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新制起于南国:政治宪法学视野下的“东南互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1 次 更新时间:2018-06-11 01: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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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摘  要:如果我们把“东南互保”视为自成一体的重大历史主题,甚至把义和团运动视为“东南互保”的前奏而把“东南互保”作为现代中国之古今中西交汇之转型的中心议题,那么,“东南互保”就不仅具有“准国际法条约”的法学意义,而且它还关涉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不啻为现代早期国家构建与转型中难得一见的一次富有积极成效的制度创新,为晚清新政、国家转型铺垫了道路,其内涵的法政逻辑即便在今天也还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东南互保 国际法 晚清时局 张之洞

   作者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上海 200030)。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四期。

  

   1900年注定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大清王朝面临重大的危机与挑战。前不久康梁戊戌变法虽遭致慈禧等保守派势力的镇压,但余波并未消停,有关帝党后党之争的谣传甚嚣尘上,慈禧等人企图废除光绪另立储君的想法也受到朝野各界乃至外国公使团的阻碍,只得采取隐忍的办法,册封大阿哥为储君,光绪皇帝的地位依然存在。这实际上昭示着清王朝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志。就当时的国内外情势来看,国是堪忧,一方面是慈禧等人对康梁变法改革派的镇压波及南方朝野参与洋务运动的各派势力,诸如湖广等地方的温和变法举措也被终止,多人被裁贬罢官,各种新兴改革力量受到弹压,加之康梁一派变革观念和衣带诏等海外舆论的造势,整个南方中国的不满情绪在不断滋长;另一方面,随着马关条约的签署,外国列强的各种政经与文化势力进一步蔓延中国,致使中国不得不被迫卷入现代世界的历史大格局之中,其中洋教(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传统中国的儒家伦理思想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加上中外约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洋教会的有恃无恐,引发了一系列教案,由此导致了广大民众(地方乡绅和老百姓)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在山东和直隶等北方中国,传统农耕经济日渐沉沦,排外仇外思想和民粹主义狂热杂糅在一起,爆发了各地义和团(拳民)“反洋灭妖”的社会震荡。这些内外交汇的危迫形势构成了本文所要讨论的“东南互保”问题的历史大背景,它们在1900年前后纷涌而至,由此催生了一段重大的即便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启迪意义的法政事件。

  

一、东南互保的历史学解读


   东南互保虽然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不属于显学要题,但对此的研究还是较为丰富的。至少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港台海外学界的视阈开拓以及大陆青年历史学者的细致挖掘,东南互保的历史成因、具体史实、积极意义,乃至延伸到社会机理、人物分殊和国际背景、政法要义等,都有相当深入的分析和论述。总的来说,东南互保在近代历史学界还是得到了大致清晰的揭示和相对公允的评价,细加检点,史学界对此的研究又可分为内与外两个视角和政治与社会两个层次。

   首先,我们先看内外两个视角。应该指出,大陆的传统史学主要是从中国内部来研究东南互保的,虽然在评价上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不再把东南互保视为封建官僚和中外反动势力对于义和团革命运动的反动,而是客观地承认了东南互保对于中国内政尤其是东南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其官僚与士绅的资产阶级进步意义得到肯定,但分析东南互保的成因和作用,还是局限在国内政治层面,对于外部世界的复杂刺激作用以及列强各国的外交应对,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还是笼而统之地视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多持批判态度。相比之下,港台学者则更多能够从中外资料文献中梳理出列强各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任职于上海的各国领事们他们影响本国外交政策的各种言行,从而勾勒出一个深度介入东南互保的国际大格局以及既矛盾又协调的外部势力在促成东南互保的主导性概要。这个外部列强介入中国南方政治的格局分析弥补了内部视角的短板,揭示出东南互保作为一项中国南方督抚与外国列强达成的某种意义上的国际协议,并非中国一方的一厢情愿就能决定了的,东南互保的达成以及其实际的效果,需要中外各方对话协商以及妥协才能实现,且其主动权还在外国列强的手里。

   所以,审视东南互保,内外两个视角都是必要的,因为自从鸦片战争尤其是中日马关条约之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任何一场重大历史事件,都难以摆脱外部世界的影响,都是内外两种因素的产物。戊戌变法如此,庚子拳变、东南互保如此,晚清立宪、中华民国肇始乃至抗日救国等,莫不如此。就东南互保来说,固然东南督抚以及庚子拳变时局定夺占据重要地位,但外国列强对清王朝的外交政策以及外交官的各自运筹,寻找中外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最大公约数,并大致达成列国外交政策的相互制衡等,也是十分关键的要点。正像当时的中国政治在一国之下已经分裂为多种形态一样,国际政治也是在列强瓜分侵占中国利益的分享中出现了各自不同甚至相互对峙的情势。也正是在这种内外看似各自一体的危迫形势下,当时积极参与此事的东南精英,从督抚大员到官绅幕僚乃至诸多外国领事,他们风云际会、审时度势、折冲樽俎,遂在非常之时非常之地上演了一幕非常之故事,成就了一个迥异于北方京畿刀兵枪火、金瓯塌陷之惨剧的社会和平。一个天下,两种景观,这不啻为古今闻所未闻之创举。要理解其中的缘由,无疑需要具备内外两个视角的交融。

