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 尹媛萍:新时期头十年关于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的理论再思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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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尹媛萍  


关于戊戌维新研究  在“文革”史学中,用列宁所批判的“改良主义”来评价戊戌维新,其当然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余地。而在史学反思中,黎澍指出,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企图依靠当时统治阶级的开明君主的支持,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表现了它的软弱性。但是这次运动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一次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要求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样一种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救国途径,不管它多么不彻底、不切实,但却是以往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未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①]


杨立强在《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关于戊戌变法评价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19世纪6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破土而起,到了八、九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一问世就在内外压迫的夹缝中挣扎,因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重重障碍。1895年后,终于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这是当时尚处于在野、无权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向内外反动势力争权利、求生存的斗争,也是以这个阶级作为首领的中华民族反对列强瓜分,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次尝试。把这场运动的领导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视为“统治阶级”,势必混淆新兴与腐朽、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这是不符合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社会实际的。杨文进而指出,不管有些维新志士曾经在某些场合表白无意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也不管他们当中某些人的主观意图如何,戊戌变法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用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封建制度的强烈愿望,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变法过程中尖锐、激烈的斗争昭示:它不是某些企图“补天”的封建文人一种矫揉造作的空言粉饰,而是一场真真实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变革运动。针对以往否定改良主义的种种指责,该文说,“人们公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不也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吗?不也是为了变革贫穷落后、受欺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这个旧事物的“质”,使中国能够走上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吗?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殷红的鲜血,并不是用以涂抹封建庙堂的,而是浇灌了民族解放的鲜花。问题既然如此,却说他们不想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岂非自相矛盾?”该文最后评价道:戊戌变法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次勇敢的政治尝试。这场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带有一定群众性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变革运动。首先,它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它冲破了清政府的例禁,初步争得了言论出版、结社等民主权利。再次,它促成了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所以说,“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进步的爱国的政治运动,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②]


左步青、章鸣九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历史环境角度,阐述戊戌维新的进步意义:19世纪末叶,中国的资本主义刚产生不久,民族资本还很微弱。1872年到1894年,中国还只有74个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1895年到1898年,新创办61个厂矿企业。这一百多个民族资本企业,无论与帝国主义的企业和官办企业比,或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经济比,都是小得可怜。与此相适应,民族资产阶级这时也还不可能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充当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言人的,主要是从地主阶级当中转化来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开明官吏。他们的思想武器是半中半西,既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又有从西方拿过来的还没有消化的资产阶级民权学说。总之,这个阶级无论在经济、政治、思想上,都还是一个发展不充分、不成熟的阶级。但是,国际国内的政局却时不我待,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这个不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只得仓促上阵,这便是戊戌变法的阶级基础状况。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的不成熟,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这个阶级对工农群众抱着敌视的态度,这一切就决定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势力的第一次政治较量,必然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可见戊戌变法运动之所以采取改良的形式,是由历史状况和阶级力量状况所制约、所决定的。它不是在革命形势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偏偏不走革命道路,硬是坚持走改良的道路。而是在革命形势没有形成,革命要求未曾提出之前,所做的改良的尝试。这场改良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正因此,这次运动对封建制度触动的深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不仅为历史上封建制度自身发展过程中曾发生的某些变法和改革所不可比拟,而且也为农民起义所不能企及。关键就在于它虽然软弱,但终归是表达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要求。他们指出,“这样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运动,应当怎样公正地评价呢?显然不能像戚本禹那样把它说成是一条反动的道路。它所起的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它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启蒙作用是不能抹杀的。”[③]


李时岳则从中国近代一环扣一环的历史发展线索,来评价维新运动:


洋务运动破产之日,即维新运动兴起之时。


洋务运动在始初阶段,曾经得到各方面进步人士的一致拥护。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实际上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或支持者,即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就是洋务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某些批评,基本上属于条陈或建议的性质。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中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倾向,或向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转化,或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中法战争的失败,把洋务运动的纸老虎戳了一个大洞。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开始被一些进步人士所觉察,它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外国侵略势力深入的反动作用的一面,逐渐显示出来,于是,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指摘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而没有学习西方富强的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实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根本不净,百事皆非”、“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们批判地主阶级改革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说:有其体才能有其用,牛以负重,马以致远,如果以牛之体而求致远之用,以马之体而求负重之用,结果只能是“两撅”而已。这样,维新思想便突破了洋务思想的樊篱,不是枝节的改革,而是根本的改造。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的呼声。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事实证明,枝节的改革不能救中国。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刺激人们寻求新的救国方案,于是,维新思想大发展,并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推动下,迅速掀起了维新运动的高潮。


