熙教授的获奖长篇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度优秀论文奖)是近年沈从文研究最大的突破,但在运用《水云》进行论证时,不免也出现了一个细节上的小小误读。另外,裴春芳认为《梦与现实》《看虹录》《摘星录》的女主人公都是张充和,而解志熙则认为《摘星录》写的是“旧爱”高青子,可能也有新欢的影子,而《看虹录》和《梦与现实》女主人公则为张充和。师生对于《看虹摘星录》原型是谁的理解也并非一致。

解志熙教授和他的博士的集中研究,可以确证张充和在沈从文创作和生活中的地位,也是40年代沈从文“爱欲抒写”的一个来源,但在指认哪部作品以张充和为原型的问题上,还需进一步精确,需要更严密更细致的论证和更有说服力的史料。

第五节首句是“再过了四年,战争把世界地图和人类历史全改了过来。”那么,这一句至少在《水云》一文中明确表明,第四节中与四位“偶然”的交往,都是在战前,准确说是在1934年前后。裴春芳和解志熙的考证,重心放在40年代沈从文和张充和人生轨迹的考述,没有对这一点进行论证,也是在论据使用上一个较明显的纰漏。也就是说,即使《水云》在这里使用了“障眼法”(在我的阅读中,《水云》将与四个“偶然”的交往全部放在战前,可能确实也有故意模糊时间、空间的意图,或者是出乎文本段落等的考虑),那也必须首先进行猜测、辨析,而不是毫不提及如此重要的文本细节。这一节叙述的是那位与“缺点”联系在一起的“偶然”的离开,这位“偶然”,毫无疑义是高青子,在裴春芳的论文中,极力降低高青子在《看虹摘星录》中的影响,而写于《看虹摘星录》之后的《水云》中,高青子则绝对是占篇幅最多、最重要的一位“偶然”。这一点,与沈从文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灵感来自高青子《虹霓集》的《七色魇集》,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一定要将张充和列为沈从文“爱欲抒写”最为重要的现实来源,有意贬低高青子的存在,裴春芳的论证,让人质疑之处不会太少。

第五节在各个版本中都有这么一句:

在偶然之一过去所以自处的“安全”方式上,我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在另外一个偶然目前所以自见的“忘我”方式上,我又发现了忠诚的美丽。在三个偶然所希望于未来“谨慎”方式上,我还发现了谦退中包含勇气与明智的美丽。在第四……

最末的“在第四……”,初版及《时与潮文艺》版均无,为《王谢弟子》版和全集版所加。

有意思的是,在第六节,全集版又将四位“偶然”作了一次逐一排列:

两个海边景物的明丽处相差不多,不同处其一或是一颗孤独的心的归宿上,其一却是热情与梦结合而为一,使偶然由神变人的家。其一是用孤独心情为自己去找寻那些蚌壳,由蚌壳产生想象,其一是带了几个孩子去为孩子找寻那些原来式样的蚌壳,让孩子们把这些小小蚌壳和稚弱情感连接起来。……

这一段,初版和《时与潮文艺》版的《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中,都只写至前面两位“其一”,后面两位“其一”的内容,为全集版《水云》所加。

《水云》最后两节中的这两段文字,两次将四位“偶然”进行了逐一的排列,对于特别熟悉沈从文作品和生平的读者,真是大有深意存焉。目前为止,大体可以将第一、第二位“偶然”认定为俞姗(关于沈从文和俞姗的交往,目前的材料也还太少,研究非常薄弱)和高青子,但是第三(《水云》提及为在上海的“时装模特”)、第四位,即使经过了解志熙教授和裴春芳等艰苦而卓见成效的工作,也还难以将其中之一确证为张充和。细细对照这两段文字,只能说,这在初版《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中没有提及的第四位“偶然”,这位提及“或许会使一些人因妒嫉而疯狂”的第四个“偶然”,可能根本不是张充和,而是已抚育有“几个孩子”的某位已婚夫人(前段引文中提及“几个孩子”)。情感之事,本极微妙,尤其婚外情,并且还是在40年代的昆明,沈从文即使想为“偶然”的离开及生命的流逝留下文字的永久性纪念,又怎么可能在文中坦诚到让当时的朋友和读者心里有谱的程度,更何况我们后世的读者……

在反复阅读《水云》及细细品味这两段将四个“偶然”逐一排列的文字,以及参阅更多的其他文献,我倒是对于第三和第四位“偶然”,心目中有在张充和之外的其他两位人选,当然也还在艰难的论据的建立过程之中,并且也只能是另一篇论文的主题了。目前还只能说:《水云》的四位“偶然”之谜,还亟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破解。

《水云》第六节即最后一节,有几个细节让人怦然心动:

正好准备你的事业,即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全集版“取予”改为“挥霍”)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情感发炎的症候。

在充满古典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写作《水云》时的沈从文,非常自觉将自己的这次写作视为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在写作最后一首“抒情诗”。这样的表述,让我突然联想起1989年5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诗人海子,在当代诗坛,海子正是被公认为中国20世纪的最后一位浪漫派诗人,随着海子的离世,不单是浪漫主义诗歌,浪漫主义精神也随之远离中国诗坛。

《水云》的最后,写作通宵的作家凝望着昆明郊区呈贡乡下自己小屋中深夜里油灯的灯花:

