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彬:民国初年孙中山对名誉事件的反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 次 更新时间:2018-05-21 11: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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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彬  

   内容提要: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第一次以政治领袖的形象活跃于国内历史舞台,所经历的诸多政治事件同时也具有名誉事件的性质。尤以在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汉冶萍借款案”和卸任后的“比款”风波,影响巨大。孙中山对各类名誉事件的反应有刚有柔,有时倾向于妥协,有时奋起捍卫,其背后有不同的目标和条件分别支配,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关 键 词:孙中山  名誉事件  民国初年

  

  

   自1911年底从海外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至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是孙中山第一次以政治领袖的身份在中国国内历史舞台上活动的时期。孙中山的个人形象和名誉,不仅对于其本人,而且对于当时政局,都具有重要意义,亦影响后来历史。无论在临时大总统任上,还是卸任之后的一段时期,孙中山所经历的许多政治事件,同时也具有名誉事件的性质,其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孙中山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名誉事件,特别是负面名誉事件,联系当时复杂环境,值得深入剖析。①

  

一、民初孙中山个人形象与声誉的建立

  

   孙中山较早在革命党人中确立了崇高的威信和革命领袖形象,但主要反映在海外华人和留学生之中,直至辛亥革命前夕,国内舆论和民众对孙中山的认识,仍很不充分。武昌起义后突如其来的革命形势,为孙中山形象和声誉的建立创造了空前的条件,在原来几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孙中山的个人形象和名誉迅速树立起来。

   辛亥革命在观念和制度上创造了一个旧王朝完全不同的国家,孙中山的形象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现代色彩。作为一个体制外的革命者,孙中山展现了代表新时代、没有旧王朝和旧制度负面烙印的形象,舆论宣传也极力突出这一点。孙中山甫任临时大总统,《申报》介绍孙中山的故乡和家族时,特别提到,“孙氏家族……现居乡者仅得一人,历来无人考试,及捐纳职衔之类,不受满清半点之污。今一鸣惊人,杰出而为中华民国破天荒之大总统,可谓盛矣。闻孙家七、八十年来,且未曾纳过一文钱粮,尤可谓清白。”②孙中山抵达国内后,各地贺电纷至沓来,投刺相访者络绎不绝,③《民立报》评论孙中山为“革命家之泰斗”、“东亚自由之神”。④许多人将孙中山比作华盛顿、拿破仑,美国友人来函祝贺,干脆称其为“中华民国的国父”⑤,这或许是在各种文献中第一次以“国父”称誉孙中山。

   如果说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孙中山的这一形象还主要局限在南方革命党势力控制的区域。到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则迅速形成南北舆论相对比较一致的评价,达到了民初孙中山个人名誉的顶峰。孙中山“虚位待袁”被誉为“推贤让功”,有谓孙中山“清风亮节”、“真足以为我共和国民之模范,立天下万世之师表而无憾”;也有谓孙举袁世凯为总统“大公无我”、“高不可及”;即使在革命初期保持对革命批评态度的《盛京时报》,也罕见地刊载称颂孙中山的评论,尊孙中山为“圣品”。⑥自然,这一名誉高峰的形成,是以孙中山被迫放弃实际政治地位为前提的,袁世凯和北方政治势力取得实利,并不吝惜对孙中山的空头赞扬。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出让了他们本来也无实力掌握的权力,而收获了“首倡共和”、“功成身退”的名誉,也算是革命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

   1912年下半年,围绕授勋问题,孙中山的个人名誉又一次引起关注。10月上旬,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谓“现在举行国庆纪念典礼,深维民国创业之劳,允宜赠授勋位,旌显元功”,特授孙中山、黎元洪以大勋位,黄兴、唐绍仪、伍廷芳、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勋一位。⑦孙中山复电辞谢,表示“十余年来,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⑧授勋一事,对孙中山并无实际意义,辞勋与辞去临时大总统一样,得到一般好评。但时过境迁,舆论也有谓此次授勋“以现任大总统,封赏前任大总统”,实属“民主国之奇闻”、“共和国之创例”,⑨不以为然。孙中山对此十分明了,致书袁世凯,一再固辞,即使袁世凯派人亲送勋书,也表示“当今国家基本未固,尚非国人言功邀赏之时。国家所认以为功者,个人方将认为一己对于祖国所当尽之义务,而无丝毫邀赏希荣之心。文不敏,窃愿以此主义为海内倡”,声明一俟有便,将托人送京奉还。⑩实际上,自1912年下半年到1913年上半年,孙中山已在策划如何从财政、外交、军事各方面预备与袁世凯政府的抗争,虚衔与空名已不在重点考虑之列。袁世凯政府“善后大借款”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又重新恢复革命者(在袁政府和国内一般舆论中则为“叛乱者”)的姿态,再起革命,人言物议,已经置之度外。孙中山形象与声誉在此期间确立和变化的过程,在探讨其回应名誉事件的态度和做法时,是需要先予了解的。

  

二、临时大总统对名誉事件的辩护和处置


   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实力和作为有限,执政的实际意义难以高估。新政府和领袖个人的名誉,倒反而比政策及执政实效更为引人注目。造成名誉损失的事件,大多是由于临时政府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应对上进退失据而引发,个人名誉往往与新政府的名誉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北方尚处于敌对状态,对孙中山和新政府的攻击和批评在性质上另当别论,孙中山所顾忌和需要应对的名誉问题,主要来自于南方革命势力控制的地区,特别是来自于革命党人内部。