维新运动首先是作为爱国运动而彪炳于史册的。一八九五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传到北京,康有为联合全国各省进京会试的一千多名举人,向皇帝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标志着维新运动高涨的起点。这次“公车上书”,完全可以和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示威游行相类比。“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大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传播了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维新派奔走呼号,救亡必须维新,维新为了救亡。他们反复申述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斥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因循守旧、媚外卖国。他们把救亡图存作为变法维新的前提和目的,从而动人心弦地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如再徘徊迟疑,四万万中国人即将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连皇帝和群臣也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是这个救亡的号召,使维新运动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高涨起来,并得到全国上下广泛的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的每一步进展也都是和当时的民族危机紧相联系的。在由德国强占胶州湾而掀起的瓜分狂潮刺激下,维新运动随即进入了最高潮——一百零三天的“百日维新”。


维新运动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救亡是维新的前提和目的,维新则是救亡的内容和办法。为了团结维新志士,造就维新人才,推动维新事业,维新派开展了广泛的宣传、组织活动。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鼓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搞得热火朝天。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不完全统计,一八九五年后的二、三年间,各省设立的学会、学堂、报社就有五十一所,其中学会二十四所、学堂十九所、报社八所。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则说,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七年,仅报纸一项即从十九种增加到七十种。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五页)欧榘甲描述当时情况说,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所谓“时务”,就是变法维新,所谓“西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物竞天择”、变化发展、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被介绍进来,“恪守祖训”、专制皇权等观念遭到抨击,人们开始从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中得到解放,从而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气氛。


凭借着救亡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浩大声势,维新派博得企图“重振乾纲”的帝党官僚的青睐,并迫使最顽固、最腐朽的后党势力暂时退让,演出了维新运动的最后一场重头戏——戊戌变法。这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按照康有为的设计,这场具有政变性质的变法是企图依靠皇帝的威力,通过增设新衙门由维新派掌握实权,保留旧人物的虚位虚衔以减少阻力的办法来完成的。在中央,设立制度局总揽新政大纲,并设立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个局分管各门事务;在地方,每道设立民政局,每县设立民政分局,督办各项新政。“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巨而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这就是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陈述的根本方案,即所谓“变法之原”。这是企图从顽固势力手中夺取政权的方案。光绪皇帝出于“不甘作亡国之君”,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擢用维新人士,颁布变法诏令,力图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给民族资产阶级某些民主权利,予资产阶级文化事业以合法地位。“百日维新”在全国范围内把维新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自然,以为守旧大臣“无失位之惧”便不会反抗,只不过是维新派的一厢情愿。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人士,企图把封建顽固势力挤到一边,执掌政权,这本身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顽固势力是不会甘心去坐冷板凳的。他们结集在西太后的周围,伺机而动,一举扑灭了新政,结果是光绪皇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谭嗣同等“维新六君子”被杀。


综上所述,维新运动作为救亡爱国运动,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实质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维新运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


李时岳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总体上考察,维新运动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维新派的进步作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没有立即消失。谭嗣同的《仁学》后半部,被改名为《君祸》,由革命派刊行。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严复精心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所有这些,都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都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长期以来,把维新运动说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是不确切的。维新运动显然不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它并不是为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只是采取了企图通过政变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形式,即改良的手段。不应该把改良和改良主义混为一谈。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进步作用”,更不在于以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④]


陈旭麓从他的社会历史“新陈代谢”的观点,看待戊戌维新,指出:“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没有发动群众,也不触动社会基础,只是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就其趋势来说,它打击封建顽固势力,策划君主立宪,最终想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只是限于改良”地维护旧制度,而是一个要求作较大革新的改良运动,与改良主义迥然不同。它之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也说明了这一点。”[⑤]


