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以大空间秩序告别普世帝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5 次 更新时间:2018-07-26 00: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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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旭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关注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提出的“大空间秩序”。按照施米特的论断,“普世帝国”产生自“大空间秩序”,空间秩序变革则是基于“例外状态”。在宣告“例外状态”的空间秩序中,一方面划出了法律生效的范围,另一方面则宣告了这个空间的自由。对于国际秩序而言,当普世帝国力图走向单一政治体系时,“例外状态”就成为帝国行动的直接前提。施米特希望德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夹缝中捍卫欧洲文明,从而为世界和平秩序奠定稳固根基,维系战后的世界和平。

   【关键词】 大空间秩序,例外状态,卡尔•施米特,普世帝国

  

一、行动前提:“例外状态”与空间自由

  

   1793年,大英帝国以给清朝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派出使团赴中国商谈通商事宜,此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历经多年的财富和土地积累,确立了西方第一殖民帝国的地位。当实现海洋空间的统治后,英国便开始觊觎3亿人口体量的庞大中国市场。英国人造访的时间正值法国大革命爆发,他们带着启蒙的姿态向中国皇帝单膝跪地,这在皇帝看来,无疑是一种挑衅。①当时中国人自持“中央帝国”的空间观念:周边国家要向中国“称藩纳贡”,“天朝上国”往往实行“薄来厚往”。乾隆皇帝拒绝了与英国通商的要求——这可以视为英国使节对乾隆皇帝的空间观念启蒙失败,然而,这并未阻止世界空间变革的到来。

   国人的现代空间观念转变源于晚清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变局”的“例外状态”。②魏源的《海国图志》打开国人空间视野,改变了“天圆地方”“万邦来朝”的天朝中心观念。与其说至此中国正视自己为世界一员,不如说被西洋枪炮摧毁掉了“中央帝国”的空间观念,强行拉入近代世界秩序之中,并被打上“远东”这一带有歧视性的地缘烙印。如果说《海国图志》还只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空间启蒙”,那么,面对海外强国自四面八方蚕食天朝的生存空间的危机,广东人谢缵泰绘制的漫画版《时局图》,则第一次从空间观念上震撼了普通中国民众。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汲取了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百年斗争经验,正视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矛盾,为反抗美苏两极霸权,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世界”战略理论,④建立了广泛团结反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的政治共同体。“三个世界”理论为建构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价值参照,推动世界由“两极”向“多极”政治空间发展。

   冷战之后,以苏维埃联盟为代表的弥赛亚式末世空间寿终正寝,威尔逊式普世主义空间秩序亦危机四伏。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新时代的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开放区域空间对世界格局产生积极影响,获得了世界多国的称赞。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西方学者无法跳出霸权主义思路,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⑤是一种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安全战略,指责中国企业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名在海外“掠夺资源”、经营势力范围。

   西方学者用霸权主义老眼光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不令人惊讶——这种思维源头在于西方学者基于自身历史而养成的思维逻辑。与中国人长期的“自我封闭的肯定”不同,西方人的空间观念生成于“空间的占取”。对于他们而言,西方的空间秩序变革的基础需要某种“例外状态”。只有“例外状态”为变更秩序提供“空间自由”。如何理解这一论断呢?“新世界”与“无主地”的发现,本身就是历史性的例外,这个“例外之外”是一个纯然没有法律规约的自由空间。按德国公法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诊断,在“例外状态”之下,现有的空间秩序规范被一种临时状况所取代,法秩序(全部或者部分)被悬置,随之产生的是一种新“法”,⑥它将成为决断秩序和创立新秩序的原生动力。只有在“法”的决断下,新的法权秩序才宣告完成,整个新世界历史演进脉络的图景由此徐徐展开。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曾经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建立的中世纪精神性空间秩序,被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陆地秩序摧毁,其背后的动力是“例外状态”的极端形式——战争。近代世俗化新形而上学越发重视“技术”与“理性”,然而,民族国家显然无法节制技术的扩张,相比中世纪的精神较量,现代技术性战争更为残酷。大航海时代背景下的地理大发现用“新技术”突破封闭的陆地空间,从而使欧洲人走向更为广阔空间的海洋殖民,商业力量开始勾勒出新兴帝国的形态。在这场空间秩序革命中,“技术”并未全然取消“暴力”。海上军队的建立成为国家跨越陆地、迈入海洋的标志,新旧空间秩序更迭也使得欧洲大陆的视野从陆地转向海洋,这直接导致了世界性的空间革命。海洋帝国成了近代的帝国形态:拥有庞大的政治单元,持扩张主义或曾将权威扩及广大空间,兼并新民族时仍维持差异和等级制度。⑦这与单一国家、单一民族、单一政府的民族国家存在本质区别。

   1918年,欧洲公法体系在大规模战争的冲击之下彻底崩溃,空中武装力量持续发展,航空线路不断扩张。这些因素为全球性普遍人道主义干预提供了技术性的支持,最终瓦解了传统帝国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野蛮血腥战争,战争结局引人深思:一方面,按照“永久和平”理想建立的超国家政治体系逐步形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也跨出一国疆界成为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期间两极的对立名义上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对垒,但在施米特看来,双方实际上都是以“普世帝国”的方式再一次瓜分世界。

   时至今日,普世性国际空间秩序已遭遇严重危机。冷战期间航空技术的蓬勃发展将空间秩序从“海陆空”三个空间维度提升到“星际空间”这一超越维度,同时,20世纪末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对空间秩序造成了新一轮的冲击,由此,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区分。

