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从说事到说理 :《大国宪制》的方法论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5 次 更新时间:2018-04-08 21: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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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本书涉及了许多中国历史,但这是一本理论著作。这个附录试图回答,为何有此追求?何以可能?以及如何落实?我知道,如今这个年代,不大会有谁关心甚或会察觉这其中有问题,但我不能自欺。更何况,这些也是些有智识意义的问题。

   历史的“一家之言”

   自打有了文字,人类就开始按时间来记人记事。但记录的同时也一定要求理解,无论是人还是事,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这些理解,在相当程度上,也会影响人们,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甚至是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这甚至也就是研究,即便无研究之心意。

   但即便追求记录客观真实,这种记录理解研究仍会受到至少两个重大但不易自觉的制约。一是记录者与他的同时代人分享的对世间万事万物关联性的判断和理解。例如,古人更多记录天象与政治的关系。今人通常不会。在今人看来,这两者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套事。另一是受制于记录者的生命长度,限定了可能进入记录者视野的人和事,无论是其自身经历的,或是了解前人的记录。这就会限制记录/研究者对许多人和事之间的相关性(因果关系)的理解和判断,因为人事相关性的时间跨度可能大大超过记录者的视野。

   例如,司马迁记录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了解这一决策在此后几十年间对汉代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但司马迁不大可能察知、预判或理解这一决定的重要功能之一,或许是,因其圈定了选拔政治文化精英的考试范围,作为一项国家发布的鼓励民间文化投资的指南,为多年后在全国推行科举制奠定了社会基础。这一决策的宪制意义,在我看来,大大超过了多年来通常认为独尊儒术“禁锢思想”的效果。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效果”完全是虚构的,更多是从“独尊”这个概念推出来的。因为我们首先就没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个“禁锢”,汉代或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大致会是如何?

   我也不认为独尊儒术的效果是划定考试范围这个说法就一定“真”。我只想借此来指出,随着历史的延展以及记录的积累,人的视野有可能开阔,人们对世界万事万物相互关联会有更多新的,并筛选着各种,猜测和想象。超越个体生命的时间跨度,甚至超越一代甚至几代王朝,研究者在更大时间跨度中去重新理解一些人和事,或许对历史有新的理解。一旦如此努力,这就意味着,必须弱化,甚至完全不再,以稳定、均质的时间序列来组织自己看到、获悉和理解的人和事,而是以其他结构和组织方式来记录和表述研究者关心的一些人和事。这本身意味着研究者对历史更多的主观勾连、结构和塑造。借助他自己认定的,也必须是他的时代可能接受认可的,关于过往的人和事之间的关联,来表达阐述他对历史上的许多人和事之间关联的主观和系统的理解,包括一些或不少基于这种主观理解的编织和创造。“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讲述的故事,经过巨大坚忍不拔的努力却变成了谎言……”只是别对这里的“谎言”做道德贬义的理解。

   其实从《左传》到《史记》就有了这种变化。在《左传》中,时间是组织结构作者眼中一切人事的自然架构;作者把对人和事的理解、分析、判断,其中自然有他的世界观或理论,都隐藏于编年史的时间自然序列中。在《史记》中,具体的人和事仍按时序展开,但时间的组织结构人和事的功能已开始后撤,司马迁其实更多是按他自己认定的一些道理或事理来筛选、组织和表达他掌握的那些有关往昔的记录和信息。陈涉早年务农,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一定很多,不会只有“苟富贵,勿相忘”或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之类的。我甚至就不相信他真的说过,顶多这也只是传闻证据。并且,我还相信,司马迁把这两句话写入《陈涉世家》,不大可能是经他考证,发现陈涉确实说过此话;更多会因为,在司马迁看来,这件事与陈涉后来作为秦末重要人物的行为和性格重要相关。换言之,更可能因为,他认为陈涉应当说过这么一句话——因此有极大可能这句话是司马迁为了“刻画”陈涉特意编出来的。