李时岳后来又撰文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出,他的观点与陈旭麓的观点十分接近。他说:“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是从地主、官僚、商人(包括买办)转化而来的,形成过程中自然会带有原来所属阶级的胎记。但重要的不在于“半地主”,而在于“半资产阶级”,即向着新兴社会势力的转化、前进。维新志士大多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但都是多少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振兴中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倡导和推行资产阶级的改革,和封建守旧势力进行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搏斗。维新运动不是可有可无的历史过场,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准备阶段的重要环节。在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尚可指望的时候,人们是不会轻易走上暴力革命道路的。他们充当了这个时期不可缺少的先行者角色,为推进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⑥]


以往对由维新派演变而来的立宪派,也是一概骂倒的。解放思想则必然引出对立宪派及其运动的重新思考与评价。章开沅等人撰文说,立宪派不是要维护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是要实行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政体。就这一目的而言,立宪派和革命派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在手段、方法上。立宪派采取请愿的合法斗争方式来迫使清王朝对资产阶级开放政权,这与革命派采取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是有所区别。相比之下,前者温和,后者激烈;前者保存的封建残余较多,后者较少,两者有激进与缓进之别。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初年以前为第一阶段,两派之间的政治关系没有明显的分野。尽管革命派已经进行了两次武装起义,但与维新派仍保持良好关系。从20世纪初年到辛亥革命前夜为第二阶段,两派的关系逐渐破裂进而势不两立,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公开论战。但这种矛盾只是同一阶级的不同政治派别在阶级利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的矛盾。武昌起义后为第三阶段,立宪派纷纷倒向革命派,这是阶级利益的共同性和政治目标的一致性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正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共同斗争的结果。[⑦]


随着对改良派认识的转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戊戌维新时代的人物研究在史学界、哲学界吸引了更多学者的注意力,其中李泽厚对梁启超的评价颇有代表性。李撰文说,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3年,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应予基本肯定。其理由是:1898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这段时间虽短,但却非常重要。因为他在这一时期中,对一代青年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中,梁启超根据自己当时吸取和了解的西方思想学说,结合中国的情况,通过他特有的流畅明白、“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向广大青年介绍了西方各种理论学说和一整套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思想和社会道德观念。他所办的《新民丛报》,虽在清廷的严禁下,仍然畅销国内,销数高达一万数千册,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足见梁启超的启蒙宣传,完全符合了人们的需要,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也就成为当时这些青年中极有影响的人物。包括鲁迅和郭沫若一代人都受过他这种启蒙思想的影响。因此,对“这种启蒙工作的意义不应低估,它构成当时人们(主要是青年一代)思想发展前进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在政治上,它铺排了一块由不满清政府而走向革命的思想跳板;在观念上,它安排了由接受初步启蒙洗礼而走向更开阔更解放的思想境界的媒介”。所以,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初兴时期在启蒙思想和学术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⑧]


关于义和团运动研究  在“文革”史学中,戚本禹等人把义和团运动完全用于现实政治斗争,所以反思也由此起步。左步青、章鸣九在《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说,19世纪末叶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的广大群众在反帝斗争中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但是必须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只能是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在阶级社会中,这种革命变革突出的标志,便是政权由旧的统治阶级转到新的统治阶级手里。义和团运动是不是具备这种性质的历史事件呢?显然是不具备的。义和团运动的最主要缺点,就是它只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反对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甚而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淹没了农民运动本应具有的自发的反封建本性,并终于被封建顽固势力所利用,成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牺牲品。义和团运动从来就没有提出一条改变封建制度的道路来。[⑨]他们的观点,即不同意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一次革命,这便涉及到了由“三次革命高潮”说建构的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


次年《历史研究》第1期,又发表了王致中的论文《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文章说:“人们应当记得,被称作近代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义和团运动,在文化革命高潮中,曾经近乎戏剧性地成为一时舆论注视的中心。今天人们已有可能冷静思考:戚本禹为什么要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作题目来为当时的‘批判’点火?人们更有理由向历史的深处探究:究竟应当怎样认识义和团运动?”作者指出: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农民众多的国家。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在反侵略战场上同帝国主义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彩,从而也使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能起到如某些论者所夸大的那种伟大作用。因此,研究封建主义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是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引用李大钊的话评价道:“义和团虽发于仇教之心理,而于西洋人的器物一概烧毁,这都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着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种上与文化上的冲突。”正是因为这些,就注定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自由的道路,必然是漫长而痛苦的。因此,对于《清官秘史》这样的电影和它反映的复杂时代及人物,根本不应简单地武断地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去作判决。光绪皇帝的勇敢改革,对于新生产方式引入中国是一个积极的倡导,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无疑是起积极促进作用的,但在当时却被义和团目为“二毛子”,新中国成立后又再次被赠以“卖国主义”的恶谥,义和团的农民们本来就遭受封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对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如马克思所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看到这勤劳的、宗法制的农民丧失古老的文明与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不过从冷静的历史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对新生产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的反抗,却并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积极推动力量。但义和团在当时却被慈禧们崇以“义民”,67年后又被戚本禹笼统冠以“爱国主义”的美名。这真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莫大之悲剧!


