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燕杰:中国城市中的关系资本与饮食社交: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 次 更新时间:2020-06-24 23: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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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燕杰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回顾了三种不同的有关“关系”性质研究的理论模型,其中每一种理论对于关系交往的基础、关系资本的产生和形式、关系资本积累的策略以及运用关系网络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都有不同的解释。作者进而使用1998年中国城市消费者调查的有关数据来分析三种理论模型对于研究中国饮食社交所特有的实证意义。

  

   在中国社会中,“关系”即有助于互惠交往的人际间的联系,往往是通过聚餐———和他人一起吃饭———发展和维持起来的。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用“酒肉朋友”一词,这就表明中国人喜欢将那些经常相互请客吃饭的人视为朋友。下面我将回顾介绍三种不同的有关关系性质研究的理论模型,其中每一种理论对于关系交往的基础、关系资本的产生和形式、关系资本积累的策略以及运用关系网络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都有不同的解释。我将使用1998年中国城市消费者调查的有关数据来分析三种理论模型对于研究中国饮食社交所特有的实证意义。

  

   一、关系资本的三种模型

   (一)关系:作为家庭义务延伸的网络

   这种理论认为,在中国,家庭既是社会结构的核心,也是社会关系产生和形成的源泉,这样关系就被理解为家庭纽带和家庭义务延伸而成的网络。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包括:在汉语界颇有影响力的学者梁漱溟(1986[1949])、费孝通(1992[1949])、金耀基(Ambrose King 1985,1988),以及在英语界较知名的Morton H. Fried(1969[1953])和C. K. Yang(1965[1959])。

   梁漱溟的基本观点是:每个人在出生时便注定了他与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他认为在中国,这些关系在性质上是伦理性的,将情与义结合在一起。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中,情与义互为补充并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家庭环境:拒绝对立,鼓励合作。接着梁又说,正是由于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的群体生活从未成为中国社会组织的模式,这样情与义的伦理关系才得以从家庭延伸到社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因此,梁将中国文化与社会定位为“伦理本位”的。而费则强调家庭内情与义的伦理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一个人离家庭中心圈越远,他的交友范围就越广,而对别人的情义相应就越少。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金耀基认为,尽管梁和费的理论是在二十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但仍能解释二战后香港、台湾以及大陆的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他指出关系的存在超越了政治领域而不断塑造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在梁和费的理论中,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家庭、亲属和由家庭亲属延伸而来的社群。Fried通过研究1949年之前安徽省的一个县镇,证实了家庭和亲属义务网的确延伸到了这一县镇的经济、政治领域和社会组织当中,并形成了“网络结构”。另外,C. K. Yang对中国革命后广东家庭的研究表明,农业合作化并没有给这种结构带来大的变化,正是因为那些民间的、非正式的家庭亲属义务形成的关系网络提供的社会支持机制,才使农户得以在经济过渡与困难时期生存下来。由于家庭的情义伦理从家庭和亲属延伸到了社群,林南(1989,1998a)因而将这样的社群称为“似家庭”(pseudo-families)。

   按照林南的观点,“似家庭”关系是指亲密的朋友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和形成。在Yang对村庄和Fried对县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亲密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是被严格地限定在家庭之中的,而所谓的似家庭关系只不过是扩大家庭边界的“社会传奇”而已。在更广阔复杂的城市社会中,这类关系则是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而来的,比如同学、舍友、战友、邻居、工友、商业伙伴、顾客店员关系等。尽管频繁的互动与相互的交换是形成亲密性社会关系的客观条件,但似家庭关系形成的关键却是亲密朋友对这种关系的主观认定。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人们常常互称兄弟姐妹,孩子们常常称他们父母的朋友为叔叔或阿姨,这样似家庭关系就把人们联系在了一起。

   从梁和费到Fried和Yang,没有一位研究者使用过“关系资本”一词。然而他们的观点中都暗含着这样的意义:个体从关系网络中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表现在自己因对家庭及似家庭履行道德和伦理义务而赢得的社会声望上。无论在大众话语还是学术话语中,这种声望常被称为“面子”(King 1985,1988)。例如,在Yang对村庄和Fried对县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那些履行了义务的人往往赢得村民或邻居的尊重,也就是村民或邻居给这样的人面子。当人们必须依赖公众的支持才能在公共场合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村民和邻居给的面子是很重要的。另外,当人们为了家庭或似家庭利益而需要从邻居和村民当中动用有形资源(比如,临时工的雇佣贷款、捐赠等)时,这种面子同样也很重要。这种“面子经营术”在1980年代中国城市的商业圈中得到了运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有面子就意味着有关系资本,或者说有从关系网络中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而没面子则意味着缺乏关系资本,或者说通过关系网络调动资源能力的匮乏。因此,在中国这个特定背景中,面子的经营基本上就是关系资本的积累。

   面子是关系性的,它依赖于个人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对自己的评价。在差序格局理论中,费指出,面子是建立在施受双方间的情感和亲密性基础上的。根据费的观点,面子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与个人家庭较为亲密的社会圈,而很少从家庭之外获得。因此,人人都要经营的面子,实际上就是将家庭的情义准则,运用于更广泛的圈子中以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梁认为,家庭情义延伸而成的关系网反映了中国社会交往结构的非阶层性的本质特征。在这样的结构中,理性人必然将家庭情义关系准则尽可能落实延伸到其周围的许多人中。

