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 解析西方“后真相”的真相

——中国社会科学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18-05-15 22: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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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你在社交网络看到的、随手转发的政治丑闻,有可能是被定向投放的虚假新闻。”近日,美国某大型社交网络被爆出曾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向特朗普的顾问团队透露用户隐私,导致用户被定向投放隐形广告。这些虚假、夸张的多媒体手段,被认为成功操纵了选民的投票意向,客观上导致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最终战胜希拉里。

   这一事件引发了学界思考:“后真相”时代到来了吗?爱憎大于理性,情绪大于真相,真相是否还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界该如何思考这一问题,又能提供怎样的破解之道?围绕这些问题,本期学海观潮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

  

   “后真相”:现代哲学认识论的第三种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概念、理论是解释世界的工具。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或“后事实”)一词作为年度词语,说明这个概念对当下时代,起码对2016年出现的种种“黑天鹅”事件具有一定的概括力和解释力。理论与现实是如何相关的?

   黄平:“后真相”(或“后事实”)作为一种现象出现,背后呈现的是理论的流变,也部分地说明当下这个时代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在发生变化。如果简单做一下理论回溯和梳理,我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哲学在认识论层面经历了三个时期,出现了三种理论。

   第一个时期,是从17—18世纪的培根、霍布斯、洛克、狄德罗等为代表的旧式唯物论开始,其中标志性的观点是洛克的“白板论”。经过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这种唯物论后来被马克思恩格斯发展成为辩证唯物论,进而达到最高水平。辩证唯物论一方面坚持世界是物质的,另一方面认为世界也是变化的。从机械唯物论到辩证唯物论,这一时期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间有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康德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化改造和创造性转换,才有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认识论。恩格斯认为,那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也可以说,这些巨人又引领了时代。正是现代社会孕育了现代理论,而现代理论又阐释并改变着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便是这一时代的思想结晶和引领时代的思想武器。

   第二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法国的利奥塔和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可以说是后现代理论的宣言书。后现代理论容纳了阐释学、符号论、语言学转向等。后现代理论反对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主张对启蒙以来的理论进行解构,用相对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文本、理论、符号和意义,并试图以此解构中心、价值和真理等。胡塞尔的现象学、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也都与此密切相关。后现代理论还包括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后”(“post-”)理论,它们都反对二分法、二元论,而强调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认为意义是相对的,是人在认识和思想中构建出来的,因而是多元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阐释学认为,每个人都是思想家,每个人都在阐释、建构意义。

   黄平:一些后现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一些阐释学学者)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阐释世界。不管这些阐释正确与否,它们本身也都在建构着我们的世界,因此都在成为或将成为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世界是什么样的,在于人如何阐释它,世界不再是外部的、“客观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后真相”也有一个“后”字,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后”是否有关?“后真相”这个概念的提炼,主要源自西方网络社交媒体的类新闻传播,即把具有耸动作用的观点作为真实的新闻来传播,感性超过理性,真相不再重要。

   黄平: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时期的“后真相”理论。西方媒体对“9·11” 事件的报道,已经预示着这一时期的到来。

   在此之前,被称为“独立帝国”的西方媒体,其最著名的案例是对越南战争的报道。在那期间,媒体对越战的报道被认为扮演着“反越战”甚至“阻止战争”的正面角色。媒体将美军在越南的地毯式轰炸对妇女、儿童、平民的伤害,血淋淋地呈现出来,彻底颠覆了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正当性,成为迫使美国撤军的重要因素。人们也由此意识到,媒体如此巨大的威力不容小觑。

   但是,到了“9·11”事件以后,人们才真正逐渐意识到,媒体帝国的阐释能力和影响力是如此之厉害,以致事实/真相好像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媒体可以建构事实,甚至能够超越事实。后真相的“后”字,不是时间意义上的划分,更有“超越”的意思。

  

   “颠覆”的世界:传统的知识和方法论正走向断裂

   《中国社会科学报》:“后真相”引起广泛关注,通常认为是在2016年。这一年,西方世界发生了几个“黑天鹅”事件。这与新媒体有什么内在关系?

   黄平:“9·11”事件以后,西方媒体对事实的建构或解构能力突升。比如,当时有一部分驻中东的西方媒体记者,他们不用懂当地语言,也不用到实地采访,更不需要了解真实的中东,就能“编写”出西方世界想象中(或预期中)的中东,当然还有他们想象中的非洲、亚洲等。伊拉克战争时,西方媒体先将萨达姆塑造成流氓形象,再导演出民众在广场推翻萨达姆雕像的事件,而这些“民众”很多都是从其他地方专门运送过去的。

   西方媒体作为西方国家的“第四权力”,在越战期间曾对西方社会发展起到相当强大的监督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所有领域都报道了真相,甚至也不意味着主要报道了真相。