章开沅也认为义和团本身不是一次革命,正如同太平天国不是一次革命一样。因为旧式农民不代表先进生产方式,不可能实行社会的根本变革。目前有些文章,对义和团运动的落后性、封建性谈得较多。为了突破禁区,论述一下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的。正如我们不能渴求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我们也不能苛求于象义和团这样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旧式农民战争。[⑩]林增平说,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义和团运动被定为近代的第二次革命高潮。这就是说,从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到1900年的36年当中,中国历史的进程就是为了酝酿、发动这样一个革命高潮。可是,从义和团运动本身来说,却不免使人要提出疑问:难道中国人民费了36年的思想准备和力量积蓄,到头来竟掀起了这样一次缺乏组织,缺乏思想指导,纯属自发的散漫的革命高潮吗?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里酝酿的变革,是另一种运动,那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的运动。这开始是“洋务新政”;“洋务新政”的破产,导致了变法维新的兴起;戊戌维新的失败,又启发了进步的中国人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著名的革命家,差不多都是先后从维新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我以前也赞成义和团运动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说法,现在改变了,开始持反对态度。[11]廖一中认为,关于义和团对待封建制度和清朝统治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牵涉到义和团运动性质的问题。己往有的著作把它说成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事实并非如此。革命,是指改变生产方式,或者以进步的政权代替反动的政权而言。而义和团对此毫未触及。那种认为反帝就是革命的看法未必确切。古往今来,各个国度都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包括战争),这是保卫祖国独立和民族利益的斗争,它与革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清王朝是代表国内的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而义和团起义既不改变生产方式,也不推翻清王朝,又怎能说是革命呢?因此,义和团运动只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12]戴逸则认为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要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它的主流方面,斗争的正义性和历史功绩,也要看到运动有严重的弱点。一是组织性差,散漫无纪律,没有形成统一的队伍,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策略;二是笼统的排外主义,凡是外国人、外来事物,不分青红皂白,都要排斥;三是愚昧落后,迷信宗教、反对新事物。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对义和团落后消极面视而不见,存在着片面性。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大肆歪曲义和团,煽惑群众,达到为帮派利益服务的反动目的。他们把义和团说成是先进的东西,要无产阶级去继承、仿效那种错误、落后的行动。把红卫兵比之为红灯照,火烧英国代办处,比之为攻打使馆区,胡闹一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教训应该吸取。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当然要肯定,但不是绝对地肯定一切,不能把它的弱点当成优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鼓吹搬用义和团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更是荒谬的。[13]


李侃指有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既然是反帝爱国运动,清朝政府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和团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就必然起到打击清朝封建统治的作用。但是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义和团要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研究历史应该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出发,更不能从主观设想和推论出发。“扶清灭洋”这个代表义和团行动纲领的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极度激化,同时对减轻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对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口号本身,又带有很大的消极因素,它模糊了清朝统治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以致到了后来,竟成为清朝统治者得以蒙蔽、欺骗甚至利用和控制义和团的原因之一。这个口号清楚地表明:义和团并不是把清朝统治者当作帝国主义的走狗,决心把它推翻,而是把它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去加以扶持。[14]丁名楠认为,搞清楚义和拳的源流对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有关。团练是清朝腐朽统治的一种支持力量,秘密结社则历来受清政府的查禁,是它的对立物。义和团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清政府强有力地支持义和团的说法不能成立,同样,各省官员支持义和团的说法也不能成立。清政府即使与帝国主义有矛盾,也不至于弄到依靠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宣战。开战后不久清政府要驻外使节向所在国政府解释的电令,说了真话,它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但在6月中,它确是公开向帝国主义宣战,这又怎样解释呢?应该说,这是义和团逼出来的,是整个形势的发展逼出来的。它是违反清政府的本意的。义和团运动的整个过程有力地说明义和团是同清政府相对立的,后者对外宣战是被逼的。清政府一开始就强有力支持义和团以及各省官员支持义和团的说法,是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的。“扶清灭洋”这个口号在运动中十分普遍,可以说是义和团的行动纲领。这个口号看来至少在主观上不要求推翻清政府,也没有表示要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因此说义和团运动不反封建,也是有道理的。[15]


