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荣明:心灵秩序与治道价值:孔子“兴灭继绝”思想新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 次 更新时间:2018-06-30 23: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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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荣明  

   内容摘要:“兴灭继绝”是孔子阐述“帝王之法”时的一个重要观念。就先秦时期而言,天子诸侯等统治者是兴灭继绝的实践主体,兴继的对象既有有先王后裔、前朝之国以及本朝诸侯、公卿,它们可以看成是一个以祖先祭祀及族群德性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

   孔子主张兴灭继绝,是希望维系天下秩序之和平稳定与优良治理,具有强烈的回归周制、复礼、复封建的倾向,也具有强烈的治道价值,隐含了他对某种文化命脉断绝的隐忧。

   可以说,孔子的兴灭继绝理想强调的是对于治理架构中关键环节出现断裂后的弥合,讲求的是治理主客体在时间序列中的绵延问题,秉持的是社会构成各个单位主体都有存续的需要与权利的立场。

   这不仅是血缘关系的延续,更是一个事关生之为生、国之为国的公域论题,对于我们今天思考生命的价值以及治理的目的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孔子;兴灭继绝;共同体主义;治道理想

  

一、引  言

  

   “兴灭国,继绝世”语出《论语·尧曰》,简作“兴灭继绝”或“存亡继绝”,是孔子陈述“帝王之法”时的一个重要观念,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1]

   遗憾的是,此观念曾在“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被作为孔子“复礼”行动的主要纲领之一而遭到曲解与批判。此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风气的转变,学术界对孔子思想开始有新的认识,并产生了大量的开创性成果。

   但学界一般仍将“兴灭国,继绝世”简单解释为“恢复被灭亡的国家,承续已断绝的后代”,而没有对这一观念的历史背景与精神旨趣进行全面探究并作出整体评价。[2]

   为此,本文将从“兴灭国,继绝世”的古今注疏谈起,致力于探明“兴灭继绝”之主客体性质特征及其治道价值,从而揭示孔子此一思想与早期中国之心灵秩序、治理框架以及社会构造的内在关联。

   最后,简要探讨“兴灭继绝”在宋代所发生的转替及其时代意义。要言之,本文希望通过对孔子“兴灭继绝”观念的探究,直接而真切的再现华夏民族对于生命生活以及社会秩序的认知、想象和希望。

  

二、古注今读:“兴灭国,继绝世”释义


   自西汉以来,《论语》就一直是中国识字人的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疏亦是常识。因此,从历代学人的注疏出发,不失为一种初步理解孔子“兴灭国,继绝世”观念的有效方法。

   在诸多《论语》注疏著作中,网罗汉儒旧义的何晏《集解》与广辑自魏迄梁诸家的皇侃《义疏》,可谓《论语》古注之渊薮。

   何晏解“兴灭国,继绝世”云:“诸侯之国,为人非理灭之者,复兴立之;贤者当世祀,为人非理绝之者,则求其子孙,使复继之。……政化若此,则天下之民归心焉,而不离析也”。[3]

   何晏将兴继的对象——“国”与“世”分别定义为诸侯之国与贤者之祀,还将遭“非理”“灭”“绝”作为“兴”“继”的条件。

   在此基础上,何晏指出复兴、复继这些遭非理而灭绝的诸侯之国与贤者之祀是“政化”的表现,可以使天下之民归心而“不离析”。

   但是,何晏此处并没有对兴继的主体作出界定,也没有对何为“非理”给予说明,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对兴灭继绝何以能使民归心提出充分的解释。

   皇侃《义疏》基本延续了何晏的思路,他疏“兴灭国”为“若有国为前人非理而灭之者,新王当更为兴起之也”,疏“继绝世”为“若贤人之后被绝不祀者,当为立后系之,使得仍享祀也”。

   与何晏的注解相比,皇侃对于“国”之所指作了一种模糊处理,但从他将“新王”作为兴灭国的实施者来看,皇侃是倾向于将“国”理解为与本朝相对的前朝之国。

   相应的,皇侃对“世”的理解与何晏的基本一致,可以疏为贤者之祀。与何晏所不同的是,皇侃虽然强调兴灭继绝能使天下之民归心,但他更为突出民众“襁负而至”这一行动本身。[4]当然,皇侃也没有对民众“襁负而至”的内在机理作出充分解释。

   何晏《集解》与皇侃《义疏》之后,《论语》注疏中影响最著者莫过于朱熹的《集注》。

   朱熹将“兴灭国,继绝世”概括为“兴灭继绝”,并认为这是指“封黄帝、尧、舜、夏、商之后”。可见,与何、皇相比,朱熹大大缩限了兴继对象的范围,同时没有对兴继之主体进行界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特别从“皆人心之所欲也”的角度,对兴灭继绝以及举逸民之所以能使天下之民归心进行了解释。[5]

   不过,朱熹没有进一步从社会心理层面对兴灭继绝何以能为民心所欲作出进一步的说明。相对于朱熹对《论语》所作的心性论诠释,清代刘宝楠的《正义》则因汇集考据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而知名。

   在对“兴灭国,继绝世”进行解释时,刘宝楠先是引《尔雅释诂》和《公羊僖五年传》对“灭”进行训诂,然后引《许氏五经异义》将兴继对象——“国”与“世”分别定义为诸侯与卿大夫。

   刘宝楠还引《白虎通·封公侯》和《尚书大传》,以及汉成帝之诏书,指出从表彰受封之诸侯的功德、延续受封诸侯的祠祀来看,兴灭继绝当为封建制度应有之义。[6]

