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 尹媛萍:新时期头十年关于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的理论再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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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尹媛萍  


近代史之于当代史学理论,因为“近”而关系密切。该领域在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中最显活跃,其缘仍发自反思“文革”。时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的黎澍在总结1979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状况时说:“纠正和克服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在近代史研究中也受到重视。过去近代史研究中也存在着对农民的反抗斗争估计过高的偏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估计过低。这种远非事实的褒贬扬抑,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一九六六年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把义和团捧上了天,把戊戌维新说成了罪恶。如果撇开这篇文章以批判电影《清宫秘史》为名,明目张胆地蔑视党纪国法,对党和国家的现任领袖进行诬告、诽谤和陷害这一邪恶动机,单就它所采取的方法来看,也是一个把简单化、绝对化发展到荒谬地步的恶劣标本。这篇文章实际上贯串着这样一个简单刻板的公式:劳动人民的一切都是好的,剥削阶级的一切都是不好的;暴力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肯定,政治改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否定。很明显,这个简单刻板的公式,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黎澍接着说:“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很混乱。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似乎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有些作者认为,这也是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应当拨乱反正。这个看法有它的道理。在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起义已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尾声。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反动,是统治集团的部分人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其后,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才开始出现反映这种要求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失败,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当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没有完成这个使命,这才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代之而起。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它的目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建立民主政治、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准备条件,而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近事实。”[①]


下面就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专题,分别记述。


关于太平天国研究 这是建国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方面,然而在阶级斗争极端化的政治氛围下,农民起义被任意拔高,洪秀全也被说得神乎其神,太平天国历史的本来面目受到严重歪曲。进入新时期,学者们终于能够把虚悬的“天国”重新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造反不等于革命,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起义,也不能称为革命,因为旧式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旧式农民起义不可能实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他们既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上层建筑。[②]这样来看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意见,给人以崭新的理论视角。在除去了“神”的外衣后,对洪秀全的评价就比较一致了。人们看到,洪秀全的确是太平天国的领袖,在太平天国前期,可以说没有洪就没有太平天国。但定都天京以后,他的帝王思想、保守思想、享乐思想急剧发展,很快变成高高在上、居于深宫的封建帝王,政治上陷入权力之争和内讧,组织上搞严重的宗派主义,军事上表现了僵化和保守,思想上则完全沉溺于宗教迷信,导致太平天国由盛到衰,最后失败。人们还特别强调要正视洪秀全的错误,从中吸取有益的历史教训,起到知往鉴来的作用。[③]


李泽厚是“文革”后最早对太平天国问题“再思考”的学者之一,他发表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的论文《太平天国思想散论》影响较大。关于“太平天国与拜上帝教”,他认为“从意识形态看,太平天国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穿着宗教外衣,表现了农民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地主阶级进行空前的思想反抗和暴力冲击。然而,太平天国思想却无法挣脱封建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局限,缺乏近代资产阶级基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民主主义等重要内容。相反,象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宗教迷信等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地位。它们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符合现实生活的要求,起了导致革命失败的作用。洪秀全的思想突出地表现了农民阶级意识形态这种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的两重性”。关于“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反孔”,他指出,不应把它形而上学化,要看到它的两重性。洪秀全固然因考场失败对孔孟教义怀有不满,但他主要是在起义后,才日益坚决反孔。尊孔与反孔,剥削有理的儒家理论与反剥削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剧烈斗争,正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尖锐表现。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基础作为依靠,也就提不出新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来替代封建主义,以孔孟为集中代表的传统封建思想就并没有、也不可能被真正打倒或清除。它们又以各种形式在太平天国意识形态内渗透、保留和表现出来。对所谓太平天国冲击“四大绳索”,他指出,从永安到天京,从《天命诏旨书》到《太平礼制》,它的制度是等级异常确定,尊卑十分分明,弟兄称呼纯为形式,君臣秩序备极森严,不仅有等级制,而且有世袭制……,完全是封建主义那一套,并无任何近代民主主义。对旧有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冲击破坏,主要是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和军队中,而不是表现在广大社会和和平环境里,前者毕竟是少数人和为时短暂的,在革命冲击过去后,很快又退回到原处。所以,太平天国并没有也不能使整个社会从这“四条极大的绳索”下真正解放出来。《天朝田亩制度》是公认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总纲,李泽厚认为,该纲领的特征恰恰是上述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这种双重性的最典型的表现。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在早期发动组织群众和作为军队风纪,的确能起巨大作用,但把它们作为整个社会长期或普遍的规范、准则和要求,则必然失败。所以我们在强调这个纲领的反剥削、代表农民的理想和要求的伟大革命性的同时,也不能无视、掩盖或否定这种小生产者的封建落后性质。不建立在工业大生产的基础上,纯粹从消费、分配着眼,搞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共产主义,把“五母鸡二母彘”之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强制推行一种单一化的社会集体生活,在事实上是行不通,搞不长,挫伤群众(包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的前进发展的。尽管想得如何平等美妙,终于只是乌托邦。李泽厚对《资政新篇》的价值却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在近代条件下,给农民革命指示了一条摆脱封建羁绊,甩开落后空想,继续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这是当时符合历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的方向和道路。尽管由于军事局势,根本没能实行,但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正是由于《资政新篇》,太平天国才具有指向“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的近代民主主义的气息。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的重点在于打破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那么《资政新篇》的重点就在于建立和发展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再是‘五母鸡二母彘’之类的农业小生产的狭隘眼界,而是建立近代工业、全面开发资源的宏大计划。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前者的封建性、落后性和空想性。《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把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提出了“与番人并雄之法”,要与外国竞存。他的好些主张和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差不多,但洪仁玕这个方案,比后来改良派陆续提出的发展工商业的主张,不但早二、三十年,而且也更为全面和彻底。