朱东安、张海鹏、刘建一等学者仍主张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给予基本肯定。他们认为通常所说的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有历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始形式。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初期的共同特点。因之,对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应采取简单回避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需要对它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过程来看,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在中国人民中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反帝思想和原始的反抗形式。它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自然产生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映。它的看来似乎有些“过分”的思想和行动,正表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积累经验的感性认识阶段,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属于初级阶段的自发斗争。尽管它不免片面和肤浅,甚至有些幼稚可笑,但就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全过程来说,这个发展阶段却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还认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主要是中国农民发动起来的。从主要的意义上可以说,它仍然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或者说是一次单纯的农民爱国运动。农民阶级具有两重性:既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却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当帝国主义侵入时,农民可以具有坚决的反帝行动。但作为小生产者,眼光狭窄,文化落后,完全靠直感和经验来观察、认识问题。因而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可能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同它借以实行经济掠夺的工具——铁路、商品机器等加以区别,不可能理解这些东西还同时具有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性质,也不可能了解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真正前途。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以排外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斗争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排外主义是当时中国农民在反帝斗争中所可能采取的唯一形式。如果全盘否定了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所谓承认义和团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势必就成为一句空话。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毁坏了一些机器、商品等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工具和工业产品,但它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的要求和行动是革命的、正义的,而被这种排外主义所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是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打击,才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收起瓜分中国的打算,清政府不得不进行一些它在戊戌变法时所坚决反对的政治、经济改革,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讲,义和团运动实现了戊戌变法所没有实现的目标,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政治、经济前提。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无论义和团运动有多么大的弱点和错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否定的。[16]作为“三次革命高潮”说的提出者,胡绳在当时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近来学术界有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高潮。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因此胡绳坚持说,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7]


1984年,李时岳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中,对他提出的“四个阶梯”说中为什么没有义和团运动的位置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通常所说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从60年代开始的反洋教斗争的新高涨,一是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事实上,反洋教运动从来就不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开头,它曾经是封建官绅倡导的“排斥异端”、“保卫圣道”的运动,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逐步加深和清朝统治者对外的日益屈服,斗争卷入了越来越多的下层群众,而封建统治阶级则分层退出斗争行列,有的站到斗争的反面,有的退居斗争的后台,但运动始终表现出明显的民族自卫的性质。甲午战后,严重的瓜分危机使一部分官绅感到屈辱仍不能求存,“排外”情绪于是又激动起来。从1898年四川余栋臣开始的“扶清灭洋”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起的。《余栋臣檄文》声明:“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用明确的语言规定了斗争的方向以及和清朝朝廷的关系。清政府剿抚兼施,镇压斗争后对余栋臣等人的处理也就和对农民起义领袖的处理迥然不同,从轻从宽,甚至给予一官半职。山东义和团的兴起也是得到乡绅乃至官府支持的。清朝朝廷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者主剿,惧怕丧失“民心”(实指“绅心”)者主抚。戊戌政变后掌握了朝廷权柄的顽固大臣们,怀着被帝国主义抛弃的恐惧心情,企图利用“群众斗争”以显示自己的能量,因而主抚派占据优势。没有主抚派的默许,义和团不可能进入京津;没有清政府的号召,义和团不可能在华北和东北普遍涌现。随之而来的便是帝国主义的军事压迫和反侵略的义和团战争。战争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作为一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从宣战、组织抵抗到媾和,清政府始终处于支配的地位,义和团只是被使用的一种力量。尽管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广大军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但无从扭转清政府的叛卖和投降。战争的直接结果是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的《辛丑条约》和企图分割中国大片领土的俄军盘据东北。把义和团战争看成被歪曲的农民革命,不能不说是性质上的误认。作为民族战争,由于参加的阶级、阶层很广泛,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自然会带着不同的政治见解投入战斗,对这些不同的政治见解和行动主要应从是否有利于民族战争的开展来进行评价,而不必胶着于反封建或不反封建。作为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它应属于中国半殖民地化那条线索的重要标志,不把它列入主要线索,丝毫不是意味着对农民运动的地位和作用的贬低或否认。何况义和团战争本来就不是农民运动,中国的单纯农民战争的历史到太平天国就最终结束了。[18]


