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中国近代政治史面对的挑战及其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9 次 更新时间:2019-07-31 10: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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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是作者依据其多年的治学经验,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学术路径及其发展方向所做的思考。在中国近代史学界,长期以来,政治史研究所强调的“变”与社会史研究所强调的“不变”,这两种主旨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隔阂,由此也影响到各自的视野与学术进展。因此,必须形成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之间的互相认识、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考,才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所推进。与此同时,政治史研究还必须吸收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养分,并且参考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界新思潮,从而使得历史学家的历史描写更接近事实。

  

   [关键词]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挑战;反思

  

   首先我必须说明,我在这里不是发表一篇论文,也不是一种成熟的思想。而是这几年来自己的一种感觉,一种初步的认识。

  

   当决定召开北京论坛时,谈到了这个分会的议题,我给罗志田教授打电话,请问会议的主题。我最初提出的设想被他否决了,认为过于直白。经过了几个反复后,他提出了这么一个主题:“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变:表象的与实质的”。我也将这一主题向牛大勇教授请问,牛教授也表示了支持。于是,有了这么一个会议的主题。

  

   这个主题的基本意思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强调的一直是变化,日新月异;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结果却经常地说明,中国近代社会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些变化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实质。这两方面的研究结果放到一起去,就好像是在说两个国家。结果是各开各的会,各说各的话,学术上自成体系。能不能将两方面的学者请来,共同讨论一下,中国社会经过百年革命之后,到底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是表象的还是实质的?由此引出更深一层的思考是,中国的政治革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各种因素对政治革命的制约力究竟在哪里?

  

   以上是我对会议主题的简述,凡是正确的地方,当属于罗教授、牛教授和其他北大的教授,凡是错误的地方,则属于我的理解不确。

  

   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最初表现为政治史。其基本观点虽然千种万样,但基本主旨是相同的。用不那么严谨的言词来说,可以得出两句话。其一是“西方是方向,日本是榜样”;另一句话是“西方是方向,俄国是榜样”。

  

   我自己就是研究政治史的,在我长久的研究中,取向的标准也是明确的,即进步。中国近代获得进步的源泉是:一、政治上的改革与革命,以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道路为正途,以英国与法国为标准。二、生产技术上的进步带来的社会变化,以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道路为正途,以纺织业、铁路、轮船和冶金业为关注点。由此,政治史的描述非常注意中国出现的西方式的变化,也相当关注近代工业和运输业。由此,在政治史的描述中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凡是主张在中国进行西方式的变革即是正确的,凡是反对这类变革、或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或不予以积极支持的,都是错误的;凡是在中国经营近代工业、近代运输业、近代金融业的即是正确的,凡是与此相对立、或不相容、或仅是相异的行业或经营方式,都是应当消亡的。由此,在政治史的描写中,标准如此确定下的歌颂与批判,线条十分清晰明确,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分明。

  

   如果从这一思想追下去,可以看到“进化论”的巨大影响,“优胜劣汰”的法则使得这一古老的国家感到了真正的威胁;追求社会进步,建设现代国家,又成了历史学家心中的追求。历史学家(主要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者)的笔端由此而从艰涩变得流利起来,历史学家的著作由此而变成了心中追求下的历史描写。

  

   我一直到现在还认为,以上我说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取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实际上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在坚持这一取向;但是,需要思考的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是否过多地叙述了这一类西式的变化。当我们的眼睛关注于不到人口千分之一的人群、不到国土万分之一的土地上的一些新变化,而为这些变化不断重复地、几乎是喋喋不休地言说时,是否对更大的部分有所忽略?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是否只描写了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那么全面?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这一标准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他研究领域,在很长的时间中,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的基本框架是由政治史来建立的。这不仅是这些领域使用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分析体系和言说词语,还表现为在许多时候这类研究也为政治史的结论,提供了证据甚至是证明。我过去服务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有一位老资格的研究员刘志琴先生主持了一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著作共三卷,很有意思的,当她问我的看法时,我开玩笑地说“完全是以夷变夏的历史”。

  

   由此来反观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与政治史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很大部分是由傅衣凌、梁方仲先生留下的团队进行的,而日本进行的研究为世界所瞩目。我在读他们的著作时,经常会有一些反省。他们的关注点与政治史是那么的不同,其一是社会中下层,其二是中国社会那些不变的因素。材料的不足使他们走向田野,大量地补充了文献,展示了过去被忽略的方方面面。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的视野与方法的不同之处,无需我在此绕舌;而需要说明的是,双方的结论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政治史描述了日新月异的百年革命,在西方新思想、新技术导入后中国城市、教育、学术、工业、金融业等等方面的“现代化”;而社会史著作描述的却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千年不变,在中国近现代出现的所有新事物中,社会史学家们都指出了其内在的或背后的传统因素,甚至指明了传统因素所起的主导作用。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让人感受到,当今的中国与明清之际没有太大的差别。