对无限拔高太平天国,说它有一个“革命哲学思想体系”,黄彦提出质疑,他认为“对洪秀全等人的宗教唯心论加以抹杀或美化成别的样子。所谓太平天国有一个‘泛神论的思想体系’云云,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而“所谓太平天国‘进步历史观’和儒家唯心史观的‘根本对立’,看来似乎很注意划清革命派与反动派的阶级界限,实际上是抹杀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原则界限。”[④]


董楚平从平均主义的历史功过角度,评价太平天国。他说:“在二千多年的农民战争史上,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的准备和初起阶段,对革命所起的积极作用,莫过于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特别是永安突围以后,到定都天京,革命形势发展之迅猛,不仅超出清政府的意料之外,而且也是洪秀全等人始料所不及的。究其原因,不能不归功于‘天国’理想的宣传和在太平军内部军事共产主义的严格实行。但是,平均主义思想制度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它只能兴奋于一时,不能持续到最后。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扔得愈快愈好。”他进而分析道:“当革命初起,平均主义用来对付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它有‘破’的功用,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当革命进入高潮,平均主义用于人民内部,解决社会生产时,它就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太平天国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宁受比较正常、相对减轻的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而不要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违背经济规律,只能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有‘罪恶’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没有‘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的道理。”董楚平的结论是:“判断一个政策是否正确,不能只看它的条文具有多少‘理想的光辉’,今天读起来有多少动听之处,而要联系当时的具体条件和实践后果。《天朝田亩制度》如果颁行于金田起义前后,倒不失为一个革命的文件。但它是颁行于定都天京、革命进入高潮以后,不是用来‘破’,而是用来‘立’。此其一;其次,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最发达的地区,这种先进的经济因素与平均主义的矛盾更大,它更加容不得平均主义的破坏。此时此地,颁行《天朝田亩制度》,与其说是革命的,毋宁说是反动的。从实践后果来看,它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今天,我们把《天朝田亩制度》捧上了天,而对拜上帝教倒还有所批判。当然,顽固地坚持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拜上帝教创立于革命以前,没有拜上帝教,哪来的太平天国革命?它对革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而《天朝田亩制度》颁行于定都天京以后,它对这场革命哪里起过拜上帝教曾经起过的作用呢?但由于我们看问题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故扬此而抑彼,弄得褒贬失当。”[⑤]


林增平对“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这有待进一步研究。他指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自耕农的增加和永佃制的扩大并不符合资本原始积累的定义,因而不能推导出它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一结论。近代资本主义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兴起,都有它的历史的准备,即都经历过期限长短不一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太平天国后自耕农的增多,大多数是无地少地的农民重新得到土地的户、口的增多,这种现象,显然是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遭到破坏后又归于统一。而永佃制,既然是“佃农对其所耕种的土地有绝对使用权和支配权”,那么这种租佃制度的扩大,也就意味着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某种程度的结合的扩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耕农的增多和永佃制的扩大,就不是分离封建经济的因素,而恰好成为已经破裂了的封建经济的粘合剂。这同原始积累的规律和内涵相比较,真说得上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料和论据证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不曾经历原始积累阶段的,或中国的原始积累不是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的分离,而是更归于结合的过程,那末,就不可能用自耕农的增多及其分化和永佃制的扩大来解答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课题。”林增平还认为,“永佃制并不是在长江中下游各省普遍地实行和扩大,而只是在部分地区有所发展。在实行永佃制的地区,情况也有很大差别。有的地区,佃户确曾借助永佃权不同程度地遏制了地主的贪得无厌的剥削,有的地区,则永佃权反成了地主豪强加重盘剥的手段。因此,似乎不宜不加区别地说永佃制‘使地主与佃农之间土地依附关系遭到破坏’,笼统地作出‘永佃制成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有力工具’的评价。”“更需要提出,即使是在农民利用永佃制使地主的贪欲遭到压抑,感到‘深受其制’的地区,也缺乏确凿可靠的史实足以说明,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是因此而转向投资新式企业的。”[⑥]