关于辛亥革命研究  李时岳这样论述辛亥革命与戊戌维新的关系:还在维新运动开始高涨的时候,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便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戊戌变法前乃至变法失败后若干年内,兴中会员和维新人士之间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向无芥蒂”,“彼此往来异常亲热,真无所谓有彼此之分”。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维新派以封建顽固势力为主攻方向,他们的活动具有启蒙的进步性质;另一方面也说明革命思想路线还没有完全成熟。事实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乃至民生主义,几乎都是由维新派发其端而由革命派竟其绪的。维新派首先提出只有实行民族主义才能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命题,鼓吹“满汉不分,君民一体”以实行民族主义。革命派从维新派手中接取了民族主义的大旗,着力论证不推翻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广大汉人的民族精神便得不到发扬,因此,实行民族主义的根本道路在于“排满革命”,建立“民族的国家”。民权主义理论最早也是维新派揭示的,不过,维新派以人民觉悟程度不够为理由,认为必须经过“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借以“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把民主共和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革命派争辩说,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民主主义的种子,只要去其禁遏,助其生长,就能迅速开花结果,“今日之民智,不必恃它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维新派还介绍过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息,并借以吓唬革命分子。革命派则引社会主义为同调,把社会主义看成“医治”资本主义“弊病”的药方,并从中引伸出改革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民生主义,作为战斗的目标之一。维新派说,维新为了救亡,救亡必须维新。革命派说,维新不能救亡,救亡必须革命。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完成了对维新思想的改造,于是以独立的面貌出现于中国政治舞台,开展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李时岳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的最高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体现了当时时代智慧的最高觉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这种思想的结晶。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当时人民群众最先进的政治代表。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认为是“中等社会”的代表,负有“提挈”、“卵翼”下等社会,以“矫正”“破坏”“上等社会”的责任。他们不象历来的农民战争那样,运用宗教的形式,秘密组织和发动群众,而是公开向群众呼吁,力图唤起群众的觉醒,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属于人民群众,而且是人民群众中最有觉悟的一部分,当时的工人、农民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追随者,觉悟了的分子便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成员。他评述道:政治觉悟是千金难买的非常宝贵的东西。旧式农民战争的英雄在失败的时候只能发出“天亡我也”的呼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敌人的法庭面前,却能慷慨陈词,声明革命的必要,坚信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正是基于一定的政治觉悟,一代革命志士舍生忘死,英勇奋斗,用鲜血谱写了为真理而献身的壮烈诗篇。刘敬安“劲拒不稍回曲”的“铁汉”精神,林觉民《与妻诀别书》的思想境界,千秋万代,仍然感人肺腑。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艰苦历程,终于推翻了二百多年来的清朝统治,扫荡了最顽固最腐朽的满族亲贵势力,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政体,为后来人民革命的胜利奠下了基石。他们的革命情操,他们的丰功伟绩,是永远值得人们崇敬和纪念的。


