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飞:从托尔斯泰到周作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2 次 更新时间:2018-05-21 11: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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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飞  

   “人的文学”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独立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具有系统的文艺观念与完整的创作活动,为新文学发展夯实了基础。从世界文艺观念的发展历程审视,作为现代人道主义文艺观的“人的文学”观明显归属于由晚期列夫·托尔斯泰所开创的人道主义文艺观念传统。作为“人的文学”首要理论家,现代人道主义者周作人在接受、修正、改造晚期列夫·托尔斯泰文艺观基础上,受到新世纪世界文学思想及实践启示,同时吸收西方人类学、神话学最新成果,率先创建了为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服务的“人的文学”系统文艺观念形态。“人的文学”文艺理论形态的出现,对发生期新文学的理论创建与创作实践均产生决定性影响,并确立了初期新文学发展的基本准则与方向。论者将从“人的文学”的本质及类型、基本特性、文艺功能论等方面对周作人“人的文学”文艺观加以解析。

   在周作人“人的文学”文艺观中,文艺的首要任务是承担社会改造之责,但在偏重实践和追求实效的社会改造活动中。周作人为何如此重视历来被视作小道的文艺?这是缘于现代人道主义特殊的文艺观念。自列夫·托尔斯泰以来的现代人道主义者普遍认为文艺独赋异秉,能够在人道主义式的社会改造活动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事实上,现代人道主义者对于社会改造工程有着独立设计思路,他们对改造进程的预期是相信“奇迹”出现,认为完全可跨越实际艰苦的铁与血的改造实践,直接通过心灵之间的交感而实现目标,即他们重“心”之改造,追求立竿见影的革新成效。他们对此满怀自信,正如周作人为日本新村留书《论语》中的至理名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①在这种社会改造过程中,现代人道主义者自然会关注到天然富于感染与沟通能力的文学艺术。不过对现代人道主义式的改造活动而言,现有的各类文艺形态起不到任何功效,这就要求现代人道主义者根据自身社会改造的思路与目标,自行建造出一种符合他们根本要求的新的文艺观念与相应的文艺样态。这在五四前期表现为“人的文学”的文艺思想建构与创作实践,而其直接来源是晚期列夫·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文艺活动。仅就文艺观念发展的承续关系而论,从19世纪末列夫·托尔斯泰提出人道主义文艺观到20年后周作人等创建“人的文学”文艺观,其间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理论生成演进过程,包括对基本理论范畴的重新解读、再度阐释与局部性改造,还有对原有理论形态进一步加以精细化等,同时一些西方理论家对晚期列夫·托尔斯泰文艺观的解读与发挥,以及新世纪世界文艺思想和实践的启示,也对“人的文学”新文艺观建构有着良多贡献。

   一、“人的文学”的本质及类型:“为主义的艺术”

   周作人在“五四”前期完成了一系列专题性的论说文字,来解析作为时代“真理”的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对文艺问题的判断与认知,他基本在每篇文章中都解决一个重大问题。《人的文学》(1918年12月7日作)、《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6日讲演)主要解决“人的文学”文艺观的本质、类型、思想内蕴、特点等问题。《人的文学》开宗明义,“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②,这是周作人为初期新文学所订立的总纲领。周作人指出“人的文学”的精确表述应当是“人道主义的文学”,③这说明“人的文学”正是传达最新的时代“真理”——现代人道主义观念的最新的文艺形态。

   在系统解析“人的文学”文艺观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顾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对于时代“真理”的看法。周作人等认为,现代人道主义观念是人类社会最新的时代“真理”,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人”的本质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已进入到了更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已探知“人学”的“真理”(自然“人”的科学“真理”),以及正当的“人的道德”、“‘人’的理想生活”的“真理”,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确信这些都是与人类共生的“人道”的“真理”,即“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而且这些“真理永远存在”,因为它们是“人类的意志”的体现。周作人高度评价自己所处的时代,认定当今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人’的真理的发见”的第三个阶段④即19世纪之后“人间的自觉”的阶段。⑤这样的判断源自当时世界上一些新思想家对于人类进步历程的阶段划分,按照他们的理解,前两次“‘人’的真理的发见”分别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第一次是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第二次是法国大革命,它们均成为影响深远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捩点。在此意义上,第三次“‘人’的真理的发见”自然也不例外,必将成为人类历史前进新的转捩点,周作人虽含糊地讲说那将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⑥但如从其有关新村的系列论说来看,他其实确信“人间的自觉”的阶段已开启并必将迎来新的理想社会。

   应该说,“人的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以文艺的形式表现人类发现“真理”并迈向理想社会的进程。但就“人的文学”的本质而言,它绝不仅仅只是对人类进步历程进行完整的文艺呈现。因为现代人道主义者在进行社会改造顶层设计时将理想形态的文艺设置为改造活动的重要推手,实际上这就是构建发生期新文学观念的首要理论前提,亦正是列夫·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文艺观的第一要义,即文艺最重要的本质是“为主义的艺术”。周作人等中国的现代人道主义者认识到,他们希望开创的理想新文艺——“人的文学”将是一种“为主义的艺术”,其承担的职责是现代人道主义理想社会的建造与“人”的全面革新,一言以蔽之,便是一劳永逸地、根本性地解决人类社会与“人”本身的所有问题,带领人类进入到理想之域。对此周作人在《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新思想宣言中有着明晰的解说,周作人坦承自己所倡导的“人的文学”“新文学”正是“人道主义的文学”,也可以称作“理想主义的文学”或“人生的文学”,⑦这种“人的文学”/“新文学”就是要借重理想的文艺宣扬现代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与科学“人学”观念,⑧进而使理想的文艺发挥社会改造功效并“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人的文学”文艺观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其整体构造必须围绕打造能够“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功能而展开。⑨总之,以上正是周作人极端看重文艺并倾力建构新文艺观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周作人这些思考完全符合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1897年)基本思路,只是两人在具体认识上有较大分别。