   21世纪以来(有人认为21世纪应该从“9·11”事件算起,也有人认为从“冷战”结束算起),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突破,新媒体逐渐发展壮大,人手一个平板电脑或一部智能手机,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媒体库。个体不仅是信息接受者,也是信息制造者、传播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说过,每个人都是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今天,也可以套用这个话,每个人都是“后事实”或“后真相”的制造者、传播者。问题在于,信息爆炸时代的新媒体,不只释放正能量,各种负能量也几乎如影随形。更可怕的是,在海量数据的急速传播中,信息的真实性、权威性已经很难辨别,人们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不知如何甄别。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如何传播信息,受众就会看到一个基于这些信息而构建起来的世界,即便这个构建的世界并不是客观现实,只存在于媒体的想象和构建之中。这就是“后真相”最大的特征,也是最大的问题。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都是“后真相”的产物。

   “后真相”或“后事实”,不仅是对西方传统媒体和报道手法的挑战,也是对西方传统的、主流的现代理论的颠覆。

   洛克说,“人的思想是一块白板”,即我们的头脑里本来并没有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认识是客观世界在个人头脑中的反映,否则认识就是无源之水。虽然笛卡尔讲“我思故我在”,但他所强调的仍是主客观关系。而且,主观认识要符合两个标准:语言要清楚,逻辑要明白。这样,“我思故我在”才有意义。

   如果说这些还是机械的或唯心的,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超越了两者。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虽有洞见,并关注到人的主体间性的重要性,但是它消解或解构意义,已经为相对主义打开了大门。而到第三个时期的“后真相”理论,可以说已经走得太偏了,人们认识社会的标准、尺度,其背后的方法、理论,都可以被一一颠覆。

   那么,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吉登斯曾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日益“远离我们而去的世界”里。沃勒斯坦也曾用《所知世界的终结》来为他的一本书命名。这都在说明,当今世界正飞离我们而去,这里的“世界”指的是18世纪以来的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我们以为能够认识其确定性的社会。如果按照“后真相”理论,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假的世界,是一个知识断裂、方法论断裂的世界,一个不仅不确定而且还无法确定的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技术是“后真相”知识和方法论断裂的源头吗?

   黄平:应该说,技术革新和信息普及是其重要原因,便捷的传播技术使得信息瞬间被横向散发。实际上,新的传播技术使整个社会组织方式、交往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与原来纵向的、相对凝固的、慢速的信息传播方式相比,如今这种爆炸式的传播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呈几何式增长,社会关系也随之被不断重组。

  

   失控与回调:背后都有“后真相”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不断出现的“黑天鹅”事件,使得“后真相”引发关注。“黑天鹅”作为社会科学概念是怎么出现的?

   黄平:最早的“黑天鹅”概念,来源于对哲学方法论的探索。1930年代,哲学领域的维也纳学派提出,要在科学上、认识上剔除形而上学;一个命题,只有当它要么能被逻辑证明、要么能被经验证实时,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但是,波普尔则提出,实际上,除了数学和逻辑是自洽的,我们根本不能证明经验世界,因为经验世界总是有限的(这也是康德的命题)。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反例,就能证伪一个命题。比如英国人在到达澳洲之前,都认为天鹅是白的,或者说,“凡是天鹅,都是白的”。那么,只要发现一个反例,即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这个命题就被证伪了。这是最早的“黑天鹅”概念。当然,最近的“黑天鹅”概念已经引申了,是指人们没能预料到的事件,或者不希望看到的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近期西方世界接连发生“黑天鹅”事件?

   黄平:首先,西方学界普遍忽视了社会的结构性危机的存在,对危机缺乏足够的预见能力,对危机的到来不够重视,乃至无力应对。这些年,纵观西方世界,可以说,风起于青萍之末,“黑天鹅”事件发生的背后有其必然的根源。从10年前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到接下来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脱欧危机,到西方国家出现的一匹匹政治“黑马”;从金融和经济层面的“黑天鹅”,到政治社会层面的“黑马”。这些都引发了人们对“黑天鹅效应”的担忧。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政治事件是最后的“黑天鹅”,之前有很多其他领域的“黑天鹅”事件只是先导。那么,一连串的“黑天鹅”事件发生,是否说明“黑天鹅”已成为一种认识论层面的新常态,以致原来的白天鹅成为稀有现象呢?换句话说,西方世界是否已经真的变天或者在变天之路上不可逆转了呢?

   黄平: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举一个例子吧。我知道一些已经70多岁的法国老人,他们虽然自成年后便拥有投票权,却几乎从没有参与过选举投票。但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时,他们都去投票了。他们就是看到西方世界政治舞台上不断冒出极端色彩、民粹色彩的“黑马”,担心极端右翼上台,使得法国再飞出“黑天鹅”。为了防止极右翼上台,选民们已经不太考虑马克龙是否年轻、是否有经验、是否有领导力、政治主张具体为何,先投他的票再说。事实上,马克龙到底有多厉害呢?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家都说他厉害,他就变得厉害了。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大众传媒所塑造出来的这种“厉害”,使得越来越多的选民愿意相信马克龙的能力,他们的选票帮助马克龙当选。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的当选叫作“黑天鹅”事件,马克龙的当选同样是“黑马”事件。两人虽然一个表现出反传统的形象,另一个表现出重构传统的形象,但当选的路径竟然殊途同归——都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后真相”的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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