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雪国列车》看科幻中的反乌托邦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6 次 更新时间:2017-04-22 20: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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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影片《雪国列车》(Snowpiercer,2013)系从法国同名科幻漫画改编,在中国的上映没有太大的营销力度,票房固然乏善可陈,口碑也未见高度评价。其实该片不失为韩国电影努力在国际上“入流”之作,不仅选择的是有相当思想高度的方向,影片的“精神血统”堪称高贵,演员阵容也堪称豪华,远非等闲商业娱乐片可比,而且在叙事、象征、隐喻等技巧上亦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可惜知之者不多,不久就寂寞收场了。

   欲知《雪国列车》之“精神血统”,必须从“乌托邦·反乌托邦”传统说起。理解了这个传统之后,对《雪国列车》的评价就会完全改观。

  

   从“乌托邦”传统说起

   所谓乌托邦思想,简单地说也许就是一句话——幻想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

   用“乌托邦”来称呼这种思想,当然是因为1516年莫尔(Sir T. More)的著作《乌托邦》(Utopia)。但是实际上,在莫尔之前,这种思想早已存在,而且源远流长。例如,赫茨勒(J. O. Hertzler)在《乌托邦思想史》中,将这种思想传统最早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而他的乌托邦思想先驱名单中,还包括启示录者、耶稣的天国、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修道士萨沃纳罗拉15世纪末在佛罗伦萨建立的神权统治等等。在这个名单上,也许还应该添上中国儒家典籍《礼记·礼运》中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莫尔首次采用了文学虚构的手法,来表达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这种雅俗共赏的形式,使得这一思想传统得以走向大众。所以这个如此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最终以莫尔的书来命名。自《乌托邦》问世以后,类似的著作层出不穷。例如:

     安德里亚(J. V. Andreae)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1619),

     康帕内拉(T. Campanella)的《太阳城》(Civitas Solis,1623),

     培根(F. Bacon)的《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1627),

     哈林顿(J. Harrington)的《大洋国》(Oceana,1656),

     维拉斯(D. Vairasse)的《塞瓦兰人的历史》(Histoire des Sevarambes,1677~1679),

     卡贝(E. Cabet)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1840),

     贝拉米(E.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

     莫里斯(W. Morris)的《梦见约翰·鲍尔》(A Dream of John Ball,1886)和《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

     ……

   这些著作都使用了虚构的通信、纪梦等等文学手法,旨在给出作者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设计。这些书里所描绘出的虚构社会或未来社会,都非常美好,人民生活幸福,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类似于共产主义社会。这就直接过渡到我们所熟悉的“空想社会主义”了。事实上,上面这个名单中的后几种,就被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文献。

  

   小说中的“反乌托邦三部曲”

   到了20世纪西方文学中,情况完全改变了。如果说19世纪儒勒·凡尔纳(J. Verne)的那些科幻小说,和他的西方同胞那些已经演化到“空想社会主义”阶段的乌托邦思想还有某种内在的相通之处的话,那么至迟到19世纪末,威尔斯(H. G. Wells)的科幻小说已经开始了全新的道路——它们幻想中的未来世界,全都变成了暗淡无光的悲惨世界。甚至儒勒·凡尔纳到了后期,也出现了转变,被认为“写作内容开始趋向阴暗”。

   按理说这样一来,科幻作品这一路,就和乌托邦思想及“空想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以后两者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了。然而,当乌托邦思想及“空想社会主义”逐步式微,只剩下“理论研究价值”的时候,却冒出一个“反乌托邦”传统。

   所谓“反乌托邦”传统,简单地说也就是一句话——忧虑一个不美好的未来世界。

   前苏联作家尤金·扎米亚京(E. zamiztin),在十月革命的次年就写出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们》(We,1920)。小说假想了千年之后高度专制极权的“联众国”,所有的人都只有代号没有姓名。主角D-503本来“纯洁”之至,衷心讴歌赞美服从这个社会,不料遇到绝世美女I-330,堕入爱河之后人性苏醒,开始叛逆,却不知美女另有秘密计划……。作品在苏联被禁止出版,扎米亚京被批判、“封口”,后来流亡国外,客死巴黎。《我们》1924年首次在美国以英文出版。

   赫胥黎(A.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是“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营造了另一个“反乌托邦”。在这个已经完成了全球化的新世界中,人类告别了“可耻的”胎生阶段,可以被批量克隆生产,生产时他们就被分成等级。每个人都从小被灌输必要的教条,比如“如今人人都快乐”、“进步就是美好”等等,以及对下层等级的鄙视。

   在这个新世界里,即使是低等级的人也是快乐的:“七个半小时和缓又不累人的劳动(经常是为高等级的人提供服务),然后就有索麻口粮(类似迷幻药)、游戏、无限制的性交和“感觉电影”(只有感官刺激、毫无思想内容的电影),他夫复何求?”由于从小就被灌输了相应的教条和理念,低等级的人对自身的处境毫无怨言,相反还相当满足——这就是“如今人人都快乐”的境界。这个新世界的箴言是:“共有、划一、安定”。所有稍具思想、稍具美感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戏剧,都在公众禁止阅读之列,理由是它们“太老了”、“过时了”。高等级的人方能享有阅读禁书的特权。