   在一方面处于政治弱势,一方面又要尽量维护南方内部团结的情况下,孙中山对于一般名誉事件,反应不甚激烈。如1912年3月9日,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刊载以“南京同盟会本部”名义发表的电文,有“上海各报都被买收”之语,上海日报公会及各大报馆联名致电孙中山,要求孙作为同盟会会长,予以澄清。(11)孙中山复电上海各报馆,声明同盟会本部“并未发过此项电文,在宁本部亦无各省分会之组织。该报所载,实与本会无涉”,此事完全属于“名义”被人“妄用”。(12)除致电报馆外,还通过《民立报》通电各政党,(13)但也仅如此而已。

   除此事关涉同盟会,另一类似事件主要针对临时政府。1912年3月26日,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刊登《诘问南京政府一等匿名印电》,对该电所云章太炎主张建都北京,袁世凯拟以功授以教育总长或最高顾问之职、并要求晋京陛见一事,提出诘问。(14)3月27日早晨,孙中山为此事复函章太炎,说明该电系奸人伪托,并已下令电局查报,复函中也只是解释道:“其人心事无赖,而造语不通,不足当识者一噱也。”又宽慰章太炎:“时局虽称大定,然图治未见加奋,思乱者仍犹未已,于极无聊赖中,犹欲试其鬼蜮。民德如此,前途大可忧也。”(15)在泛泛而论中,力图将具体事件予以淡化。

   临时大总统面临的最严重的名誉风波,是汉冶萍借款事件。此事虽是以临时政府名义进行,但直接影响孙中山的个人名誉。在财政窘迫、军需紧急,而所有筹款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向外借债成为临时政府不得不谋求的主要筹款途径。临时政府初拟以招商局局产为担保,向日本资本组织商洽借款;后拟以汉冶萍公司为抵押,向日本洋行借款。前者由于招商局多数股东的抵制,国内其他政治势力意见相左,借款未能成立。(16)后者打算通过逃亡日本之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宣怀进行,原本设想由公司自借巨款,由政府担保,多借数百万转借与临时政府。但盛于1911年末逃亡大连时,已与日方策划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孙中山亦于是时与日本三井洋行议及中日合办,遂退而谋求合办,以便取得款项。1912年1月26日,临时政府、汉冶萍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在南京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规定公司股本为日金5000万元并由中、日合资办理(中、日各半),公司续借日金500万元,作为日人投入公司股本;由汉冶萍公司借给临时政府500万元。2月2日,孙中山、黄兴分别以中华民国总统、陆军总长名义签署承认临时政府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借款续合同,三井洋行代汉冶萍公司备款日金250万元,借与临时政府。(17)这一复杂过程的要点,是以南京临时政府核准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为先决条件,由公司自身产业抵借,再假手三井会社转交临时政府借款。(18)

   汉冶萍借款签约后,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和舆论的猛烈批评。各报连续报道了临时参议院和一些议员反对、质问合办与借款的情形,特别提出,“参议院为全国舆论之代表,以代表全国舆论之机关而起风潮,是不啻全国舆论隐隐皆起风潮也。全国之舆论而隐隐皆起风潮,是不啻全国之人咸与政府为意思之抵抗也。”(19)又纷纷刊登反对汉冶萍公司合办的电文和来稿,《申报》自2月23-25日,连续刊载民社联合各地共和会具名的《汉冶萍合资公揭》,表示“全国人民无不痛心疾首,自应迅速取消前议”,发布以鄂湘赣三省人民公启名义的传单。(20)《申报》评论指出,“新政府之种种失机,皆此一念之虚骄误之也”,要求临时政府“急宜痛除虚骄之习”。(21)

   除一般舆论外,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来说地位极其重要的章太炎和张謇,对汉冶萍公司合办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指责,对孙中山个人名誉提出了严厉的责难。章太炎于报端撰文并致函孙中山,首先指出,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程序上,汉冶萍借款签约一案都不能成立,“大冶之铁,萍乡之煤,为中国第一矿产,坐付他人,何以立国?”其次,指出此事导致孙中山“与盛宣怀同被恶名”,警告“以执事(指孙中山——引者注)之盛名,而令后来者指瑕抵隙,一朝蹉跌,自处何地?”还为孙中山指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通过“召盛(宣怀)使募”即可,而不要将国家权利和个人名誉陷入困境,“令国丧主权,身冒不韪”;希望孙“及今事未彰布,速与挽回”。(22)

   时任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的张謇亦持反对意见,在得知借款事后,立刻急电孙中山,请“出以慎重”;又致函详细阐明理由,揭露盛宣怀的个人品德,指出“吾政府不加深察,一受其饵,则于国防,于外交,皆为大失败。……民国政府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至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贻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喧笑?”(23)并愤而辞职。

   这一事件发生之初,孙中山、黄兴等还是极力想把借款事情办成,以扭转临时政府的财政被动,因而并不把名誉问题放在第一位考虑,反而乐观地估计,“今日所见为独占无二者,他日当使竞争而并进。于众多矿中分一矿利与日人,未见大害,否则以一大资本家如盛氏者专之,其为弊亦大。”对于舆论喧哗,尚不以为然,认为“舆论于此,未必深察。(24)但对于临时政府内部章、张二人的态度,则高度重视。在收到章太炎第一封信后,孙中山立刻复函,表示“此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25)孙中山向章介绍了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现状和财政危机,指出章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建议不能解目前之急;章太炎提出的权利外溢的后果并非不知,名誉牺牲的后果,无论是对于临时政府,还是对于个人名誉,也都十分清楚。但孙中山此时决策的出发点,是综合比较,两害取轻,“至于急不择荫之实情,无有隐饰,则祈达人之我谅。”(26)

在覆张謇函中,孙中山以同样的理由说明了合办借款之必需,也以同样的比喻向张解释不得已的苦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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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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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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