  

   社会史对政治史提出的挑战,已经持续了许多年,回避与漠视不应该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学者的态度。

  

   我作为政治史的研究者,当然知道社会史也有其缺陷。他们揭示的许多传统因素不是一眼可明的,而是他们辛辛苦苦地找出来的。他们也有可能是只注意了一部分中国,也有可能不是那么全面。由此提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变:表象的与实质的”这一主题,正是为了集中地思考:一、中国社会变了没有?二、哪些变了,哪些没有变?三、变化的那一部分究竟是一种表象的还是一种实质的变化?

  

   如果说政治史描写的是变的部分,社会史描写的是不变的部分,那么,简单思考似又可以得出明快的结论来,两者的相加就成了完整。但两部分的研究者都知道,事情决不可能像一加一那么简单。

  

   对于社会史,作为外行,我当然说不出什么来。但对于政治史,我想,本国的近现代政治史很大程度上还不完全是人文意义上的历史学,稍多一些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政治学。在这里面历史学与政治学是难解难分的,纯粹历史学意义上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是没有可能存活的。在历史叙述中,很难说作者没有政治上的取向。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政治态度。这也是正常的。但需要思考的是,这一类历史著作中是否需要更多一点的人文精神,更多一点的历史主义?也就是说,更加侧重于历史过程的叙说。历史学家在叙说历史过程时同时会表白作者政治见解,这似为不可避免,但他们可以不必要用历史过程的叙说,来证明作者政治见解。这恰是政治史与政治学之间的区别。

  

   我还想,作为政治史学者,不仅要注意上层,也要注意吸取社会史的养分,关注于下层。而这种关注并不意味着可以用下层活动作为上层行动的注脚,也不意味去寻找那种直接的互动关系;上层与下层的不沟通、分离甚至背道而驰,很可能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的常态。对于社会史所描写的不变的部分,更需要政治史学者进行重点的思考。而这种思考不意味着用政治史的方法,来证明或证伪社会史的结论,也不意味直接用社会史的研究结论来填补政治史空白;这两个学科的不同结论,不一定要统一,也没有必要去统一。也就是说,不是刻意去证明什么,而是发现史实,描述过程;不是勉强去统一看法,而是换位思考,自识其短处。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讨论不可能得出结论,似乎也并不需要任何结论,需要的只是一种政治史与社会史之间的互相认识,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考。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我所谈到的政治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差别,是为了解释现象而用的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学术上的分野并没有我说得那么明显。在今天,政治史学者与社会史学者在学术视野与方法论上经常是互相借用、互相渗透的。

  

   然而,政治史面对的挑战并没有结束。政治史与社会史之间还是有可能互相沟通的,因为这里面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是主张变的,即主张向西方方向的社会变化;他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政治史学者更多强调政治行动改变社会的主导作用,社会史学者更多注意社会本身结构的重要性,以及对政治行动的作用与反作用。亚洲近代的历史,尤其是东亚的历史,“现代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这种现代化中的最大部分是西方化。对此,社会史学家大多没有提出相反的意见。

  

   更大的挑战来自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他们的最旧也最新贡献中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就是中国,没有必要去往西方的方向上“变”,如果有变化,也只能是在中国文化本身轨道上的变化,西方的因素不可能变为主体;中国文化没有必要变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可能变成西方文化。文化史学者的这种结论有着社会史研究的贡献,同时也参考了政治史研究。从这类结论的源头来说,有的来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有的来源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前现代与后现代在方法上的不同,不影响得出相类似的结论,尽管这些结论的内部有着根本上的差别。

  

   政治史学者面对的正是这样根本性的冲击,因为不再是像社会史学者提出的“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是更进一步地提出“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变化”。许多文化史学者主张“保守”主义,反对“进步”主义。

  

   政治史学者如何来应对这样的挑战呢?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但老实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在北京大学这一中国西方化标志性的文化部门上课时,睁开眼睛所见到的一切物质层面的东西,都是西式的,而看不到中国的传统,包括房子、课室、电脑、桌子等等的一切;但当我闭上了眼睛时,内心中所感受到的一切,又都是中国的,一点也不西方。这是观念层面的东西。我们所有的社会变化,都是在我们自己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的观念大多是中国的,相当部分是中国传统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变化又是怎样地一次又一次地离开了自己的观念,变成“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的呢?对此,我虽有一些感觉,但还不能描述之。

  

   〔作者简介〕茅海建,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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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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