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农村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4 次 更新时间:2018-06-22 08: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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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进入专栏)  

   最近10多年一直在全国农村调研,感受到了中国农村巨大的变化。2004年主持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10多年来中心师生累计在全国调研数万个工作日。2013年至2015年中心师生利用春节返乡机会撰写回乡记,2013年写了60多篇,2014年和2015年各写100多篇。从中心师生所写近300篇回乡记来看,虽然每个人的家乡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所写主题也不同,但所有回乡记都自然而然汇成一个时代主题,就是当前中国农村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变。在读中心研究生所写回乡记时,这些年龄比我小20岁的同学普遍强烈地感受到了家乡巨变,有趣的是,他们所记忆小时候的家乡,也就是1990年代的农村状况,竟然与我小时候家乡记忆十分相像。再向上推,人民公社时期、建国前乃至秦汉以来2千多年的中国农村,生产力当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关系也差异极大,但是,在2000年以前的数千年,中国农村的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村尤其是农业,村庄相对封闭,农民很少流动,村庄结构相当稳定,农村社会的变化极其缓慢。因为社会变化缓慢村庄结构有能力通过自身调整来应对和吸收这种变化。到了2000年的世纪之交,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大规模地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农村留下老弱病残,普遍出现了空心化。农村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

   将田野调查所形成的感觉诉诸统计数据就更有说服力了。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2014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3%,短短十几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了接近20%,也就是说,十多年时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了大约1/5,农村人口的大约1/4进城了,他们在城市就业,从城市获得收入,主要时间在城市度过。相应地,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业相对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不重要。农村不再是农民唯一活动的空间了。

   在2000年的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巨变,第一个层面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千年来国家都是从农村提取资源,皇粮国税不可免,到2006年国家竟然取消了农业税。传统的以收取农业税为中心形成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面临巨大转型。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拿出越来越多财政资金支农,到目前,国家每年涉农转移支付超过万亿;第二个层面是农村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不仅建立在家庭以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门子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冲击,而且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巨变之中;第三个层面是农民价值与意义世界的变化,传宗接代观念受到冲击,为什么活,活着要干什么,现在成了问题。

   上述三个层面的巨变当然不是在2000年的世纪之交突然开始的。近代以来,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被迫走上现代化之路,中国就开始告别已经循环数千年的传统社会,走上了巨变之路。这样一个巨变发生在各个方面,核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巨变积累到1990年代时,中国农村仍然居住着70%的中国人口,农村社会仍然相对封闭,农村社会结构仍然稳定,一切都好像在变又未变。到了2000年,农村变化就到了一个关键节点,猛然间加快了速度,形成了对所有观察者震憾的能量,以致于相对2000年以来的农村巨变,过去数千年的农村似乎没有变化。

  

   中国农村的这样一种巨变,最显著变化是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经商,主要收入来自城市,主要生活场所也是城市。这样一个变化是农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来越多就业机会,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进城的保障。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人多地少的问题就有很大缓解,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大幅度减少。这个意义上,农民进城是农民的选择,也是他们福利的改进。农民进城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的进城,而不是全家进城,因为全家进城的成本太高,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持他们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农民选择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当前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这样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这样一种家计模式可以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这样就可以让农民家庭每年都有经济的节余。有节余的日子才是比较好过的日子。同时,这样一种半工半耕必然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造成农村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变化。

   农民进城,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对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则是弊大于利。正好国家自20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不仅为农村最弱势群体提供了低保和困难救助,而且为农民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新农合、新农保支持,从而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的保底,缓解了农村中的绝对贫困。国家支农资金还为农民提供大量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正在快速改善。

   国家投入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存在的问题,但国家投入不是万能的,因为国家不可能为所有人提供全面完善的公共服务,很多公共服务要靠农民自己来做。国家可以为农民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国家无力解决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普遍存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并不是工程问题,更不是国家投入的问题,而是农民组织问题,即这些与农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密切相关的事务必须要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国家不可能为每一个农户打扫他们门前的生活垃圾。在传统的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力量弱化甚至解体,而国家又无力来接替时,农村社会就出现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垃圾这些看得见的问题上面,而且表现在人情恶性竞争、住房无序攀比、人际关系变得冷淡、赌博越逾普遍、地下宗教泛滥等等方面。这些问题几乎表现在农村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且正是这些问题聚集起来呈现出惊人的农村巨变,这些巨变触动每一个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春节返乡的人们。

  

   中国农村规模巨大,幅员辽阔,2000年世纪之交发生的农村巨变在不同区域又有差异。总体来讲,当前中国农村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上划分为东中西部农村,和从村庄社会结构方面划分为南中北方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已经形成包括农村在内的城市带,这些沿海东部城市经济带,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农村不仅没有空心化,反而变得更加繁荣。从东部地区农村内部看,少数村民通过办厂经商发家致富,成了企业家,大部分村民却只能在已经形成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务工,获得有限收入。外来农民工则很难融入到沿海发达地区,他们在发达地区赚钱,而准备回自己家乡消费。也就是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分化,及因此而来的社会分化。

   中西部农村经济相对欠发达,大量农村人口流出,甚至有农民全家进城不再种地,这些进城不再种地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仍然要依托土地获得收入的家庭,从而在农村形成了大约占农户总数10~20%的主要收入在农村、社会关系在农村、家庭结构完整、总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所谓“中农”家庭,这样的“中农”加上留守农村的老弱病残,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从而为国家资源下乡和农村内生秩序的维系提供了可能。

   从南中北的区域差异来看,因为历史和地理等等原因,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省区如广东、福建、江西、广西等农村,村民大都是聚族而居,村庄与宗族合二为一,宗族组织较为健全有力,农民的宗族观念也相对较强。因为存在如宗族这样的结构性力量,面对快速变迁,虽然宗族本身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在这个过程中,宗族却仍然可以在一些方面回应冲击、缓解冲击。华北农村,村庄内一般都分为若干小亲族集团,不同小亲族集团在面对外来冲击时,可能会以更加激烈的内部竞争表现出来,所以很容易出现离谱的面子竞争。长江流域的中部农村,在农民家庭之上缺少强有力的结构性力量,是所谓原子化村庄,这样的原子化村庄中,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力量对于维系基层秩序、解决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更加具有重要性。

  

   2000年以来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变。这是中国一百多年持续进行的现代化最终在农村地域上的体现。这种巨变还会持续很多年。这个数亿农民生活于其中的巨变的中国农村已经出现很多问题,还会产生新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不仅让农村缓解巨变带来的不适与痛苦,而且最终与城市一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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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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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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