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达文:为何要从自由主义回归古典儒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 次 更新时间:2018-06-16 01: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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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达文  

   如果说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潮也有相近之处,那就是它的创始人孔子与承续人孟子,都致力于淡去神,凸显人。

   关于个人与社群的关系,近二三十年海内外争论甚多。我在这些议题上没有下过功夫,并不着意关心各种见解在理论上是否圆熟的问题。我关切的是现实。我们显然已经无法无视现实世界的种种乱象:

   人与人的关系,正在迅速地蜕变为利欲关系、“互市”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为极端的“民族利益”所驱动,且不说原先侵害过别国杀害过千千万万民众的,没有丝毫的忏悔意识,原先受过别国全力帮助才使自己的国家获得独立的,没有感恩之心,即便像一贯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标榜,曾经赢得许多赞誉的,像美国,也不再保留原有的包装,而在全球每一角落为“美国利益”而斗争。

   很多时候,现代社会变得再也不大讲求道德、道义,更不要说持守信仰了。


自由主义: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


   现代社会何以会蜕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不得不追溯到始创于十七世纪的它的理论源头——尽管这些源头流出来的信息也曾经为我们所看重,而且,在后来的三个世纪也有所变迁,但是从源出处讲起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清晰。

   更何况是,现代社会的体制,现代人崇尚的认知方式与价值意识,都是那个时代奠基的。

   在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里,上帝创世造人的观念隐退了,被凸显的是不分男女老少远近亲疏的每个个人;每个个人在“自然状态”中获得的权利具有绝对性;为保卫权利,每个个人与他人只能处于战争状态中。

   然后,为了避免因战争而“不可能完全活完自然通常许可人们生活的时间”,每个个人不得不作出权利转让。

   依霍布斯的看法,公共权力机构的产生出于每个个人权利的转让。每个个人之所以同意把权利让出,是因为他意识到唯有这样,他才可以生存。

   就是说,公共机构乃至国家的建立不是来自神的旨意,而仅源于每个个人理性的考量;而每个个人转让权利使公共机构——国家得以建立,其目的也在“为了某种对自己的好处”。

   这意味着,这种权力机构与个人的关系是外在的,对每个个人来说是工具性与功利性的。

   就这样,霍布斯开了把每个个人与神分离开来同时也与族群分离开来予以单一化与同一化,且把每个个人权利绝对化和把公共机构契约化的先河。

   然而,霍布斯是极其矛盾的。在他提议每个个人把权利转让出去建立公共权力机构之后,竟然以君主集权制为所尚。在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统治下,每个个人的权利怎么还可能得到绝对的保障呢?

   还是稍后的洛克想得妥贴。洛克不认为人的自然状态为战争状态。他在《政府论》下篇中,不认同霍布斯的“人与人的战争状态”说与处理方法上的君主专制论,他把“自然状态”赞美为“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

   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个人生来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平等的。在平等状态下通过契约关系建立的政府,决不可以是完全剥夺个人自由的集权机构。通过社会契约所建立的“公共社会的目的原是为了避免并补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而已。

   当中,个人自由平等的一切权利,仍旧得到确保,尤其重要的是经济利益:“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自然状态有着许多缺陷。”

   洛克这里无疑是说,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个人获得与拥有的权益是绝对的,公共机构——政府的设置只是一种确保个人权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手段。

   稍后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毫无疑问也是为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乃至美国的民主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石。在该书中卢梭宣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这也是从每个个人生来如何立论。也即以“自然状态”为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卢梭从小缺失亲情之爱,他连家庭也解构了:

   子女年幼的时候因为需要父亲供养(功利性的),才有服从问题(工具性的);从“自然状态”看,他们依然是个体的与独立的;他们以自己的生存为最高目标。

   至于公共社会的建构,卢梭认为人们需要订立契约组成国家。组成国家本来即意味着人们要付出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但卢梭坚信人们交出去只是为了取回来,对于每个个人还是没有任何失去。

   卢梭这个设想比霍布斯好许多。霍布斯把个人交给专制政府,是不允许再要回什么的。卢梭还想到要给每个个人发一张空头支票。

   不管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相互之间在理论上有多大差异,他们作为开启近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架构的代表性人物,无疑都以“自然状态”“每个个人”“自利个体”作为理论的基本支撑点。

   “自然状态”,立意其实就是挤兑神的,洛克以其为神的禀赋,无非是要使之获得神圣化的意义;“每个个人”,则除了凸显“人”而消解“神”,同时也是为的把个人与社群、个人与历史切割开来,体现了从近代科学横移过来的一种“单子论”式的方法论;

   “自利个体”,又是必要的理论预设,虽然各个思想家在人性论上的看法有别,但决不会认为自然状态的每个个人是“利他”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需要通过把权利让渡出去才构成公共社会。