   因此,尽管一直被视为历史学家,司马迁明确表达的自身追求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更像是一位注重经验的社会理论家的学术宣言。他似乎想尽可能抽身于日常生活情境和利害之外,从“道”或“永恒”或类似“上帝”的立场和眼光俯瞰世事沧桑,发现、理解并讲清其中的道理。在这种视角下,历史,无论有关一人、一家、一族、一国甚或人类,相对于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相对于“道”或“永恒”,其实一定只是“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当挤干了或剥除了时间,对历史的这种个人化理解和叙述,自然就是一种理论。

   本研究追求的也就是对历史中国构成/宪制的这样一种理解,从现有历史记录中挤干或剥除时间。

   为何理论?

   但为什么追求理论,而不坚守历史呢?

   传统中国对许多问题的正当性回答往往就是回顾和叙述历史。“率由旧章,不愆不忘”是中国人的古训。“自古以来,如何如何”更为当代中国民间称之为“大杀器”。但在不再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现代社会,在强调改革鼓励创新的当今中国,尤其是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逻辑已重塑当代国人基本思维方式的社会氛围中,这种曾经强大的基于历史事实的话语之说服力已大大弱化。这不仅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变化,更反映了这一变化已引发当代中国整体社会文化从人文经典权威导向更多甚至全面转为科学技术导向。今天所有人也都理解并遵循“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仅仅是“值得注意”或“前事不忘”而已,人们不愿仅仅成为以往的延续,成为历史的奴隶,而且他们还常常无法从历史的自然叙事中获得足够思辨的智识满足。这其中有一个休谟问题,即人们无法从实然中获得应然。在社会领域问题,今天人们常常不满足“是什么”,总希望了解“为什么”,不仅希望了解过去“曾如何”,还希望了解此刻或今后,因为什么因素,“还可能如何”。他们起码也希望感受到一种智识的说服力。对于今天的许多读者,中国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种历史叙述远不如因为哪些基本约束条件或变量,中国才如此这般的论证,更有说服力,也更凝练——即便这类话语一定不如历史话语生动、有趣、丰满、诡诘,也即便人们其实也很少一丝不苟地遵循理性教诲。同世界大多数人一样,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们其实更多走在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之间。

   如今人们更喜欢论理,这也与理论的特点相关。历史往往给人启示,但启示只是联想,或是类比。联想或类比很可能只是触动了联想者的某一点或某一方面,即便感触很深,却也完全可能似是而非;我们无法自信自己的联想或类比是否真有道理,与自己的当下关切是否真的有关;不同的人从同一历史叙事或轶事中获得的联想、启示或类比很可能相当不同。例如,近年来人们常提及“修昔底德陷阱”。但这最多也就是个告诫。人类的这类告诫很多,常常相互冲突,想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与“三思而后行”。但真正重要的是此刻该三思而行呢还是该当断则断?无法指导行动,这类告诫或警示也不会推进更深入细致分析和理解。而且,援引“修昔底德陷阱”,这所谓的警示或告诫,也完全可以为双方用作战略威慑和欺骗。现存大国可能以此来藏拙并有效遏制崛起大国:“再往前走,你就掉坑里了”;崛起大国则可以以此来安抚欺骗现存大国——“放心,我不会过分,我知道前面有坑”等等。如果仅被视为事件的时序排列,这种历史就不可能告诉我们什么,无力指导我们决策和行动。理论也会有错,即便源自经验,理论也未必有助于更成功的决策和行动,如果理论的重要条件或变量没有切实的经验支持。但相比之下,作为经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的抽象和一般的体系化知识,只需对一个理论的主要变量和显著条件予以明确限定,就可能从中分析、演绎出一些可从经验上考察或验证的预测;甚至可以将原先从不被认为相关的变量勾连起来,提出一些虽不确实但有道理能开脑洞的假说或解说。

