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燕杰: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18-04-10 09: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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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燕杰  

  

   内容提要:中国经验的国际表达要求实现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本土知识是关于特定地域、特定时间、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在特定社会结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经验知识。本土知识分为相对容易测量、可以实证的本土知识以及相对较难测量、未知能否实证的本土知识,而后者包括意会知识,对意会知识的研究是最具挑战的方面,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点。社会学本土知识通过概念化才能变为社会学理论知识,而根据学术目标的不同,理论抽象的层次可以是地方性的,也可以是全国性,还可以是国际性的。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可以采取“接受-丰富-增加”的研究策略来实现,即:接受已有概念、丰富其理论内涵、增加其变量的文化差异性。“关系社会资本”的概念框架便是遵循这一研究策略的一个范例,它采用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本土概念“关系”,丰富了国际学界已有概念“社会资本”。

   关 键 词:本土知识/国际概念化/社会学理论

  

   一、导言

   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是一个新的问题,也是推动我国社会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提出这个问题的起因之一,是我在西安交通大学最近八年工作期间,与那里的同事和研究生探索“关系社会学”的知识体系时,在开展全国八城市“求职网研究”的过程中,以及在和西部12所高校一起开展“西部社会变迁”的研究项目中,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本土知识”的社会学价值。作为一门经验研究学科,社会学关于社会事实所形成的知识,其原初形式都是本土知识,也就是说,知识的内容是关于特定地域、特定时间、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在特定社会结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人类实践活动。关怀本土知识是社会学者的本职工作。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本土关怀,社会学知识就失掉了经验事实的文化含义和生活形态,就失掉了韦伯所关注的社会行为的“意义”。比如,一个研究者如果只会带着已经成型的理念去基层进行观察、做访谈,无论这个理念是国产的还是舶来品,如果只是试图收集能够支持这个理念的材料,对活的、真实的情况漠不关心,对本土知识毫无兴趣,那么,通过这样所谓的“观察”和“访谈”所得到的知识,其社会学的价值是极其有限的。再比如,一份调查问卷中的全部问题或大部分问题,如果都从外国调查问卷中翻译而来,那么,收集得来的量化数据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是可想而知的。就我个人的研究兴趣而言,不关怀本土知识,就根本不会产生“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兴趣,也不会提出这个研究议题。

   提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的第二个因由,是提炼和概括本土知识存在确立怎样的学术目标的问题。虽然关怀本土知识是社会学者的本职工作,但停留在本土知识的层次,从中国社会学整体角度看,我认为并没有尽职尽责。这是因为,社会学不但是一门经验研究学科,还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所以社会学者也有责任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文化、不同结构条件下的本土知识进行概念化,形成跨越时空、文化和结构等边界的抽象的、一般的理论知识。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源自我国社会实践的本土知识,如果我们期待用它开展国际交流,用我国的本土知识对国际社会学做出学术贡献,从而影响世界,让它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那么,我们就需要从事跨国界的概念化工作,也就是“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

   以GDP总量为指标,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也随之提高。对于中国社会学者而言,能否有效地提炼我国社会学本土知识,特别是能否有效地将之国际概念化,让本土知识真正走出去,让国际社会学界听得懂、能接受,是我国社会学者的时代重任。我不揣冒昧,就这个问题提出三个方面的分析,分别是社会学本土知识的特征、本土知识国际概念化的跨文化视角以及以“关系社会资本”为例对国际概念化工作的介绍,以期引发学术争鸣,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

  

   二、社会学本土知识的特征

   我说的本土知识,就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出的“local knowledge”的概念。“Local knowledge”也被翻译为“地方知识”或“地方性的知识”,但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我采用“本土知识”这个概念。关于本土知识的特征,我有三点学研体会。

   第一,需要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本土知识。简单地说,就是相对容易测量、可以实证的本土知识和相对较难测量、未知能否实证的本土知识。前者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社会学的科学性,后者是他说的社会学的人文性(费孝通,2003:5-16)。费老指出,社会学的科学性是关于可观测的经验事实的实证研究,包括社会群体的态度和行为、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社会问题发生发展的因果机理,等等。通过数据分析和统计模型来检验理论假设的真伪,从而解释社会行为模式,预测社会的发展变化,费老把这些功能称为社会学的工具性、应用性,将其看作当前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应该继续加强。但与此同时,费老特别注意到社会学的人文性,也就是从人文精神、文化价值、道德情操、社会人格等方面,对于“人”与“人”的关系、“说得清的我”与“说不清楚的我”的关系、主观性之“心”与道德性之“心”的关系的研究。这里的人、我、心,在费老的原文中是加引号的,意思是具有特定文化含义的人、我、心,而不是去掉这些文化含义、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概念抽象。费老认为,这些涉及人文性的诸多方面的社会学研究,对理解和解释我们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皆极其重要,“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费老对我们晚生后学提出殷殷期望:“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理论和应用上获得一些真正突破性的进展”(费孝通,2003:5-16)。