   作为“为主义的艺术”观念的重要标志,周作人旗帜鲜明地将自己所笃信的时代“真理”——现代人道主义观树立为标准,藉以衡量古今文艺并判定“是非”,他一方面将符合时代“真理”的人道主义文艺高高捧扬为理想的“人的文学”,另一方面又将不符合“真理”的文艺痛诋为“非人的文学”,严加斥责并彻底否定。周作人在《人的文学》结尾清楚说明了“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非人的文学”应采取的态度与秉持的评判标准,他断言要宣传我们的“主义”就必须坚持我们已掌握的时代“真理”,对不符合时代“真理”的谬见决不通融让步,定要严厉苛刻地彻底否定并尽数排斥。周作人对此举例加以说明,“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中略)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最后周作人做出完整归结,指出现在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并遵循“在主义上”的标准,对于“非人的文学”则“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⑩实际这正是陈独秀、钱玄同等“新青年”派成员捍卫时代“真理”时不妥协、不宽宥的决绝姿态。而“人的文学”文艺观的先驱列夫·托尔斯泰在捍卫人道主义“真理”时,比这些后来者更为彻底与极端,他只承认符合人道主义“真理”的文艺是“真文艺”,其他则皆为“假文艺”,他甚至根据“真理”的要求痛下断言,一笔抹杀了数千年来人类文艺,尤其近代文艺的主要成就,不仅痛斥莎翁、歌德、但丁、波德莱尔、瓦格纳等,甚而不惜根本否定以往自己的所有创作。(11)正如艾·阿·瑞恰慈在1924年出版的《文学批评原理》中所准确概括的,“根据这些原则,他综观了欧洲的艺术和文学。他目无余子地藐视那些公认的价值,抱着一个头号教条主义者的铁石心肠,纷纷推翻了那些不容争议的大师杰作的显赫地位(中略)凡是没有直接促进人类普遍团结的艺术(中略)一概遭到谴责”。(12)

   从列夫·托尔斯泰提出人道主义文艺观到新理想主义时代周作人创建“人的文学”观,他们始终如一捍卫“为主义的艺术”,不过由于相隔时间较长,到了新时代不仅人道主义的理念变化巨大,而且具体的评判标准也发生较大改变。最突出的是周作人将“进化”观念引入到现代人道主义的文艺史观中,对列夫·托尔斯泰关于“真文艺”/“假文艺”的绝对化价值判断作出调整。因为在“进化”论者看来,所有历史现象都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假文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物,其合理性自然属于它所发生的时代,但也必然会随“进化”逐渐丧失,因此对其进行评判时就需要有“进化”的历史眼光,而不能简单断言其是非对错。周作人在《人的文学》结尾对此作出透彻解说,他指出我们需要“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一方面在新的时代,为了贯彻时代“真理”自然要排斥否定以往时代的意见,而另一方面,要将以往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看作一定时代的产物,客观评判其意义与价值,即“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而不能因为古人与我们“主义相反”,便简单化地“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13)应该说,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文艺观的思考,是较为客观辩证的,避免了很多极端化的认识与判断的出现,相形之下,“人的文学”文艺观的另一位重要论者俞平伯则更像托翁的同时代人,不仅忽视“时代”的区分,而且喜作绝对化的是非论断,后文将对此详加辨析。

   周作人对理想文艺“为主义的艺术”本质的发现,确立了“人的文学”文艺观建构的最重要基础,随后依据这一本质,周作人为“人的文学”文艺观划定了基本方向,他在《新文学的要求》中归结道,“人的文学”包括两个层面,第一部分是“人性的文学”,他明确指出这是从“文学的主位的人的本性上,定了第一项的要求”。(14)具体言之,在“‘人’的真理的发见”的第三个阶段,现代人道主义者发现了“灵肉一元”的“人”的科学本质,并在这种“人学”的“真理”基础上确立正当的“人的道德”“‘人’的理想生活”的基本形态,而“人的文学”一方面是对“人”的本质、“人”的道德、“人”的生活等“真理”的集中解说与文艺表现,另一方面则成为推进人道主义“真理”实现的重要手段与践行动力。现代人道主义者认为“人性的文学”是全新的文学形态,周作人解释说皆因“人间的自觉,还是近来的事”,因此这种新的“人性的文学也是百年内才见发达,到了现代可算是兴盛了”。(15)关于“人性的文学”的特点,周作人精确概括为“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16)它“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一言以蔽之,“人的文学”本质上“应该是人间本位主义的”,它所表现出的是不多不少的“适如其分的人间性”。(17)需要强调说明,这种以“人间性”为中心的文艺观念是“人的文学”文艺观对中国文艺发展的巨大贡献,以此作为开端,最为普遍的“人”的日常生活、道德与精神生活开始真正成为中国文艺表现的题材和对象,而中国新文艺家们也真正开始“忠于地”,并表现出科学“人学”观念的坚定立场与对其他人类成员人道的关怀体谅。关于“人的文学”的“人性的文学”层面,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只强调了“研究”,并未提出要干预实际人生的主张,他表述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18)需要说明,这种基于新的“人学”观的“人性的文学”,在列夫·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文艺观中并未出现。

“人的文学”的第二部分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周作人说明这是从“文学的本质”方面对“人的文学”的界定。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指出“文学的本质”就是“文学上人类的倾向”,确切而言,文艺始终是“人类的关系生命问题”的一种表示,“在文艺上这意义还是一贯”。周作人概括“现代的人类的文学”的特点“是人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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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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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2017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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