   可见,刘宝楠基本把握了兴灭继绝的基本精神。但由于刘宝楠运用的是传统考据训诂的研究方法,尚不能对此基本精神作进一步铺陈。

   与传统注疏不同,现代学人在对“兴灭国,继绝世”进行解读时,往往是直接阐发该观念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意义及其可能蕴含的当代启示。

   如李泽厚在《论语新读》中就将其翻译为“复兴被灭亡的部落国家,继续被中断了的氏族、宗族”,可见,他是将部落国家、氏族宗族作为兴继的对象。

   孔子倡言“兴灭国,继绝世”的原因,李泽厚则认为是因为一大批原有的家族、氏族、部落、部族的政权在春秋时被灭亡,孔子希望恢复它们。

   李泽厚还进一步指出,孔子希望恢复远古礼制,强调爱护人民(氏族成员),要求责任和错误由首领来承担,显示出氏族部落社会的原始民主的一面。

   当然,李泽厚还从古今中西对比的角度出发,特别强调儒家孔学“兴灭继绝”之“民主”与现代西方法治民主的区别与距离。[7]

   与李泽厚在中西比较中所得出的结论不同,南怀瑾引周朝封建殷商后代以及秦汉之际项羽与刘邦的存继实践,指出“兴灭国,继绝世”乃是中国文化的重点,是有别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思想。

   并且,南怀瑾暗示,周朝“兴灭继绝”说代表的是传统的正确的路,是人类应该走什么路。[8]

   与南怀瑾类似,李零将孔子“兴灭国,继绝世”解释为“恢复被灭亡的国家,接续它的祭统”,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征服过程中为应对种族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以及文化不同,克服简单的灭绝种族、灭绝宗教、灭绝语言、灭绝文化的一项政治传统。[9]

   从上述梳理来看,古今学人虽然对孔子“兴灭国,继绝世”进行了一定的疏解工作,但由于文体及诠释方法的限制,他们对兴继的主体是谁、兴继的对象是什么、此种兴继行为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孔子兴灭继绝思想的历史源流,都缺少全面统一的结论。

   接下来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

  

三、谁主兴继:兴灭继绝的实践主体

  

   孔子虽然对“兴灭国,继绝世”作出很高的评价,但此思想实际上是早期中国政治家的发明,他只是陈述“帝王之法”而已。

   从历史发展来看,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秦思想家们所极力鼓吹宣的,是将“兴灭继绝”共喻为天子诸侯所当努力实践的政治规范。[10]

   也就是说,孔子“兴灭继绝”理想要能明确见其成效将有待统治者付诸实现,天子诸侯等统治者才是兴灭继绝的实践主体。

   首先,兴灭继绝是天子“以怀诸侯”的政治行为。

   据汉代刘向《说苑·君道》记载,殷商高宗武丁曾因有亡国之象,而“饬身修行,思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此,刘向高尊其为“存亡继绝之主”。[11]

   本文无意细究武丁是否真的有过兴灭继绝之举,但从刘向的用语中可以看出,武丁的兴继故事是刘向受孔子影响而创作出来的。从现有历史认知而言,周武王灭殷后分封先王及殷商后裔才是天子兴灭继绝的典型代表。

   《礼记·乐记》记武王存先王之后曰:“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后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祀;投殷之后于宋”。

   《史记·周本纪》亦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对于存殷之事,《史记·卫康叔世家》记武王“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

   可见,西周初年周王朝在分封同姓宗亲和异姓功臣之外,还通过分封先代的旧族或前朝后嗣,以实现兴灭继绝的目的。

   为此,朱熹才会在《集注》将“兴灭继绝”缩限解释为“封黄帝、尧、舜、夏、商之后”。当然,正如后文将要提到的,周王的这一传统也确实为此后历代帝王所延行,而就周王朝本身来说,亦曾为后世帝王所存继。

   其次,兴灭继绝不仅是“王道”的标志,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霸道”的重要规范。

   在这方面,春秋首霸齐桓公的表现堪称典型,他曾“存三亡国(杞、卫、邢)以属诸侯”(《左传·僖公十九年》),并“伐谭、莱而不有也,诸侯称仁焉”(《左传·庄公十年》《管子·小匡》)。

   《韩诗外传》特别将“存亡继绝”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起作为齐桓公霸业大加传颂,而这大概也是孔子称赞齐桓公“正而不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的原因之一。

   齐桓公的兴灭之举显然离不开管子的鼓吹与宣扬。如在被齐桓公问及“其行义奈何”时,管子就强调要“弱强继绝,率诸侯以起周室之祀”,并得到称许(《管子·轻重》)。

   又如,管子将“外存亡国,继绝世”作为“为国之大礼”向齐桓公陈说(《管子·中匡》)。此外,管子还多次向齐桓公言及“存亡定危,继绝世”(《管子·霸言》)与“存亡继绝”(《管子·小问》)对于王道霸业的重要性及。

   再来看春秋时另一霸主晋国的情况,虽然晋文公被孔子称为“谲而不正”(《论语·宪问》),但晋国国主亦多有兴继之举。如《左传·僖公五年》记晋灭虞而“修虞礼”,所谓“修虞礼”就是“虞虽被灭,晋仍不废其祭”。

   《左传·襄公十年》则记有晋在灭了偪阳国抓走国君广献于武宫后,“使周内史选其族嗣,纳诸霍人”,《左传》称此举为“礼也”。一度被认为是蛮夷之邦的楚国与也多有兴继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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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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