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水法:社会焦虑与最低共识——在“文化:焦虑与认同”论坛上的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8 次 更新时间:2018-06-18 01: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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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法 (进入专栏)  

   非常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的邀请,谢谢沈院长和曙光兄。今天的这个题目——焦虑与认同,我觉得非常好。

   我也谈两点,第一点谈焦虑。

   我先来问一下:焦虑有几种?今天,整个世界都处于焦虑状态之中。像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法国勒庞所代表的极右势力的崛起,都体现了欧美社会的焦虑,同时激起了更大的焦虑。那么,我们中国人的焦虑是什么?我想,西方人的焦虑我们中国人也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还有与他们不同的焦虑?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出现焦虑,但这种成长的焦虑应当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进一步说,在正常社会和非正常社会,人们都会产生焦虑。现在,这个论坛从文化的角度来讨论焦虑, 那么,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非常态的焦虑?我想,只有在做了这样一个区分后,我们才能更清楚和集中地讨论问题。开圆桌会议也好,举办论坛也好,当然首先坐下来分析问题,我想,最终的目的还在于解决问题。实际上,对学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在问题提出来之后,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焦虑就是一个问题,而且在今天看来,还是一个大问题。有一些焦虑可能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只有靠药物来抑制,比如说抑郁症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焦虑。这种焦虑在正常的社会也存在。还有一种焦虑,不是日常的,不是病理性的,它是社会性的焦虑。我以为,就我们中国社会来说,这样的焦虑是政治的焦虑。中国社会缺乏一个清楚、明白和内在一致的规范体系,这就是社会焦虑或政治焦虑最根本的原因。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这个社会当然有法律,中国也有宪法。但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件,经常让整个社会陷于恐惧、不安、焦虑或左右为难的境地,仿佛法律不存在。比如大家刚才提到的聊城杀人案,按照中国的刑法,那个年青人的行为很清楚就是正当防卫,但是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人们对这件事的恐惧和焦虑就在于:当你的母亲受到侮辱,你自己的人身安全面临极大危害的时候,你却不能通过反抗以保卫自己的亲人,保卫自己。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法院的要求是:你要正确处理(参见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16)鲁15刑初33号)。

   但是,中国刑法的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一条的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条的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里容易引起争议的是第二款中的必要限度。但是,人在保卫自己及亲人的生命的危急关头,如何能够清楚地思考必要的限度?即便如此,法律也要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但是当事法院的判决书虽然说到了从轻判决,但实际判处的徒刑却很重,无期徒刑。民情汹汹,通过舆论和各种新媒体反应出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就集中到了这个事件中的辱母行为上面。但是,在我看来,民情反映出来的是恐惧、愤怒和焦虑,即在警察无法保护自己和亲人的安全,而正当自卫又导致受到法律严厉制裁的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社会是不是就是一个比弱肉强食的社会还要糟糕的社会,一个比通行丛林法则的社会还要危险的社会?依照丛林法则,自己保卫自己、保护自己亲人的尊严和安全、尤其是在中国人传统中至高的母亲的尊严的结果,至多就是导致私人复仇,而在这个案件里,正当防卫却要受到国家政权机构的严厉制裁。从现在的信息来看,那一伙讨债团体是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情况就更严重了:黑社会组织可以公然横行,而普通民众则被禁止反抗。

   两年前,我的一个已经毕业了的学生在同学群里诉说了他经受的焦虑。什么焦虑呢?一个下雨天,他开车在路口遇绿灯转弯,撞上了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查看录像发现,他没有违犯交通规则,原来是骑车的人闯红灯,他躲避不及,电动车撞上了他的车。但是,警察为了让他承担次要责任,要找一个他违规的情节,以便让保险公司出钱。最后他们找到的违规情节就是,他车里放置的一个小物件可能会遮挡视线,为此,他要承担次要责任。他的焦虑在于,他严格地遵守了交通规则,却遭遇了事故,为此不仅花费了许多精力、时间,最后还花费了金钱。除此之外,心理上承受了很大的负担。中国的交通法则和处理方法,让那些遵守规则的人也要承担那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造成的事故的后果,而使那些违反规则的行为成本很低,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则反而常常要付出无妄的成本。那么,这样的交通法规和处理方式是鼓励并约束人们遵守交通规则呢,还是鼓励人们违反规则?在这样的事实和疑虑面前,人们面对国内混乱的交通秩序,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理状态就是持续的焦虑。

   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媒体报道,中国民法典编纂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在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今年10月1日起就要施行。中国民法典前后三次启动编纂,前两次失败了。这次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编了三十多年。这个总则的编成和施行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民法典》规范民众的私人权利,《民法典》编纂施行之后,许多涉及个人权利的事务就可以得到规范的处理。当年拿破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法国农民跟着他,打遍欧洲无敌手,就是因为他制定的《拿破仑法典》,也就是《法国民法典》,使法国的农民得到了解放,最重要的是,法国农民的私有土地的权利得到了明确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之所以三起两落,就是因为存在很大的争论。有人反对《民法典》,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体系。但是,无论如何,《民法典》还是非编不可,《民法总则》已通过,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然而,里面的一个条款又引起了争论,让许多人焦虑了起来。什么条款呢?其中有一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现在引发出来的问题是,英雄人物谁来决定?人们是否可以客观地评价英雄人物?如果谁是英雄人物没有法律的程序来规定,现在加上了这样一条条款,侵害他人的荣誉又是一个难以断定的事实,那么在日常谈话中,学术研究中,人们就可能随时随地陷于违法的境地。比如说,明天我的朋友高全喜教授被认定为英雄人物了,我的言行对他不敬,我就违法了。过两天,他因为什么事情又不算英雄人物了,那么这个违法行为又如何算?岳飞一直是传统的民族英雄,但到了当代,各种不同的意见就出现了。如果为了民族团结,金兀术也被认定为民族英雄,那岳飞的英雄身份又怎么算?这无疑给我们这个社会又增加了不确定性的因素。因此,焦虑在今天是普遍性的,许多是政治原因造成的,它们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不确定、不可预测。