   总之,因为这一理论将关系定义为家庭义务延伸而成的网络,所以,支持者们就达成了以下共识:关系交往的基础是家庭和似家庭。此外,关系资本的源泉在于自己因履行家庭或似家庭的道德义务而获得的声望上。第三,关系资本可以从面子的角度加以理解,如果自己与他人的感情深厚而关系亲密,那么自己就能够从他人那里赢得面子。最后,关系资本的积累策略是将家庭情义关系准则延伸到所有社会关系之中。

   (二)关系:作为特殊工具性纽带的交换网络

   与早期关系研究者不同,研究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学者们认为,关系是指特殊工具性纽带的交换网络(Jacobs 1979; Chiao 1982; Walder 1986; Hwang 1987; Yang 1994)。这一观点并不拒斥“关系是家庭义务延伸网”的思想。相反,它将关系的特征解释为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的特殊关系的工具性运用,而正是这些特殊关系推动着互惠交换的发生。这一理论转换了视角,着重强调特殊工具性的关系,因而,它对中国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关系资本的源泉和基础以及关系资本的积聚策略有一整套不同的看法。

   当把关系视为特殊的工具性纽带时,关系建立的基础就不再局限于家庭和似家庭,而是扩展到了更加广阔的社会与职业联系中。魏昂德(Walder 1986)发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三种特殊的工具性关系塑造着人们的职业生涯:第一种是在国家政策规划者和工厂领导者之间的工具性关系。在国家对预算的软性限制情况下(Kornai 1986),所有的工厂领导者都要从国家政策规划者中获取经济资源,但那些与政府官员建立了特殊关系的工厂领导者更易于从政府中获取资源。第二种工具性关系存在于车间内的党政领导和政治上的积极分子之间。在党政委托制的政治文化中,一个人向上流动的最佳策略就是向党的官员显示个人的政治忠诚,因为正是这些党政领导为个人提供着职业流动的机会。劳方监督者和普通工人之间构成了第三种工具性关系。在这一关系当中,普通工人从监督者那里获得有利的工作安排、绩效评价以及工资和奖金,而监督者则通过忠诚工人形成的网络日复一日地操纵着生产。魏昂德指出,上述这些特殊关系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是工具性的。因为,互惠交换正是产生于关系建立的动机和对关系的预期收益之中。

   在特殊工具性纽带的交换网络中,关系资本的根本源泉在于个人的声望,即坚守承诺,为自己关系网络中的成员提供和获得恩惠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些关系的游戏规则就是互惠性。Yang(1994)观察到,在毛之后的中国,欠人情与还人情成为社会关系的强力联结力量。Hwang(1987)认为在中国社会,互惠性是面子的基础,因为与其说面子建立在情感关系的密切度基础之上,还不如说是建立在互惠交换的各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常被用来解释在中国(Bian 1997,1999)和新加坡(Bian&Ang 1997)强关系在寻求工作时的作用。因此,对关系网运作的研究已从家庭情义关系的延伸转到为互惠交换创造各种关系资源方面。

   (三)关系:作为非对称性交易的社会交换网络

   近来,林南(1998a)提出了他对关系的批判性解释,并针对关系网络的性质和运作机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型。林南意识到,先前的中国学者或强调关系的情感基础,或强调对关系的工具性使用。而他认为,当把关系置于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网络的广阔背景中解释时,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均可被纳入关系的典型特点之中。

   林南将对称性的经济交换与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区分了开来。经济交换集中关注有价资源的短期交易及参与交易的各方资源的相对得与失。相反,社会交换则关注长期性的关系维持,其中资源嵌入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在社会交换中,资源的交换是非对称性的,因为资源是从施恩者流向受惠者,即使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流只是通向其他关系的入口也同样如此(在这样的情景下,施恩者其实是扮演着网络桥梁的角色)。但是,施恩者也会受益,因为别人会意识到他拥有丰富的资源。社会网络中他人这种意识的扩散传播提高了施恩者的声望,有助于他或她保持和加强其网络中心地位。

   林南将关系视为社会交换的一种类型,认为“工具性使用”和“寻求恩惠”是关系网络的两个特征。然而,他又指出,“重要的是关系需要被重视和保持,而不是交易的恩惠本身的价值要被重视和保持,”因此,“工具性行动变成了手段,而关系的构建则成为目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林南也强调关系的情感基础。

   在林的概念操作化中,关系的交往基础变得非常宽泛,包括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关系资本的关键源泉既不是因对家庭或似家庭履行道德义务而获得的声誉,也不是在互惠交往中获取的遵守承诺的声誉,因为社会交换中的资源交换毕竟是非对称性的。恰恰相反,关系资本存在于个人的这种声望中:他必须作为慷慨的施恩者和通向其他关系资源的网络桥梁。这样,面子———社会资本的中国版本———就可以重新解释为:给面子就意味着关系的出借,而面子的接受就意味着关系的获得。可以预想,授予恩惠(即建立关系)是维持个人关系网络、增强个人关系资本积累能力的最佳战略。表1列出了上述三种模型的要点。

  

  

   二、饮食社交的经验分析

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关系网络中,请客吃饭是很流行的,它通常被视为重要的社交形式(Yang 1994)。在美国,banquets通常是指一个相当大的正式的聚会,或在一个正式场合的高雅的盛会(婚礼、退休会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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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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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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