李时岳批驳“文革”史学的观点说:有人认为,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无原则地歌功颂德”,因为他们本身属于剥削阶级,他们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剥削的形式,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资本主义也绝不是中国的出路,所以,必须“立足于批”。看来,“立足于批”的所谓“原则”,就是宁可让历史停滞不前,也不可让非劳动人民为历史的前进做出贡献。按照这种“原则”,人类如果不能在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就应当永远像狼群一样在原始森林里徘徊;从原始人群到共产主义之间的一切文明、进步,都是必须诅咒的。这种“原则”,似乎很革命,实际上是“革革命的命”。正是在“立足于批”的原则指导下,出现了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及其自发斗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借歌颂自发性以贬低觉悟性的咄咄怪事。[19]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曾有一番讨论。有人把这场革命说成主要是反满,对此,刘大年发表意见说,这时的反满斗争已经是受资产阶级指挥,服从于资产阶级革命利益的运动。理由是:一,它为资产阶级所发动。单纯的农民战争过去了,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当时没有其他社会力量能掀起这股反满怒涛。二,它斗争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即推翻封建统治,反对站在这个统治背后的帝国主义。三,决定这场革命的成败、面貌的,不是反满斗争,而是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领导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本身的特点,和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群众的关系。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依靠热情高涨的群众把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推翻了。[20]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到底“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没有?做史实叙述说,十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前后连续的群众运动,其中规模较大和影响较广的有: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矿权运动、国会请愿运动,以及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保路风潮等等。这些运动是古老中国逐步迈入近代的前进步伐,同时,它们也记录了资产阶级成长觉醒的轨迹。他认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先后建立,可以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总之,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有一个资产阶级存在着,活动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21]章开沅还专门研究了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的关系。指出,二十世纪初年的江浙,曾经是辛亥革命在国内的重要策源地,新的思潮最为鼓荡发达。但同时,这里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重要的基地,中外反动势力一起往这儿集结。先进的社会因素与顽固的黑暗势力交叉对峙,历史的现象充满着自我矛盾。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和临时政府的建立,既是辛亥革命高涨的顶点,又是转向全面妥协与失败的起点。江浙资产阶级曾经把总统的桂冠奉献给孙中山,然而曾几何时,又迫使同盟会的领袖把政权移交给袁世凯。这些奇特现象的纷然杂陈,不应归咎于某些个人的品德缺陷所导致的背信弃义,而是他们所依附的那个经济结构和自己的矛盾性格使然。[22]


辛亥革命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胡绳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提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政治和思想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的纲领中并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内容。孙中山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三民主义,他赋予民族主义的含义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如此,应当承认,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一次推翻清王朝的民主主义革命,在实质上也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正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主张推翻被帝国主义维护的清政府,并且认为,革命应该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在实际上站到了同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君主立宪派的同时,也反对义和团的斗争方法。如果不是只看一时的效果,而是通过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的功勋。从一时的效果来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黑暗并不次于清朝末年,但从历史的发展全程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3]黎澍也对辛亥革命的一些历史问题发表意见说,当年有这样的历史现象: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实业家们很长时期不支持甚或反对革命,只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和革命党人实行过短暂的合作。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以发动革命的最有效的口号是“反满”。“反满”口号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在革命党人中是很不相同的。但总的说来,它是基于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又是和民主主义觉悟相联系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共和国的观念日益为多数人所欢迎。坚持反满共和的革命党人是颠覆清廷的主要力量。孙中山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的思想,实际上成为革命运动的指导方针。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影响下并以他的名义发动起来的,是清末革命运动长期发展的结果。由于经济来源枯竭,得不到任何力量的支持,孙中山不得不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24]


