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十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3 次 更新时间:2018-04-13 02: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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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  

一、什么是“政治的概念”?

  

   在德国观念论哲学传统中,探究事物的“概念”意味着经过分析和反思深刻把握了事物的本质,比如本雅明的《论历史概念》探究的就是“历史的本质”,因此,“政治的概念”意味着探究政治现象的本质。当然,施米特既不是德国观念论者,也不是新康德主义者,因此,他无意于以本质主义的方式探讨“政治的本质”,或者通过思辨的体系的方式论证“政治本体论”。施米特以某种近乎直觉或独断的方式获得了符合政治现象本身的特质来界定“政治的概念”,他将这种方式称为“现象学的”,因为这种“政治的概念”越过了各种理论术语的中介,直接来自政治现象和政治现实本身并与政治现象极度契合。

   实际上,施米特给出的敌友之分的“政治的概念”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描述。施米特只是给出了区分政治现象与非政治现象的划界的标准,使得“政治的”事物成为一个相对于其他社会领域的自律的领域,但并没有政治领域内部的各种政治现象本身进行实质性的界定。区分社会的各自领域的自律性,这也是后来卢曼的社会系统论界定社会各领域分化的方法。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得出来施米特仍然深受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和韦伯的影响。

   然而,施米特的形式主义的“政治的概念”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内涵,那就是它的“冲突论”的含义。“敌友之分”意味着群体之间冲突和敌意的普遍存在,尤其是当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的生存方式是正确或优越的时候。最惨烈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形式是战争,最大单位的战争冲突的群体是国家,而决断敌友之分以及战争的“现实可能性”的权利当唯一属于国家主权者。通过这样几个步骤,施米特以“敌友之分”的“政治的概念”为国家的主权概念进行了奠基性的论证。敌友之分与战争的现实的可能性意味着政治统一体的国家的存在的必要性和优先性,而国家的政治统一体的自我保存就是政治的第一要义。

   在一个国家间相互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没有国家主权,就没有政治统一体的存续。因此,敌友之分的“政治的概念”的形式主义的定义是具有实质性的内涵的,即主权者的政治决断捍卫政治统一体的自我保存。换言之,看起来是国家内政治的无规定性,却是国家间政治的规定性,敌友之分正是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之间的分野。这种具有结构现实主义特性的现代“政治的概念”,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阿奎那等古典政治哲学家对自足的政治统一体(通常以城邦为模型)的目的论的界定迥异。可以说,整个《政治的概念》所致力于阐明的就是这一现代世界的“政治的概念”。

  

二、《政治的概念》是否有一个体系架构?


   《政治的概念》并不像霍布斯的《利维坦》或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那样是一本思想体系之作,因为欧洲国家哲学的思想体系在霍布斯到黑格尔等几代人手里到达完整的顶峰,之后将不会再出现任何政治哲学体系性的论述,剩下的只能对那些基本的政治哲学概念进行一些系统的反思。《政治的概念》就是一本重建现代的国家主权观念的论证的系统反思之作,它建立在两对概念之间的关系之上:一方面是国家(Staatlich)与政治(Politisch)的关系,即“国家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另一方面是战争(Krieg)与敌人(Feind)的关系,即“战争是敌对性(die Feindschaft)的显现形式”。这两个命题建构起来施米特的国家理论和主权论的基本概念结构。

   在国际法的伟大的“欧洲公法”(Jus publicum Europaeum)时代,主权国家拥有决断战争和敌人的战争法权,它承认即使敌对国家也同样拥有战争权利,承认正当的“非歧视性的敌人”和“非歧视性战争”,并凭借这种政治理性的方式限制了战争和敌对性的野蛮的破坏性。在欧洲历史上,欧洲公法与国家主权是共生的,而在二十世纪二者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二战后欧洲公法秩序在西方世界宣告终结,至于主权国家更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主权概念无用论甚嚣尘上。施米特早在一战时就已深刻意识到“以国家来界定政治”的古典时代已成过去,如今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重建政治的概念”,然后再由这个被重建起来的“政治的概念”反过来为国家及其主权重新赢得正当性。这应该是理解《政治的概念》的理论建构的一个出发点。

   《政治的概念》虽然短小精悍,但仍不乏是一部结构严谨、论证清晰、言辞雄辩、思想深刻的论著。第一章可以看作是全书的导论,《政治的概念》的整体论证的结构从各章的标题上清晰可见。一,“国家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二,“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三,“战争是敌对性的显现形式”。四,“国家是政治的统一体,因多元论而出问题。”五,“战争法权,即在特定情况下决定谁是敌人的现实可能性以及运用来自政治的力量与敌人作战的能力,属于在本质上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六,“世界并非政治的统一体,而是政治的多样体”。七,“所有的国家理论和政治概念均可按照它们所依据的人类学检验之,并由此分为两类,即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假定人在本性上是恶的,以及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假定人在本性上是善的”。八,“伦理与经济的两极导致的非政治化。自由主义运用某种特定的系统方式改变了所有的政治概念”。整篇文本的论证由国家(政治的统一体与战争法权)、政治(敌友之分)、战争(敌人的显现形式)与敌人(人性恶)等四个基本概念两两相关、环环相扣构成,层次分明,言简意赅。吃透通过整篇文本的论证结构,才能多层次地把握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的论域与意图。

  

三、《政治的概念》的意图是什么?