在摈弃政治性抬捧之后,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不管是肯定的多些还是否定的多些,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用一种客观历史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看问题了。刘大年说:“太平天国是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前进,我以为从直接的结果来看,很难找到它推动生产力前进的有说服力的论据。它的重要意义是很明显的。它把广大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集中起来,对封建宗法社会的全部权力、秩序加以扫荡,极大地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崩溃,此其一。它对外国侵略者展开大规模武装斗争,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迅速把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此其二。太平天国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比过去许多次农民战争发展得更高些,对于后来的人民群众斗争具有显著影响,此其三。但这些都不属于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内容。如果我们的眼光看得远一点,情形就不一样了。把太平天国放在中国整个民主主义革命,即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加以考察,把它看做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有重要意义的一步,有了它,然后才出现义和团运劫、辛亥革命,而后才有五四运动,而后才有新民主主义各个阶段的斗争,而后才有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后才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大发展,就可以说它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前进。”[⑦]章开沅也同意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中的重要环节。他说,太平天国的主要历史功勋并不在于建设新制度,而是在于破坏旧制度,破坏旧制度就是为新制度的产生开辟道路。尽管“反满”(“讨胡”)不是太平天国农民战歌的主旋律,但是太平军以国内战争的形式公开而广泛地声讨满洲贵族统治的罪恶,并在所到之处扫荡其各级官僚机构。清王朝虽然借助外国侵略者的援助扑灭了农民战争的烈火,但是它再也不能恢复原有的相对稳定的政治态势,“外重内轻”已成必然的趋向。如果说,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主要受益者是各地诸侯,那么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则是地主阶级的地方实力派。湘军、淮军的崛起及各派洋务集团的产生,都说明封建专制主义“大一统”的局面已经暗藏着分崩离析的危机。[⑧]


关于洋务运动研究  “文革”结束之后的十年间,洋务运动研究的进展,有两波。一波是那些曾经认为洋务运动是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的反动运动的学者,开始承认其也有积极历史作用的一面。如牟安世对他在《洋务运动》一书的结论提出修改补充,说原来的结论“缺乏客观上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即清政府通过这一运动,建立了机器局,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出现了‘一个完全的技术变革’,并且产生了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因而在中国近代史当时的现代化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⑨]胡绳的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对洋务运动做了专节论述,说洋务派办的军事工业“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民用企业“带有较多的资本主义性质”,从举办军事工业转到“求富”的民用企业“是一个进步的趋势”。这些看法较之他过去的观点显然有了变化。[⑩]夏东元也不再以洋务派执行的政治路线作为评价洋务运动的出发点,说“不能完全用政治上的革命与反动来评价经济上的前进与倒退”,他通过考察洋务运动中变革思想的发展,认为“它是符合时代潮流的”。[11]黄逸峰、姜铎则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上发表论文《重评洋务运动》,进一步重申他们在“文革”前的观点,认为应该“全面评价洋务运动”,既承认它“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又不能就“到此为止”,“因为洋务运动毕竟在中国近代史上长达三十五年的时期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办起了一批中国人自己的军民用企业,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它兴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织呢厂,第一个近代纺纱厂和织布厂等等。这是洋务运动客观存在的另一面,也是评价洋务运动不能一笔抹煞的一面。”


然而,思想解放大潮中的学者们,已经不满足于上述这样的认识水平,这便形成了洋务运动研究的另一波。徐泰来撰文表示不同意黄逸峰、姜铎对洋务运动“主要方面”否定,“次要方面”肯定的评价,他认为“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它是独立的封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历史的必然表现。它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它与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实际上是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这种发展的斗争。它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也反映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走向没落、垂死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封建主义的束缚,外国资本主义的钳制,这个运动又带有封建性、买办性,它与封建顽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不彻底不坚决,往往以妥协、失败而告终,它在某些方面还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严重地限制了运动取得更多的成就。”[12]