   一个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好,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也好,一些学者和官员,常常要把它拔到道德的高度,说要有如何伟大的目标,人人要如何成为圣贤。实际上,这些都是误导,都只是一些人的私人偏好。一个良好的社会,就是普通人能够过上安安静静、清楚明白的简单日子。人们这些年喜欢说的“人世安宁,岁月静好”,就是这样的社会,它就是好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就需要一种清楚明白的秩序和规范。普通人能过普通人的生活,你要做英雄人物也大有机会。现在的情况是,每个人不知道哪一天他自己就犯了规矩。巡视组、纪检组针对官员,与平民百姓没有多大干系。但是,如房屋居室、交通规则、平时经营、日常谈话等一系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事情,却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安身立命,对生活的感受,对社会的态度。一个人天天按照法律和规矩地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是,某一天他的房屋被拆了,他的经营莫名其妙地受到干扰了,他与朋友的聊天被举报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房子的所在的地段被别人看中了,他被认为犯了某一项他自己也不清楚的规矩和法律。这样的社会就不是良序社会,造成这样普遍的非生理性的焦虑的基本原因,大家可以明白,是政治的。前一段时间,中国的主流媒体热烈讨论一名企业家夫人移民的事情。那么,这位女士为什么要移民呢?她说,她不清楚自己的财产有没有最终的保障,或者哪一天财产会不会就变成不是她自己的了。人们在媒体中经常看到,贪官联合黑心商人,把别人的财产变成自己的财产。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发生的事情,让人们的生活虽然不至于朝不保夕,却也不知道未来究竟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讨论焦虑时,要对焦虑做一个区分。有一些焦虑是要通过医学手段来处理的,而有一些焦虑是要通过建立一个良序的社会来化解。今天讨论的文化焦虑,主要就是出于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的焦虑,所以它需要通过政治的途径来消除。当然,中国社会也不是没有进行过这个方面的努力,事实上,许多人都在努力。比如,李克强总理近几年来持续强调,要简政放权,废除形形色色过多过滥的行政许可,“营造公平法治便捷透明的市场环境”。[1]那些谁也搞不清楚的行政许可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陷于无端的困境和焦虑,比如大家最熟悉的一种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虽然听起来荒唐,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由于这些多如牛毛的行政许可和规定,人们在不知不觉就陷于违规的境地。又比如,前两年,一个河南的餐馆老板从郑州搬家到新郑,在他在新郑新开的餐馆里用了从郑州搬回来的半箱盐。他违法了,盐被没收,还罚款200元。[2]在座的各位以为我在说笑话,但这就是真实的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多数人不想当盖世英雄,他们就想过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我想,这就是所谓小康社会的真谛。中国政府把小康定为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么,为达到这一目标最需要做的努力,就是要把一些根本原则和规范非常清楚地建立起来,让每一个人都能明明白白地过上安定的日常生活,比如说,知道自己的房屋、财产是有最终的保障的,那些想要搞文革的人不可能得逞,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在某一天可以组织一批人去抄别人的家;哪些钱是该交的,而哪些钱是不该交的;愿意过普通生活的人可以走自己的道路,愿意建功立业、成就伟大事业的人也有自己的机会。这样的社会,我想,就是一个好的社会。不管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良序社会,最根本的目标都应该定在这一点上。

   关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化的解释,以前有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等理论,也有新教伦理变迁、世界体系等学说,但是,实际上最为核心的一点是,先在荷兰,后来在英国,保护个人权利的体系建立了起来。每个都知道或可以知道,他有什么权利,比如,你从事商业要缴什么样的税,什么情况下,别人不能来侵犯你,警察也不能来干涉你、随便收你的钱。政府的职能就是通过这样的权利体系来保障社会的秩序。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个人对自己所要从事的商业活动的赢利和风险都可以清楚地计算出来,因为税收是明确的,此外的收益都是个人自己的。因此,工业革命只是在这个制度上才真正开始起飞,在这样的权利体系之前,许多新的技术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也没有促使经济起飞。因为没有旨在保障个人的权利体系,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财产和安全的底线在什么地方,人们去冒险从事商业和工业的意向就很低,而这种活动在进行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只有在一种权利体系之下,人们的商业冒险、工业创新精神才会迸发出来。现在,中国社会提倡全民创业,全民创新,如果一个明确的权利体系能够最终建立起来,那么事实上甚至不需要太多的行政激励和主导,人们就会自发地投入进去。否则,再是凭空提倡,也不会有多大的效果。

   仰融

前些天,主流媒体又纷纷报道了仰融的事情。仰融早年创立金杯汽车和华晨汽车两家企业,1992年他又成功地让华晨汽车在美国纽约交易所成为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后来,因为企业所有权争执,他在美国起诉辽宁省政府,而辽宁省检察院以其涉嫌经济犯罪批准逮捕他,他成了一个避走美国的刑事通缉犯。从现在的报道来看,仰融又作为正面人物出现了,他的故事成了创业励志的事迹。报道说他要在新能源汽车的事业中大显身手,仿佛是新能源汽车大潮中的大人物。这样的起伏波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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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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