   《政治的概念》第一版发表于1927年(1931年10月修订为第二版),当时正是魏玛共和国深陷政治危机之际。如何解决魏玛共和国先天不足的正当性危机,韦伯在1918年给出的方案是帝国总统制总当时非常有代表性。施米特非常认同韦伯的观点,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著作《政治神学:主权学说四论》、《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宪法学说》和《宪法的守护者》等都试图以总统制取代议会民主制,而《政治的概念》的敌友之分的“政治的概念”所论证政治统一体自我保存的必要性以及主权决断者的必要性,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语境中所表达的意图就是以大众民主时代的总统制来解决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危机问题。

   不幸的是,第三帝国总统希特勒以及纳粹政体彻底颠覆了施米特的总统制的政治设想,也间接地让《政治的概念》所论证的基本政治观念都落空了。施米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的所有著作的努力都旨在以总统制和主权专政阻挡脆弱的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的崩溃以及极端政党的兴起,以决断论的主权论阻挡国家的衰微和多元主义的泛滥危及魏玛共和国体制,以政治现实主义阻挡人道主义或人权话语的道德主义的虚伪惑乱魏玛知识界,以“政治的概念”阻挡韦伯所见的“世界的祛魅”以及经济与技术的理性化进程无往不胜的“历史的终结”。然而,施米特在魏玛共和国掀起的那场“激进保守主义”运动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他的总统制和主权论是非常容易沦为政治机会主义的,纳粹的总体国家会迅速突破施米特的总统制和主权论的限度的,而施米特的政治思考从未给这种机会主义和总体国家的扩张设置任何思想上的限制。更有甚者,他本人也很快就沦为一个政治机会主义者了。

   如果说《政治的概念》的实践意图是为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制(以及《魏玛宪法》第48条“总统专政条款”所赋予的总统的紧急状态权力)做间接论证的话,那么它的理论意图就是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为国家和主权的概念重新奠基。这就是《政治的概念》开篇“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的命题所表达的意思。

   “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这一命题已表明,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所要应对的理论困境是“国家性的终结(Ende der Staatlichkeit)”。在《政治的概念》的第一段中施米特开门见山地指出,“国家在本质上为何物,此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是一部机器还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人格还是一种建制,是一个社会还是一个社群,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蜂巢,甚或只是‘一系列基本程序’”(页21)。与之相反,施米特清楚地给出了国家的界定、本质和基本特征:“无论就其字面意义而言,还是就其历史形象而言,国家均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特殊状态(Zustand eines Volkes)。与其他任何可以想见的个人和集体状态相比,国家在关键情况下是最终状态。……政治状态与民族状态所具有的一切特征均是从某种更为特别的政治特性中获得其意义,因而若政治的本质受到误解,它们终将无从把握。”(页21)在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中,国家的政治统一体即主权。施米特说:“如果着眼于那种与现实敌人的真正战斗这种可能的极端情况,我们就会看到,政治统一体乃是关键,它是决定着敌友阵营划分的关键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而不是在任何一种绝对主义的意义上,政治统一体即主权。否则的话,政治统一体将不复存在。”(页47-8)

   施瓦布(George Schwab)说:“由于施米特的关注点集中在近代欧洲主权国家以及围绕着国家的各种问题,因此,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可以根据他的法律著作或与法律有关的著作(尤其是自20世纪10年代末以来的著作)推断出来。对于施米特来说,‘国家是人民的政治统一体’。”【George Schwab, The Challenge of the Excep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al Ideas of Carl Schmitt between 1921 and 1936,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viii-xi】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1963年版的“前言”中有一段集中表达他的国家主义理念的论述值得大段摘录下来。他说:“人类的欧洲版图不久前还滞留在某个时期:其时,法学概念完全是国家塑造出来的,国家是设定政治统一体模式的前提。如今,这一国家性(Staatlichkeit)时期走向终结。这一点无庸赘述。那些与国家相关的概念也随之走向终结;而为了获得这些概念,欧洲国家法和国际法科学付出了四个世纪的思想探索。将国家看作政治统一体的模式,看作最为奇特的垄断的载体,即垄断政治决断的载体,看作欧洲的形式和西方理性主义的光辉篇章,凡此种种国家观,都已经被废黜。但是,国家的概念仍然保留下来,甚至变成古典概念。诚然,今天即便不说古典一词具有讽刺意味,在大多数情况下听起来也歧义丛生,模棱两可。

的确,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其时,区分国家与政治还很有意义。因为古典欧洲国家成功地实现了某种完全难以置信的东西:在国家自身范围内营造和平,并且排除作为法律概念的敌人。它成功地消除了自卫权利,消除了中世纪的法律机构,结束了16、17世纪双方都视其为正义战争的教派战争,并在国家范围内创造了安宁、安全与秩序。众所周知,‘安宁、安全与秩序’的格言充当了治安的定义。这种国家内部实际上只有治安,却不再有政治;原因在于,宫廷阴谋、对抗、心怀不满的反对派别和暴动企图,简言之‘骚乱’,都被看成是政治。当然,政治一词的这种用法没有什么不可,讨论其对错纯属语词之争。需要注意的仅仅是,同治安(Polizei)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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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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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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