   虚拟空间的发展日新月异,秩序之外的“例外法权”——海盗、恐怖袭击、暴动等——也层出不穷。当下的空间秩序变革已经不能按照过去的世界经验来理解,施米特提出的“大空间秩序”⑧正好可以作为一个理论镜鉴。考察施米特的大空间秩序理论,大空间对普世帝国理念的针对性,以及以大空间秩序告别普世帝国的意图,有助于我们理解日益复杂的世界格局,进而反思当代中国面对的国际关系问题。

   要进入施米特空间理论的肌理,就必须回到“法”的古典含义。面对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新“例外状态”处境,何种“法”?抑或“法”应该如何奠定全新的世界秩序?下面我们就从“法”本身谈起。

  

二、承载法的大地:“法”的古典内涵

  

   但丁在《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论述过“例外状态”与“法”的关系,试图证明罗马统治世界的依据是法,而非暴力。他宣称,不经由法而达到法的目的(即共同福祉)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想要达到法的目的的人,都必须依法而为之”(quicunque finem iuris intendit cum iure graditur)。⑨施米特将但丁的观点再往前推,认为法是世界统治秩序的基石,但“主权就是决断例外状态”,而“法”基于“例外状态”之下的主权决断而确立。施米特谈论“法”(nomos)主要集中在《大地的法》⑩(1950),并散见于他的一些论述,如《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论国际法中帝国的概念》(194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秩序》(1962)、《游击队理论》(1963)等文本。

   “nomos”原是一个古希腊词汇,《古希腊语汉语词典》中对其有三种解释:其一,习俗和习惯之义;其二,法律法规之义;其三,旋律、曲调、歌曲之义。11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古代经典文本,本词的含义则不限于词典中所列举的——起码还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法”最为古老的含义有“划分界线”“分配”之义,正如《俄狄浦斯祷歌》写道:“我呼唤那神和人的神圣之子,属天的诺秣斯(Nomos)恒定星辰,标记大地与海水之间的准确边界,凭法旨守护自然的和稳之根。”12第二,作为正义生活的“法”。我们考察“nomos”一词的谱系,可以从俄耳甫斯诗歌的残篇中得到些许信息。普洛克洛在《柏拉图的神学》中写道:“在神主那里,正义女神是由诺摩斯与厄塞庇所生,是法律之神,虔敬的丈夫以及父亲。”13如普洛克洛所说,正义产生于主管人类的“法律之神”与“虔敬之神”,既要对神明虔敬,甚至保持畏惧,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也就是说,能够兼顾“保持虔敬”与“遵守法律”就是正义。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说道:“正义神给人类规定具体的法”。由此可以看出普洛克洛与赫西俄德之间的差别,前者是“法”分配正义,后者则是由正义来规定“法”。第三,作为统治者以及统治者法律存在的“法”。在6世纪以前,“法”具有神的地位,正如品达所说,法是万物之王。14在柏拉图《法义》(又译《法律篇》)卷七中,还存在一种“未成文法”。柏拉图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城邦政制未能得到良好维持的情状,他笔下的雅典客人把城邦比喻为房屋,而城邦礼法则是支撑房屋的柱子,一旦柱子发生问题,城邦必然面临倾垣断壁的危险。真正的支撑柱是什么呢?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实证法律,而是“未成文法”:它们是整个社会框架的黏合剂,把一切成文和制定了的法律同还未通过的法律联系起来。它们所起的作用同祖先的习惯一样,后者来自于遥远的过去。由于未成文法是被有效确立的,因此被人们本能地遵守,并保护现在的成文法。156世纪后,尤其在5世纪雅典民主制确立后,“法”开始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现,正如伯利克勒斯所说:“国家最高权力为决定人民应当做的事情而制定的一切条例就是律法。”16可见,随着雅典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推行,“nomos”已经由被动的神定转化为人为的活动,明显表现为政制(πολιτεία)决定法。最后,“法”是存在。在柏拉图的作品中,这个解释最著名的一处出现在作为《法义》序曲的《米诺斯》。文中苏格拉底说道,法律是对“是”(存在)的发现。人可以通过言辞来探查、发现、追索“法”。在交谈的言辞中,寻求如何按照“法”生活,能够发现人类自身存在意义。可见,“法”具有深远古老的传统含义。

   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对其原初意义有大篇幅的讨论,他发掘“法”最为古老的含义:“法在大地中生长”,从而“划分特定空间”,通过真正丈量土地,由此延伸出“空间”概念。“nomos是将大地的地基和地面以特定方式加以划分和定位的标准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秩序的基本架构。”17不过,划分空间之“法”,基础仍是一种统治权力。这种权力建构统一体内部自给自足的政治实体,“内在于建构具体空间秩序之初始行为的措施”,或者说是在“旧有基础上的扩展”。18最后,用“法”来划分世界空间,建构世界空间秩序,并不消除政治的敌友之分,故而施米特考虑的仍然是欧洲在“占取土地”的基础上,构建与德意志民族具有同质性的空间,让德国担负起欧洲文明振兴的责任,建立属于自身的大空间,促成多个政治单位共存的国际空间秩序。

  

三、“占取”:世界空间秩序重建


既然谈到划分空间,这就必然涉及“占取”(landnahme)这个概念。德语中所谓“占取”,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就是对“陆地的发现与占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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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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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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