   第二,本土知识是关于“理解他人的理解”的特定文化的知识。费老说的人文性的社会学研究,其实就是韦伯说的理解人类行为的主观意义的社会学,这一点费老原文里有明确的表述。我们知道,“理解他人的理解”是当代最有影响的人类学家格尔兹的阐释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他人的理解”就是被研究地、被研究群体、被研究者对于经验事实的文化理解。在格尔兹看来,社会事实一方面是“生性的事实”,即事物原初的属性;另一方面又是“人为的事实”,即人们赋予事物的文化象征意义。格尔兹认为,人是生活在由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里的动物,人的行动是传达意义的最直接的行为表现。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研究费老倡导的社会学的人文性,就是发掘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文化象征意义,文化象征意义也就成为了任何本土知识的核心内容。

   第三,文化象征意义的关键载体是费老说的“意会”行为,这是本土知识中最具挑战的方面。意会,就是不明说而内心领会,但有态度和行为表现。费老在论述社会学双重性格的论文中对于“意会”作了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在我们中国文化中,从过去到现在,人和人的交往过程中的“不言而喻”、“意在言外”、“言外之意”等等都属于“意会的领域,是人与人关系中一个十分微妙、十分关键的部分……实际上常常是决定性的状态,它自然应该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的关注点”(费孝通,2003:5-16)。如何关注呢?费老的意思不是停留在描述意会状态本身,而是要把意会状态的人际交流和社会关系的规则上升到社会学理论的层次。他说,“不夸张地说,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实际上更多的是建立在这种‘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在这种‘意会’的人际交往领域,中国文化本来具有某种偏好和优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许可以做出某种划时代的成就。反过来说,如果不突破这一点,社会学不管作为一种应用性的专业,还是一种人文修养方面的学科,都存在着严重的缺憾”(费孝通,2003)。

   我们知道,体察、感悟、经验、提炼、概括“意会”知识不是一件容易从事的研究工作,当事人也常常无知无觉,互动他人的“意会”又怎能被研究者准确地把握到呢?但是,“意会”的问题很早就在费老的思考之中了。这是我在与费老的一次偶然的交谈中发现的。1998年,香港成立社会学学会,费老到会致辞。那时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参加了会议。晚上,第一届理事会成员陪费老乘车去尖沙咀晚餐,途中我坐在费老的前排,我借这个机会向费老请教他的论文集《行行重行行》这个书名如何翻译为英文。费老很有兴趣地反问我,“为什么有这个问题?”我就向费老汇报了事情的起因。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同事在其英文论文中引用了这本书,但不知如何翻译书名,就来我的办公室询问我怎么翻译。我知道很难翻译,但还是大胆地把这个书名翻译成Observations from Field Trips。费老听后脱口便说,“太直了!”费老没有说我翻错了,“信”有了,但是欠“达”、不“雅”。费老曾经将翻译定义为“有拘束的创造”,所以我就请教费老,应该怎么翻呢?费老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这令我非常吃惊,因为翻译不言传,如何让外国人“意会”呢?这是个矛盾。我当时对费老说,如果有英语的童子功,又有较深的中国文化造诣,就会把“行行重行行”的“神”翻译出来。费老赞同,说“那就对了!”和费老交谈的这个故事说明,1998年的我,对费老的“意会”还没有多少体会,心里有些耿耿于怀,但是后来学习了他关于社会学双重性格的论述之后,才明白了他对“意会”的社会学意义的理论思考。

  

   三、本土知识国际概念化的跨文化视角

   和费老的偶然交谈事实上涉及了我国本土知识如何走出国界的问题。让我国社会学的本土知识成为国际社会学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部分,是费老敦促我们后学努力实现的目标。我个人的思考是围绕本土知识的概念化问题展开的。

   我们知道,概念是关于研究对象、研究事物的本质特征的表述。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相同的概念术语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具有相等、相似、相区别等三种行为含义和行为表现,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三种状态也是常见的。确定概念术语的文化特殊性的行为含义和行为表现,是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研究的复杂性所在。在社会学研究领域,阶级和阶层的概念在中西文化之间就其行为含义和行为表现而言具有很高的跨文化相似性,但是人际社会关系则不具有这种相似性,所以有关中国“关系”的表述,西方研究文献一般不进行翻译,而是使用汉语拼音guanxi(或kuanxi)以示区别。家、友、孝、忠等概念都属于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本土知识,就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文化特殊性本质及其行为含义、行为表现的知识。

   概念的文化特殊性本质上是一种理论抽象,即从个体向群体的抽象,这个过程也称为个体特殊性向群体一般性的概念化。这种概念化可以发生在一个群体内部、一个文化体内部。当概念化过程发生在群体之间时,理论抽象的层次上升为跨群体的一般性本质;当这一过程发生在不同文化体之间时,理论抽象的层次又进一步上升为跨文化的一般性本质。由于文化之间存在语言差异和认知差异,跨文化的概念化增加了复杂性。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特别关心文化之间的认知差异对跨文化的理论抽象和概念化过程的影响。

所谓认知差异就是关于研究对象、研究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和知识的差异,发生在个体之间、群体之间、跨文化的群体之间。跨文化的认知差异有些来源于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人文要素方面的差异,大量的认知差异则基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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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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