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4 次 更新时间:2018-05-11 00: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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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引言:清代学术和思想研究的意义在哪里?

  

   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似乎以清代最有吸引力,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

   第一,它是古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尾巴,也是西方影响下的现代思想和学术的开端,这个转换或者叫做转型的过程,一定最有意思。更何况在中国,终点和起点并不是那么清晰,彼此纠缠重叠,古代传统里面有现代因素,现代思想里面有古代资源。

   第二,清代思想和学术的社会背景和影响因素很多。这是一个满族统治的时代,满汉问题本身就构成复杂的背景,又是一个西洋东洋列国的文化和学术都进入传统中国的时代,还是一个版图越来越大,族群越来越多的大帝国,内外华夷、满汉甚至满蒙回藏鲜问题也出来了,一面是朝贡体制下的天下,一面是万国公法中的一国,还有一个庞大的多民族的疆域,它的问题的复杂性,会让你感到兴奋,大凡学术研究,越复杂越搅不清楚,你就越有用武的空间。

   第三,清代学术和思想,大家都知道,主要表现在经史考证上,而考证的经史呢,又多是早期的典籍,所以,清代和先秦两汉,形成了中国的“两头”,因为它总是关涉到先秦两汉的思想和学术,比如经学、诸子学、早期的佚籍,所以,它成了古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两端之间的“联系环节”,从两端的叠影,看它们之间的互相解释,可以看到思想和学术史的巨大变化。

   第四,清代的资料太丰富,你尽可以从这里面,不断发掘到新资料,而学术研究总是期待新资料,来填补空缺的。

   这就是清代学术与思想有研究意义的原因。


一、清代学术史的学术史

  

   今天我们要以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的《从理学到朴学》作为文本,来当清代学术与思想史讨论的基础。当然,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关于清代思想和学术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大家熟知的典范,出版了好多重要的著作和论文了。通常,书写的历史总是实在的历史结束的时候出来的,就像经学即将结束的时候,出现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史即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传统文学结束的时候就有黄人、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一样。对于清代思想与学术的总结性历史研究,出现在晚清,这是因为西方的学科制度和知识系统进来了,而传统的中国学术和思想面临重新组建和重新解释,这些论著的写作起因,也是西方学科制度和知识系统的刺激,新的学科框架、新的评价标准、新的论述语言都来了,所以,自从传统学术开始瓦解,它自身的历史也就被书写起来了。

   下面是当时最重要的几个人的清代学术论述:

   (一)1904年,章太炎在东京出版的《訄书》(重订本)里就有《清儒第十二》一篇,他强调清儒继承汉儒,而且以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为首,显示了他偏爱朴学,强调汉代学术传统,强调重考据和反义理的一面,当时他注重的是反满的汉族民族主义,这种对清代儒学的描述,恐怕和他的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有关。

   (二)1904年,梁启超也补写了前两年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世之学术》一节,里面已经把清代划成了(1)顺康(重心在讨论程朱陆王问题),(2)雍乾嘉(汉宋问题),(3)道咸同(重心是今古文问题)、光绪(孟子与荀子的问题),并且说道,清代初期学分新旧,新趋向的代表是顾、黄、王、颜元、刘献廷,他们开启了“应用的而非理想的”学术风气,而清代考据学全盛的时代,和欧洲的倍根(Francis Bacon,今译培根)相同,他们的方法,也有点儿像倍根的“归纳论理学”,只是因为“时主操纵”,就是皇权高压的缘故,虽然考据的精神接近科学,但是流于支离破碎,约束性灵,“不用诸开而用诸闭,不用诸实而用诸虚,不用诸新而用诸旧”,所以,“泰西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以勃兴,中国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益消沉”,不能像欧洲那样成就文艺复兴。不过,他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还是觉得,这两百年来的学术,仿佛“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他把它命名为“古学复兴时代”,这已经有了“复古”再“复古”的历史脉络,也含有了清代学术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意思②。

   (三)1907年,刘师培接连写了《近儒学术统系论》(原载《国粹学报》第28期)、《清儒得失论》(《民报》第14号)、《近代汉学变迁论》,大体上以“民族主义”为评价的基础,对所谓汉学,作了一番清理,尤其是《近儒学术统系论》,从(1)明末清初的浙学(刘宗周、黄宗羲)开始,一直说到浙江的万斯同,(2)从崇尚程朱理学的汤斌、陆世仪,到讲究实践的孙奇逢、李颙,(3)从王夫之、唐甄,到启发汉学的顾炎武、毛奇龄、胡渭、阎若璩、王锡阐、朱彝尊、梅文鼎,(4)从考据学大盛的惠周惕和惠栋、余萧客,到所谓皖派的江永和戴震,里面还说到凌廷堪、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焦循、阮元等等,当然也提到纪昀和朱珪、翁方纲和钱大昕,(5)然后是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的今文学,以及安徽桐城之学、浙江之学以及龚自珍等人,(6)一路下来,最后说到徐松、祁颖士、张穆、何秋涛的西北地理之学,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清代学术史③。

   (四)1907年,皮锡瑞《经学历史》讲到清代学术三变,也划分了(1)国初,汉学方兴,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汉宋兼采;(2)乾隆以后,推崇许、郑之学,汉学兴盛,(3)嘉道以后,又由许郑溯源而上,到西汉今文之学,他和梁的说法很接近,主要是因为今文学家追溯历史,一定要从今文学倒推回去,把复古当作追寻最高真理的必经途径,所以清代是古学复兴的时代。这是写道统的方法。