   1948年,乔治·奥威尔(G. Orwell)写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表达他对未来可能的专制社会(很大程度上以前苏联为蓝本)的恐惧和忧虑,成为“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经典。“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数此书名头最大。“一九八四”不过是他随手将写作时的年份1948后两位数字颠倒而成,并无深意,但是真到了1984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问世,为“反乌托邦”艺苑的经典(奇怪的是《我们》和《美丽新世界》至今未见拍成电影)。

   在“反乌托邦”小说谱系中,新近的重要作品或许应该提到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武德(M. Atwood)2003年的小说《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我为小说的中译本写了序。在这部小说的未来世界中,文学艺术遭到空前的鄙视,只有生物工程成为天之骄子。所有的疾病都已被消灭,但是药品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传播。如果有人试图揭发这种阴谋,等待他的就是死亡。色情网站和大麻毒品泛滥无边,中学生们把这种东西当作家常便饭。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处同时爆发,所有的人类在短短几天内死亡,人类文明突然之间陷于停顿和瘫痪。

  

   电影中的反乌托邦“精神血统”

   “反乌托邦”向前可以与先前的乌托邦思想有形式上的衔接(可以看成一种互文或镜像),向后可以表达当代一些普遍的恐惧和焦虑,横向还可以直接与社会现实挂钩。正是在这个“反乌托邦”传统中,幻想电影开始加入进来。影片《一九八四》可以视为电影加入“反乌托邦”谱系的一个标志。

   但是自此之前,至少还有两部可以归入“反乌托邦”传统的影片值得注意:

   1976年的《罗根逃亡》(Logan's Run)名声不大,影片描绘了一个怪诞而专制的未来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质生活已经高度丰富,但人人到了一个固定的青年年龄就必须死去。罗根和他的女友千辛万苦逃出这个封闭城市,才知道原来人可以活到老年。

   1981年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初映票房失利且“恶评如潮”,但多年后在英国《卫报》组织60名科学家评选出的“历史上十大优秀科幻影片”中名列首位。影片根据迪克(P. K. Dick)的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1986)改编,讲述未来2019年阴郁黑暗的洛杉矶城中,人类派出的银翼杀手追杀反叛“复制人”的故事。因既有思想深度(如“复制人”的人权问题、记忆植入问题等),又有动人情节,且充满隐喻、暗示和歧义,让人回味无穷,遂成为科幻经典。而影片黑暗阴郁的拍摄风格,几乎成为此后“反乌托邦”电影作品共有的形式标签。

   影片《一九八四》中的1984年在奥威尔创作小说时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奥威尔笔下1984年的“大洋国”,是一个物质上贫困残破、精神上高度专制的社会。篡改历史是国家机构的日常任务,“大洋国”的统治只能依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能够监视每个人的电视屏幕无处不在,对每个人的所有指令,包括起床、早操、到何处工作等等,都从这个屏幕上发出。绝大部分时间里,电视屏幕上总在播放着两类节目:一类是关于“大洋国”工农业生产形式如何喜人,各种产品如何不断增产;另一类是“大洋国”中那些犯了“思想罪”的人物的长篇忏悔,他们不厌其烦地述说自已如何堕落,如何与外部敌对势力暗中勾结等等。播放第二类节目时,经常集体收看,收看者们通常总是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振臂高呼口号,表达自己对坏人的无比愤慨。

   与影片《一九八四》接踵问世的幻想电影《巴西》(Brazil,1985,中译名有《妙想天开》等),将讽刺集中在由极度技术主义和极度官僚主义紧密结合而成的政治怪胎身上。影片表现出对技术主义的强烈反讽,一上来对主人公山姆早上从起床到上班这一小段时间活动的描写,观众就知道这是一个已经高度机械化、自动化了的社会,可是这些机械化、自动化又是极不可靠的,它们随时随地都在出毛病出故障。所以《巴西》中出现的几乎所有场所都是破旧、肮脏、混乱不堪的,包括上流社会的活动场所也是如此。

   2002年的影片《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假想未来社会中,臣民被要求不准有任何感情,也不准对任何艺术品产生兴趣,为此需要每天服用一种特殊的药物。如果有谁胆敢一天不服用上述药物,家人必会向政府告密,而不服用药物者必遭严惩。然而偏偏有一位高级执法者,因为被一位暗中反叛的女性所感召,偷偷停止了服药,最终毅然挺身而出,杀死了极权统治者——几乎就是《一九八四》中始终不露面的“老大哥”。反抗成功虽然暗示了一个可能光明的未来,而且影片有颇富舞蹈色彩的枪战和日式军刀对战,有时还被当作一部动作片,但影片充分反映了西方人对集权统治的传统恐惧,在“反乌托邦”谱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

2006年的影片《人类之子》(Children of Men)描写了一个阴暗,混乱,荒诞的未来世界,人类已经全体丧失生育能力18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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