   本书就希望基于一些历史经验和常识,就中国的宪制/构成讲出一番道理;用一种有关制度的理论话语来解说,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的。这要求更强、更集中以及更系统化的问题意识,力求脉络清晰,逻辑紧凑,回答简洁。尽管会涉及许多历史,但它关心的并非历史中国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不是那许多精细且耐人寻味的细节。甚至,说是“宪制”,却也不是历朝历代重要制度的沿革和承继,而是一些重要制度及其针对的各个社会难题,是这些制度各自及其总和与历史中国之构成的结构功能关系。它关注的其实不是一个个坚硬历史事件或人物与历史中国宪制的实在或“本质”关系,得意忘象,它只试图借助历史中国的一些制度常识甚或一个事件来回答一个其实不可能有最终和准确答案的有关历史中国宪制的智识问题。更喜欢理论思维、了解一些中国历史常识的读者,或许觉得这种分析说理更有意思,更有启发,更有说服力——即便他们最后判断这本书缺乏说服力。

   我更希望经此激发中国学人关注和思考中国的宪制经验,以及其中的理论意味。避免在分析讨论历史或当代中国宪制和法治之际,或是应对当代中国的其他相关难题之际,不接地气,习惯地甚至理所当然地以某种纯基于某外国经验的宪制或法律理论来套中国,觉得可以,继而建议,这里切一刀,那里砍一斧。不是排斥外来理论,而是外来理论不可能替代中国学人对本国具体问题的思考,即便运用的是外来理论。即便仅就学术理论发展而言,一个中国法学人起码也有责任更多从自己身边的经验开始,提出和发展理论,思考人类社会的一些大政治体的宪制。

   不光有高大上的追求,我还有矮小矬的顾忌。未受过科班训练,对历史的了解非常有限,若真讲开历史,那可真是无知者无畏了。我还知道,多读书也没用,因为今天已不能指望对许多历史问题学术最终会达成共识。尽管不可靠,甚至非常不可靠,但从理论上看,有时,只要把一件事的事理讲清,把一个问题分析透了,仍可能概括抽象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有些道理并不需要在一块石头绊上许多次才能明白。鉴于中国文明的持续性,以及,与太多国家的——相对而言——一次性历史不同,中国历史有多次“从头收拾旧山河”,又有“百代都行秦政法”。这种会令一些学人哀叹的制度“停滞”,在我眼里,就是——至少可能是——制度的恒常性或规律性。其本身就说明了什么,甚至就自证了其“宪制”身份。面对相同的麻烦,历代王朝采取的不同制度措施,如秦汉唐宋明清针对游牧民族以及长城的不同对策,留下了不同经验教训,在有实验眼光的学人眼中,则是典型的自然受控实验。通过对单一人和事的分析考察推理有可能提出有道理的理论命题或假说,即便无法完全确证,也可能融贯地解说一些或更多相关的甚至原先不相关的经验材料。

   甚至理论话语能掩饰或宽容我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过时和不完整的理解,或引用材料的偏颇、遗漏、失当甚至并非毫无根据的曲解。这类问题都会是枝节,重要的是这个关于中国的历史构成的理论分析论述是否成立。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无论如何,我只能分析论述在一些最重要的制约条件下相关制度发生的基本逻辑和结构。概括、省略、侧重(偏颇)不可避免,甚至必须。换言之,我必须“偷些懒”,才可能做成这件事。

   人不可能看到历史的复杂因果关系,因此书中的许多解释都有意无意省略了或错过了众多因素,包括许多定论。我更多使用了功能分析,解说某种社会实践或制度对于人类生存和国家社会整合的作用。但功能分析是研究者的事后分析,能说得通,却很难验证。只展示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不敢妄称其真实或可靠,更没打算接近真理。

但这不意味着功能解释只是一些胡思乱想。因为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的解说力和预测力,而不在于它的“真”。我们其实无法比着历史这把尺子来评判理论,也没必要。理论的功能就是组织起一系列理论命题,将原先看似散乱的材料予以系统化。最好是能从中发展出有预测力的假说,然后以经验材料予以验证。但以能否验证来评判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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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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