我当真就把灯花剔落了。重新添了两个灯头,灯光立刻亮了许多。我要试试看能否有四朵灯花在这深夜中同时开放。

长篇散文结束时,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美丽而令人柔肠百结的场景!有意思的是,初版《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在第四节没有提及第四位“偶然”,而结尾这一句恰恰也是“四朵灯花”,恰好说明其实这篇散文一开始,沈从文就有四位“偶然”的身影在心头,他确实是为了怕提及第四位“偶然”而引起一些人因妒嫉而来的“疯狂”。

一个已婚男人,在抗战还远未看到胜利的曙光之时的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的1942年,幻想能有“四朵灯花”在深夜里为他“同时开放”,这是一个多么奢侈、华丽、荒唐的梦啊。

这也许就是《水云》长久打动着我的主要原因:它太空灵又太实在,它太本分又太大胆,它太美丽又太荒唐,它太纠结又太洒脱……它有对情感小心翼翼的呵护,绝无假道学嘴脸,它属于那个时代但又远远超越了那个年代,它永远是为少数人而写的不求真正理解的心灵之歌。

在这个自命为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沈从文婚外情感中的四位女子、生命中的四位“偶然”幻化而成的深夜里的“四朵灯花”,她们是那么微弱又那么炫目。毫无来由地,让我再次想起了20世纪真正的最后一位浪漫派诗人海子在自杀前仅仅一个月时写作的传世名作《四姐妹》:

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

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

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

空气中的一棵麦子

高举到我的头顶

我身在这荒芜的山岗

怀念我空空的房间,落满灰尘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光芒四射的四姐妹

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

想起蓝色远方的四姐妹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像爱着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

我的美丽的结伴而行的四姐妹

比命运女神还要多出一个

赶着美丽苍白的奶牛走向月亮形的山峰

到了二月,你是从哪里来的

天上滚过春天的雷,你是从哪里来的

不和陌生人一起来

不和运货马车一起来

不和鸟群一起来

四姐妹抱着这一棵

一棵空气中的麦子

抱着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

明天的粮食与灰烬

这是绝望的麦子

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

永远是这样

风后面是风

天空上面是天空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1989.2.23

诗人燎原在《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中提及,海子短暂的一生爱过四位女子:一是仅比他小两三岁的女学生、名作《给B的生日》中的B;第二位是《献诗——给S》中的S,当年昌平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海子还有一首较长的《太阳和野花——给AP》,这位A是大学时认识、后来在成都某医科大学工作的女子,P可能即为传世名作《日记》中的“姐姐”——海子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已婚女同事。除此四位之外,燎原还记载了海子在西藏旅游时对于当时离异女诗人H炽热而短暂的倾慕。在海子留下来近百万字的作品、尤其是近300首抒情短诗之中,为B、S、A、P这四位女子、尤其是其中的B写下的爱情诗数量不少,成为海子抒情诗中最为动人的部分。海子喜欢通宵写作,比如1989年2月2日这天就写下了《黑夜的献诗》,一个多月后写作的《春天,十个海子》后面注明“1989.3.14凌晨3点—4点”,《四姐妹》也是在深夜写成,里面有“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和四姐妹“赶着美丽苍白的奶牛/走向月亮形的山峰”等语。在这种深夜,处在一种对于爱情和深爱过的女子的某种悲伤心绪之中,极易产生难以控制的幻觉,B、S、A、P彼此之间不会相互认识,但开篇第一句就是“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自己爱过的四位素不相识的女子——“光芒四射的四姐妹”列队而行,在深夜里是何等奇异、壮观的场景啊。

通宵写作、自认为是最后一个浪漫派的42岁时的沈从文,深夜里望着呈贡乡下茅屋里的油灯,等待“四朵灯花”同时为他开放。47年之后,北京郊区昌平“乡下”的深夜里,中国新诗公认的20世纪最后一位浪漫派诗人、25岁的海子当真就在这样的夜晚看到了“我的美丽的结伴而行的四姐妹”。中国现当代文学里关于爱情最荒唐、最离奇、最奢侈、最华丽、最动人的篇章,恰恰只能由这两位自觉的浪漫主义者完成。

沈从文和海子爱恋着的女子,为何都是四位?当然最好理解为偶合。某一次我在课上组织讨论《围城》,有位学生说方鸿渐生活中出现的四位女子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和孙柔嘉,令他一一对应地想起贾宝玉生活中的袭人、晴雯、黛玉和宝钗,一个是有过性关系的,一个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一个是理想女子,一个是妻子。不能将这样的联想完全视作武断的臆想,这里面或许也有可以原型批评理论思路来理解的地方吧?不管怎样,它是对于人性复杂的一次试探性理解。

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偶然翻阅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写作》(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7页有这么一段,我愿意将它在这里完整地抄录:

我想这正是我责怪书籍的一点,因为一般来说,它们并不自由。通过文字就能看出来:书被制作,被组织,被管辖,可以说变得规规矩矩。这是作家经常对自己使用的审查职能。于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寻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无害的形式。还有几代人死气沉沉,书写得十分腼腆,甚至还有年轻人。这是些可爱的书,但没有任何发展,没有黑夜。没有沉默。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作者。应景的书,解闷的书,旅行的书。但不是嵌入思想、讲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伤的书,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谈。

在我看来,这一段话也正好可以作为《水云》以及收入《水云》的文集《七色魇集》和小说集《看虹摘星录》等的一个恰当的注解,也可以理解为在现实中其实很腼腆的诗人海子的爱情诗的一个注解,它们正是“嵌入思想、讲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伤的书”。

鄙弃那些被一部又一部快速制作出来的当代长篇小说,而对像沈从文笔下“四朵灯花”微弱的光芒、海子《四姐妹》中荒唐的想象等永远感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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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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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现代中文学刊》 2017年0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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