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文本阐释的多样性与有效性

——在《文本世界的内与外》国际学术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 次 更新时间:2018-07-07 21: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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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 (进入专栏)  

  


   尊敬的海内外各位来宾、尊敬的校党委副书记覃红教授、尊敬的中文一流学科负责人胡亚敏教授、所有的与会代表和听众朋友:

  

   早上好!

  

   在这酷热难当的盛夏时节,大家仍然勇敢地跳进武汉这座火炉来参加本次盛会,不少代表边在微信群中高喊“武汉热死了”,边买高铁或飞机票来到武汉,对于这种为学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们学科全体同仁都深为感动,在此,请接受我对所有代表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多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从政治舞台上的“吹鼓手”,逐渐退隐到了“灯火阑珊处”,表面上看它的地位似乎一落千丈,实际上恰恰是在向它的学术本位回归。因此,在它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同时,它也就越来越被当作学术——学术本来就是“荒江野老屋中”素心人的孤寂行为;也因此,这四十多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硕果累累,在座的各位学术名家和学术新秀,既是这些成果的见证人,也是这些成果的创造者。

  

   每一次重大的胜利之后,我们都应该打扫战场和总结经验。另外,在古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同行们目前也面临着许多瓶颈,对文本世界的内与外有许多困惑。我们古代文学学科与《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便是打扫战场的初步尝试,以寻求古典文学研究新的突破。这次大会的宗旨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差异与通融,探究文本阐释的多样性与有效性。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从过去的单一视角变成了现在的“多重视域”,从过去的“作品”(work)变成了现在的“文本”(text)。“多重视域”中有不少视域移植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本”概念更非华夏所本有,连这次大会的名称“文本世界的内与外”也是源于西方,因为“文本世界”这一术语出自西方的“文本理论”,而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则出自韦勒克等西方文艺理论家之手。遗憾的是,除了包括与会的少数学术名家之外,部分古代文学研究者对“文本”概念不甚了了,我们把“文本”当作“作品”的同一概念,用“文本”代替“作品”不过是追求时髦。不仅仅是对“文本”概念不甚了了,至少我本人对西方所有新流派、新方法、新术语都是囫囵吞枣。我曾在一本论文集的自序中说过,这几十年来“西方‘历时性’的学术进程,在中国‘共时性’地全面铺开,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解释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新流派还没有混到眼熟,另一个新流派就挤到前排;一种新方法还没有学会,另一种新方法就取而代之。学者们在这些新学派、新方法、新概念面前目迷五色”。各种新理论新方法一齐涌进中国,一方面是时间太短难以消化,一方面是过于浮躁难以沉潜,我们对这些新东西的接受,基本上是采取猴子摘果子的办法——一边摘一边扔,扔到最后手头一个不剩。

  

   任何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不是理论上“知道如何”运用,便在实践中“能够如此”应用。正如写诗一样,不是你明白了平仄、押韵、对仗,就能写出优美的格律诗来。譬如被视为文学内部研究的现代语言批评,从俄罗斯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派,引进之初古代文学学界不少学者跃跃欲试,出现了不少的论文,并留下了少数名著,但很快大家都对此兴趣索然转而抢占其他 “学术高地”。从整体上来说,我们至今对俄罗斯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仍旧似懂非懂。形式主义也好,新批评也罢,都旨在确立文学语言的独立性,追求文学批评近似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建构一种“科学的文学研究”,为此他们切断作者与作品的联系,极端地宣布“作者死亡”,高调地批判作者的“意图谬误”。这种研究模式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关,从康德追问“我们能认识什么”,到罗素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们要把所有研究都提升至“科学”的水平。我们的文化传统对此却十分隔膜,古代虽然有汗牛充栋的诗话文话,诗话文话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绝大多数诗话文话作者并没有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甚至还没有明确意识到是在进行文学“研究”,他们不过是兴之所至的文学消遣,是对诗文高下任心的随意褒贬。说实话,由于习惯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们远没有取到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真经”。未能取到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真经”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许多研究者的知识储备不足,要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路数去研究中国古代诗歌,需要音韵、文字、音乐等知识积累,还需要懂得并能领略古代诗文的艺术技巧,然而,从电视上某些古代文学教授一谈古代文学便丢人现眼的情况来看,少数教授古代文学的大学教师可能连平仄也一窍不通。

  

   岂止是对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浅尝辄止,我们对其他新理论新方法也是在跑马圈地。

  

   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发扬,在座的各位学者做得十分出色,但不可否认在追逐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不少传统的述学体式已经式微甚至绝传,前些年我曾在《读书》上发过一篇长文《别忘了祖传秘方》。近十几年来,萧驰阐发中国的“抒情传统”,周裕锴总结“中国古代阐释学”特征,蒋寅诠释中国“古典诗学”,傅道彬审视“礼乐文化和周代诗学精神”,葛兆光辨析“背景与意义”,与会的先生们各自正从不同路径梳理或反省传统研究方法,这些反省和梳理对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都极具启示意义。不过,从总体上看,我们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运用,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仍停留于“自在”的阶段,远没有达到“自为”的水平,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理论自觉。比如“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用得十分普遍,可它到底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它是否能够“切中”古典文本?就“知人”而言,我们常常是先通过作品来了解作者,再回头又以作者来分析作品,一般情况下都在进行这种“阐释的循环”。以作品来认识作者其实十分危险,人们过分地相信“文如其人”的古训,以致忘记了元好问“心画心声总失真”的提醒。试想一下,人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自己的枕边人尚且言不由衷,对古代作家以诗文立命的门面话怎么可以轻信?在很多场合,语言并不是在表现自我,恰恰是在遮蔽真我。如何从纸面上的文字,读出纸背后的真情,这需要丰富的社会阅历,也需要深厚的专业功底,更需要清醒的问题意识。“知人”不易,“论世”亦难。 “论世”这种方法有时候同样并不靠谱,如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目空一切,产生于富丽繁华的大唐盛世,杜牧的“叱起文武业,可以豁洪溟”这种把地球当足球踢的豪言壮语,则出现在风雨飘摇的晚唐衰世。可见,从这些诗句并不能推断“世情”,从“世情”也未必能把握文本。

  

   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熔冶中外研究方法于一炉?有没有可能打通古代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有没有可能在研究方法多样性的前提下确保阐释的有效性?我们正期待所有专家的卓识宏论。

  

   每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亮点与盲点,学术大家才能掌握十八般武艺,像我这样的普通学者学会一种招式就十分可观。关键是我们要有内在的坚守,不跟着风气转移而随波逐流,在古代文学阐释的实践中掌握一种研究方法的精髓,并将它运用到出神入化的程度,这种研究方法就成了我们自己的“拿手好戏”。在学术研究方法这一问题上,可以别古今,不必分中外,把哪种方法玩成了“绝活”,把哪种理论推向了顶峰,哪种方法理论就属于我们自己,哪种方法理论都必须倾听“中国声音”。乒乓球起源于英国的桌球,但如今乒坛上我们打遍天下无敌手,乒乓球于是便成了我们的“国球”。

  

   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正昭示了我们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古代文本世界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既是一种智力活,又是一种技术活,因而 ,既要有功力,也得有见识,更须有才华,与会学者有的执学界牛耳,有的是学界前锋,有的是学界新秀,“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大家无不才学识兼备,因而,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干得很好,未来几十年我们将干得更好!

  

   凭大家治学的才气与热情,凭对学术的敬畏与虔诚,我们祝愿并深信本次大会将圆满成功!

  

   谢谢!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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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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