   其次,我们再看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又分为政治与社会两个层次。相对说来,主流的历史学研究还是从政治层面来分析和讨论东南互保,诸如谁是东南互保的发起者,刘坤一、张之洞乃至李鸿章等督抚在东南互保中的主导地位,盛宣怀、余联沅在东南互保的枢纽作用,以及赵凤昌、张季直、陶森甲、汤寿潜、沈曾植等士绅、幕僚、社会人士在其中发挥的谋划、推动和鼓吹的作用,还有列国外交官之间的纵横联谊、筹谋图画等,以及狭义的东南互保以及广义的东南互保,还有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些突发变故与中方应对,最终形成对于东南互保的历史定位与评价等。这些从大的方面来说,都属于政治层面的讨论,并且基本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由此可见,东南互保是在东南诸省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的督抚大员面对直隶中国的义和团乱象以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王朝陷入危亡之际为国家社稷计而发起的一场东南自保运动。其直接操办者上海道台余联沅、铁路督办盛宣怀等人,在诸多官绅幕僚推波助澜的襄助下,联系上海外国领事团成员,通过《东南互保约款》(即《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9条和《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10条与列强诸国达成某种意义的外交协议,从而确保了东南五省(即江苏、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的和平安宁。随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山东等省陆续加入,形成了一种广义的东南互保,其结果是这些省份避免了义和团拳众的大肆破坏和外国列强的武装侵犯,为清王朝赢得了江南半壁江山的稳定、繁荣和平安。这一外交和内政的现实努力,不但得到了外国列强的谅解和大致遵守,并且也在事后获得清政府的认同和嘉奖。从大的方面来看,这场东南互保运动是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事件,促进了晚清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为后来的晚清新政的实施和中国工商经济的发展,纾解庚子赔款的经济重负,打下了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在上述政治层面的历史考察背后,其实还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的机理因由,诸如为什么会在南方中国发生这场东南互保运动,为什么那些督抚重臣能够抗拒朝廷之命而敢于举事担当,为什么广大的南方士绅幕僚全力以赴地上下奔波襄助此事,为什么南方基层社会能够拒斥席卷北方大地的义和团祸乱,为什么外国列强接受了东南互保而没有进一步武力侵犯东南中国,等等。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层面能够解释的,这里有着更为深远的社会经济与地缘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些构成了分析东南互保的另外一个维度。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这个社会层面的纵深内涵还有待开拓,把国家与社会的不同侧面、现实危机与历史制度的沿革变迁、国际公法的复杂构架与清王朝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多种层面的变量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均有广阔的空间。

   通过上述本文对于东南互保既有研究的内外两个视角和政治、社会两个层次的梳理,可以指出,中国历史学界对于东南互保的分析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大致厘清了这场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且给予了较为中肯的定位与评价。不过,即便从历史学的学科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目前有关东南互保的历史学解读还存在两个重大的短板。

   第一,主流历史学对待东南互保的历史定位还有待进一步确立,即东南互保不应仅仅是义和团运动研究谱系下的一个议题,而是要上升为一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历史研究课题。东南互保事件虽然源自清政府招抚直隶北方义和团的灭洋祸乱之谬误政策而导致的外国列强武力干涉之危机,但如果从一个长尺度的历史视角来看,其发生、运行乃至其结果以及所引发的清王朝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远不是义和团问题所能兜住的,甚至其历史法政的意义要超越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性,而具有承上启下直至揭示当今中国之未来的深远蕴含。因为东南互保涉及中国政制中有关南北中国、中央与地方、改革开放与泥古保守等等多个重大议题,可谓古今中西聚焦于此,它们时至今日也都还没有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因此,东南互保就其聚焦的主题来看,显然不是义和团运动的余绪,即便义和团运动鼓荡的民粹主义和民族悲情以及农耕文明的后发社会转型问题初步解决之后,东南互保所揭示出来的法政(政体结构)问题以及中外关系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来说,仍然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意义。当今的历史学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及发酵出来的议题之自成一体的独立价值,还没有自觉树立起基于19世纪以降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观,仅仅把东南互保视为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附属性议题,从表层政治历史的维度审视之,这样就大为低估了这个曾经取得了良好社会政治效果的重大事件的历史法政意义。

   第二,现有历史学对于东南互保的分析研究还局限在政治与社会的层面,或者仅仅从狭义外交关系的角度予以考察,尚没有从法学的视角来分析东南互保的国际法意义,乃至从国家构建与运行的视角或者从宪法学的视角来分析研究东南互保的政制及宪制意义。应该指出,东南互保首先是一份与外国列强达成的“准国际法”意义的照会或协议,显然具有法学的意义,更为深刻和吊诡的是,东南互保的主体资格以及所产生的内外影响,对于清王朝所具有的颠覆性(以及这种颠覆性是否又包含着某种创造性或创制性),由此引发我们对于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对于清末民初的南北中国之政治与法律的隐秘分殊,以及清王朝的政体构建和国体问题之思考,都具有重大的警示性蕴含。它们又与19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观勾连起来,进而引发关于南北中国的构架、中央与地方的政制关系以及古今中西的大转型等问题的深度思考。目前的历史学研究难以把东南互保提升为一个超越义和团的更为宏大的议题,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们还没有达到中国法政制度大转型的历史性自觉,还缺乏一个法学尤其是政治法学(笔者这里使用的“政治法学”这个概念包含着国际公法以及宪法尤其是政治宪法学)的视角乃至方法论和问题意识。

   综上所述,本文对于东南互保的分析研究就不再属于传统历史学的范畴,而是属于一种法学或政治宪法学的研究,并以此来解读和分析东南互保的相关问题,以此来确立东南互保的自成一体的历史意义,并把挖掘出来的法政问题置于中国古今之变的重大历史演进之中,讲一个在今天应当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法政故事。

  

二、东南互保的法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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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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