   况且,在理论上的这种预设,隐含着发生学意义上的商业利益上的争夺与政治权力上的倾轧。

   也就可见,以“自然状态”、“每个个人”、“自利个体”为理论支撑的近代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把每个个人看作是自存、自利、自足的,社群-公共社会,与每个个人的关系只是一种外在性的关系。

   如果说,这种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在其创设之初,尚且有从神的笼罩下把“人”解救出来的意义,那么越是往后发展,“神”越来越不构成为“人”的对手,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群-公共社会、社群与社群、国家与国家,总之属于世俗的“人”的分割与争夺,便更加地被凸显了。

   面对这种争夺而采取的管理体制,美国学者本杰明·巴伯所撰《强势民主》一书,甚至不得不斥逐为“动物管理”。巴伯告诉我们,现代社会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每个个人被动物化了。

   诚然,人们会说,上面所指陈的,乃是十七世纪有功利主义倾向的老一代的自由主义,二十世纪的新自由主义已有不同。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即便是讲求社会正义的罗尔斯,其理论建构也依然从“自然状态”(“原初状况”)和“每个个人”及其“自利性”出发,他的“正义”论无非是想把利益的分配作精密的计度,以使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有所受惠而已。

   及至被称为“极端自由主义者”的诺齐克,甚至借更严实的理论辩驳把个人利益凸显到了比老一代自由主义者还要张狂的境地。这就可见,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为世界带来“新”的秩序。

  

社群主义的兴起

  

   鉴于由自由主义思潮带来的现代社会的严重危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了一股被命名为社群主义的思潮。

   这个思潮中的各路人物理论主张很有区别,但依俞可平的看法,大体仍可以归结为:

   “从方法论上说,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而社群主义的出发点则是社群;从价值观方面看,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而社群主义则强调公共的利益。

   在方法论上,社群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关于理性的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的前提,是错误的或虚假的,理解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把个人放到其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

   换言之,分析个人首先必须分析其所在的社群和社群关系。在规范理论方面,社群主义者断定,作为公平的正义不可能对善具有优先性,反之,我们对善的感知(our conception of the good)应当具有绝对的优先性。

   社群既是一种善,也是一种必需,人们应当努力追求而不应当放弃。正义优先的原则要求权利优先的政治学,而善优先的原则要求公益优先的政治学。因此,用公益政治学替代权利政治学,便成为社群主义的实质性主张。”

   俞可平从方法论与价值观两方面分析了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差别,诚为的当。我们也可借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麦金太尔在其著作《德性之后》的一些论说领会社群主义的主张。

   麦金太尔在批评现代社会把每个个人的生活分成多种片段、现代哲学(分析哲学)以原子论的方式思考人的行为时就曾指出:

   “我们都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身份的承担者与我们自己的环境打交道的。我是某人的儿子或女儿,另外某人的表兄或叔叔;我是这个或那个城邦的公民,这个或那个行业或职业的一个成员,我属于这个氏族、那个部落或这个民族。……这些构成了我的生活的既定部分,我的道德的起点。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一切使我的生活有它自己的道德特殊性。”

   麦金太尔这里所揭示的,正是把个人从社群中抽离出来讨论个人权利的不可靠性。在社群中,每个个人是以特定的角色出现的,个人没有可能有绝对自由的选择。只有把个人放在社群角色的独特处境中,他才是可以被认识、被理解的。而社群又总是历史地变迁的,所以个人也不可能摆脱历史。

   麦金太尔的分析,着意于把被自由主义思潮从历史中抽离的每个个人重新放回到历史的脉络中去,以为唯有如此,个人现时的权利、现时的思想与行为,才有可能得到理解与确认。在“社会身份”中,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即体认着时间性。因而,承认人的生存处境的社群性,便必然同时承认人的存在的历史性。

   如果说,自由主义的“个人观”是把个人挂空起来的,那么社群主义则让每个个人回落到实地中来了;自由主义只关切个人的权益,而社群主义更关切公共的责任;自由主义只把社群-国家当作实现自己权益的手段,而社群主义却把社群认作个体生命的归属。

   我的取向,诚然更认同于社群主义回归社群-社会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古典儒学:从社群到宇宙来定位个体

   一旦倾向于回归社群-社会,便决不可以不回归中国古典儒学。如果说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潮也有相近之处,那就是它的创始人孔子和承续人孟子,都致力于淡去神,凸显人。而且,也都讲求人的自然先天本性。

   但是,孔子、孟子并不以为人先天获得或被赋予的,是个人的独立自存性和自足性,而是人在社群生活中自然孕育的“亲亲之情”“恻隐之心”。

“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就是说的先天禀赋,所成就的是“爱其亲”“敬其长”的道德行为,人先天禀得的不是个人之权利如何,而是对亲人、对群族的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及其自然引发的行为具有“善”的意义,所以孟子又以“善”称“性”。性善论认肯了每个个人道德追求的内在正当性和对社群生活的责任担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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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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