   (五)王国维的说法。1904年,王国维写了一篇《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那个时候,王国维正好热心于叔本华、尼采的哲学,觉得这种整体解释宇宙和历史的学问,很深刻也很系统,对于中国传统学问来说,这是一个来自西洋哲学世界的强烈刺激,这种刺激可以使学者对过去的资源进行“重组”,所以,他觉得清代三百年,虽然汉学发达,但是“庞杂破碎”,找来找去,只有戴震和阮元两个人的《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性命古训》才有一点“哲学”的意思,他评价说,这是“一方复活先秦古学,一方又加以新解释”,重新讨论孟子以来的“人性论”,建设心理学和伦理学。但是要注意,这时的王国维对中国哲学史还没有一个贯通的、整体的脉络,所以他只是说,戴震恢复了古代北方哲学重实际的传统,但中国哲学后来被南方、印度影响,成为纯理论哲学,专门讨论“幽深玄远”的问题,并不适合中国人。所以,他的结论是,戴震和阮元“以其考证之眼,转而攻究古代之性命道德之说,于是北方之哲学复明,而有复活之态”。他的这些思想,后来也对各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不约而同地把清代学术的最高典范从顾炎武转向戴震,有王国维(也包括刘师培等)的影响。

   先把王国维放在一边,这里只讨论清代学术与思想的整体脉络。应该说,(1)章太炎、刘师培的说法,大体上是以批判“满清”统治的汉族民族主义为基础,以当下的政治关怀来评价清代学术,一方面说明清易代以后,“自是朝廷利用其术,而以朱学范民”,在官方的控制下,清代之学术是“用于保身”,是“智而谲”,一方面说清代汉学,常常是用汉人的文化来批评“满清”的统治,像戴震考证音韵是批判《康熙字典》之类。同时,他们以科学的怀疑、征实、丛缀、虚妄为评价标准和基础,对清代学术进行评价,并且指出这种学术渐渐衰退,因此,需要引进新的学说④;(2)而梁启超、皮锡瑞的说法,也主要是以科学主义为基盘,承认当下的学术是文艺复兴,认为所谓“复古”不是倒退,而是“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所以是“古学复兴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不过,无论两者差异有多大,但是他们都试图用“变”的观念来看待清代学术,都觉得学术和思想要有顺应现代的变化,正如梁启超用佛教的“生、住、异、灭”为脉络一样,都觉得思想和学术应当有进步。

   不过,章、刘的说法,在反满的民族主义渐渐失去了现实意义的时候,他们的说法,便远远没有依托西方文艺复兴历史的梁、皮说法有影响。在以后的八九十年学术思想史里面,影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些:(1)在中国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21)、《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1926)、胡适关于费密、戴震的论文、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近几十年,是杨向奎编的《清儒学案新编》和余英时的著作,比如《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等等,最为重要。(2)在日本则是狩野直喜的《支那哲学史》、《清朝的制度与文学》(均为1920年代的京都大学讲义)和森木竹成《清朝儒学史概说》(东京,文求堂,1930年)为开创⑤,近几十年来,比较重要的则有近藤光男的《清朝考证学的研究》(研文出版,1987年)、滨口富士雄《清代考据学的思想史研究》(国书刊行会,1994年)、木下铁矢《清代考据学とその时代——清代的思想》(创文社,1996年)、冈本ちぇ《清代禁书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等。

   章、刘的影响渐渐退去之后,后来这些研究大体上有两种倾向,用台湾东海大学的邱为君教授的总结,可以说形成了两种“典范”⑥:

   (一)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论

   主要是根据:(1)明清巨变的刺激,(2)对明代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而误国的反省,(3)文字狱的钳制,等等因素,认为清代学术既是对心学的批判,也是对理学的反动,指出这一方面造成了清代学术远离现实,“著书都为稻粱谋”的风气,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实事求是,不主一家的科学精神。——这是从社会背景的影响来讨论清代学术的缘起。

   (二)钱穆的“每转益进”论

   钱穆特别指出,儒家学说里面本来就有“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传统,(1)宋代学风也一样,陆九渊重“尊德性”,但是朱熹却重“道问学”,而朱子之学其实正好是启迪清代学术的资源,所以他在第一章里就大谈宋代学术史,(2)并且这种朱子的学风,恰恰引出明代的东林党拨乱反正,批评王学之弊端,兴起“辩名理纲常,启实践之风”,(3)而清代初期学者就是继承东林学风的,(4)在这一学风里面,包含了两个面向,一是讲求实学,经世致用,一是格物致知,博学于文,后面的这个面向,就开启了后来追求实证之学的路子。——这就叫每转益进,换句话说,就是学术自身不断超越与变化,构成了清代学术和思想的历史。这算是从内在的资源和启迪方面,来讨论清代学术的起源与变化的。

不过,这两种典范,虽然是有重视内在和重视外在的差异,但基本上还是“近代性”的历史论述。为什么?因为他们都预设这个学术史,是渐渐趋向近代的,即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总是要走向近代的,所以,要在它们的历史里面,寻找符合近代理性和科学的东西。尤其是前一种。我要告诉各位,理论不是时装秀,不是越新越好,当然也不是酿酒,也不是越陈越好,但是,我相信理论越简明,越有影响和力量。我们可能对前一种论述感觉有些陈旧、有些简单,但是陈旧未必错误,简单恰恰明白,它的逻辑特别清楚,就是(1)和文艺复兴一样,他们上手的工作是古典的整理和考证;(2)和文艺复兴一样,古典的整理瓦解了(中世纪)的经典的权威性,如果说欧洲是神学的;中国就是儒学的;(3)经学和经典的权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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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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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典籍与文化》(京)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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