关于近代人物研究  随着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历史人物自然亦开启了重新评价的闸口。另外,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著名学者胡适,建国后曾经被作为思想批判的敌酋。刚刚踏入新时期的思想学术界也小心地提出了对胡适进行再评价的问题。有人认为,胡适是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学者而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时,他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旗帜,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鸣锣开道;在哲学思想上,他鼓吹进化论和实验主义,为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胡适后来政治上向右转了,但对这样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仍然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他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25]有人认为,胡适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一种治学方法,有其可取之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做学问,首先要求占有大量的资料,然后从对资料的研究中逐步形成观点和看法,提出假设,再去细心求证。在求证时,胡适强调要避免从情理推测,要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要敢于创新,反对在研究上采取影射附会的主观主义态度。这些无疑有可取之处。[26]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著名人物陈独秀,后来虽与胡适走了不同的道路,成为中共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但在国内史坛,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陈独秀是一个被全盘否定的历史人物,对其进行研究也属于“禁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党内有了民主空气,党史研究者开始重新讨论陈独秀的评价问题。尽管当时供研究的历史资料还不象后来那样丰富,但有人还是提出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责任不应该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因为这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有着直接的关系。陈独秀的每一个错误,都与共产国际相关联。例如,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苏联顾问团就反对反击。同年11月到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还肯定国民党的整理党务案。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仍然认为国民党的武汉政府是革命营垒。所有这些,都对陈独秀的错误领导产生重大影响。[27]与此同时,陈铁健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论文《重评〈多余的话〉》,对中共早期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的狱中文章进行“重评”,引起不小的反响。瞿秋白在“文革”中,因一篇《多余的话》被打成“叛徒”,坟墓被掘。陈文认为,对瞿秋白写《多余的话》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其中有光辉部分,也有灰暗部分,但光辉部分是主要的,灰暗部分是次要的。灰暗部分虽然令人不爽,但不能把它看作是瞿秋白对革命事业丧失信心,更不应看作是“叛变革命”。第一,《多余的话》说自己“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一场噩梦”。在这里,他坦白地写出了自己一生无法解脱的矛盾,既不是对于党的工作的恶意诅咒,更谈不到用这种诅咒来推卸责任,讨好敌人,以免一死。第二,《多余的话》虽然过分流露了低沉、颓唐的情绪,但是瞿秋白直到牺牲也没有改变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只是坦率地承认“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第三,《多余的话》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作者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人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作者灵魂深处某些本质的东西,这同标榜一贯正确、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归功于己的人比,何若霄壤之别。[28]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宏观考察,上世纪50年代起曾以“分期问题”作过讨论,并形成“三次革命高潮”说。新时期李时岳提出“四个阶梯”说,于是讨论又起,谓之“基本线索问题”。除了前已述及的李氏的两篇文章[29],把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趋向”(即“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和“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向下沉沦,后者向上发展(即通过“四个阶梯”)的论说外。章开沅从民族运动的视角,认为“可以把这八十年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以1900年为界标,把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这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在第二阶段又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说“三次革命高潮一词还是以不用为好。”[30]苏双碧则认为,在考虑近代史线索时,要注意到两点:一是为争取政治上的独立所做的斗争;二是为发展民族经济所做的斗争。据此,他提出,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开始,经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戊戌维新时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的推翻清王朝统治,五四时期的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构成中国近代前八十年历史发展的主要标志。[31]


张海鹏撰文坚持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理论,是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他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两个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也不应该被忽略,但民族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才有少量生长,因此说民族资产阶级成了十九世纪的时代中心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农民阶级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他们承担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如果以“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为主要线索,就会贬低农民的作用。[32]


1986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姜进的论文《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极其方法论问题》,以新一代学者的姿态,对线索问题讨论提出意见。她说历史线性发展的观念,是18—19世纪理性时代的产物,它的特点是理论的简约,但也构成了与社会现实内容丰富性的矛盾。体现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就是抓主线的思维方式,长期纠缠于某几个问题,使研究领域狭隘,研究层次难以深入。“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深刻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化过程,如何能够作出具有时代高度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超越关于历史线性发展观,在现代意义上把握近代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内涵。”那么新方法的研究如何进行呢?她似乎还没有具体的尝试,只是谈到20世纪人文科学的新进展,可以说是在两个层次上摆脱了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在宏观方面,出现了文明或文化圈的观念,用以取代线型的发展模式;在微观方面,对某个特定的文化,不再满足于描绘一条简单的发展线索,而是力图重建它的社会文化结构,注重剖析它的深层结构,立体地把握它独特的内涵。这种动向值得我们研究。


注释

[①] 《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年鉴》(一九七九年),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

[③] 《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

[④] 《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⑤]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⑥] 《戊戌变法历史评价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3年第6期。

[⑦] 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段云章:《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纪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⑧] 《梁启超和王国维简论》,《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⑨] 《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

[⑩] 1980年5月27日《光明日报》。

[11] 1980年5月27日《光明日报》。

[12] 《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13] 1980年5月27日《光明日报》。

[14] 《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

[15] 《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1期。

[16] 《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7]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

[18] 《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9] 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20] 刘大年:《评国外看待辛亥革命的几种观点》,《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21] 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22] 章开沅:《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

[23]胡绳:《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

[24]黎澍:《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25] 胡曲园:《评胡适“五四”前后的哲学思想——兼论历史人物胡适的评价问题》,《复旦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3期。

[26] 全增嘏等:《评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复旦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3期。

[27] 钱枫等:《大革命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陈独秀》,《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28] 《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29] 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和《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30] 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31] 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32]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此文见《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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