正面地肯定洋务运动,把它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梯来考察的领军学者,是李时岳和胡滨。李时岳(1928—1996),福建长汀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汕头大学副校长;胡滨(1927—1996),江西樟树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李、胡二人提出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代表中国近代历史进步潮流的概念,其影响很大。1980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李时岳的论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文章说:“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长期以来,从‘批判剥削阶级’的原则出发,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观念:办洋务就是买办化、卖国主义;搞维新无非是妥协、改良主义;干革命也不正确,因为是资产阶级的,必须 ‘立足于批’。先验的原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研究工作只能在固定的框框内弥缝补苴。稍许出格,‘歌颂帝王将相’、‘为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为资产阶级争历史地位’等等罪名即随之而来,从而扼杀了学术民主,也就禁锢了科学前进的脚步。拨乱反正,必须从实际出发,打破框框,重新进行认真地探索,广泛展开自由的讨论。”作者指出:


中国是以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被强制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落后使中国挨了打。当欧洲出现资本主义曙光的时候,中国仍然沉睡在封建主义的漫漫长夜里,封建统治者枉自尊大,固步自封,闭目塞听,闭关自守,造成了对世界的愚昧无知。鸦片战争前,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一些人,他们提倡通经致用,揭露政治危机,讲求兴利除弊。这些有识之士,被称为改革派。但是,他们的改革主张仍然拘囿于古老的圣经贤传,并不能适应正在酝酿着巨大变化的中外形势。终于鸦片战争爆发了,堂堂天朝上国竟被不知从何而来的外夷小丑打得惨败。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促使人们发愤图强。改革派开始认识了在当时世界潮流下改革的主要方向:“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过,改革派人单力薄,在权贵的压抑下不能有所作为。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仍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昏昏然不思振作。“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只不过成为一种珍贵的思想资料在历史文库里闪闪发光。


紧接着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广大农民奋起用武器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昏聩,打乱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全国规模的阶级大搏斗,使得地主阶级改革派也投入了镇压农民战争的反革命行列。林则徐死于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途中。魏源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抵抗太平天国。他们的后继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流纷纷崛起,成为农民战争最厉害的敌人。


历史于是出现了转折。


农民战争打击了腐朽的权贵势力,给予地主阶级改革派掌握权柄的机会。掌握了权柄的改革派镇压了农民战争,成为新的权贵。新权贵们懂得“师夷长技”的必要,洋务运动于是发轫。旧权贵势力没有铲除,于是发生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洋务运动蹒跚跛行。洪仁玕向西方学习的方案《资政新篇》,尽管得到了洪秀全批准,但在太平天国只是一纸空文,而恰恰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们却将《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如兴办近代工业、矿业、铁路、航运、电讯等等付诸实施。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矛盾、迂回的。\r


正是在洋务派主持下,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以及煤、铁矿场,创办了第一个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铁路、电线,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出现了第一代科技人才和在本国厂矿里的产业工人,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里一些地主、官僚、商人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所有这些,至少在客观上使封建坚冰出现了裂口,从而为开通资本主义的航道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


李文认为:“一八四0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前后紧相连接。前一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后一阶段的运动已经开始,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不久,李时岳与胡滨又合写了《论洋务运动》一文,对“四个阶段”(后来史学界习惯称为“四个阶梯”)说,做了补充性阐述。他们表示不认同中国近代史是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一方,以人民群众为一方,循着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向前发展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洋务运动虽然不属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反抗运动,但它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方向”。在洋务运动之前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遭到洋务派的镇压,二者从阶级关系来说是对立的,但又存在曲折的联系。正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使洋务派得以“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现”。从这方面来看,洋务运动可以说是“农民战争的副产品”,“曲折地反映了农民的伟大历史作用”。至于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他们认为,早期维新思想家实际上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实际就是洋务思想。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维新派才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因此,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13]


另一位颇有声望的近代史学者陈旭麓也表示了与李、胡相近似的看法,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一文中说:“事物的新陈代谢,决不只是一个简单否定和替代的公式,而是一个扬弃和汲取的复杂过程。近代中国的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农民起义的双重压迫下迈开第一步的,依次推移,由上层肇始,逐级发自中下层,它的发展形成一个塔形。”他认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一个否定一个而且象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联系着”。在革命势力兴起之前,“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代表历史前进的步伐”。[14]


西学的引进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评价洋务运动的重要方面。《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青年学者叶晓青的论文《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叶文说:“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十九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这是由于科学已从经验描述上升为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且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的思想一旦指导、渗透人类社会生活,就会起到改变人们的观念以至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终于结束了闭关自守的局面。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传入我国。从此,任何顽固人物,再想把中国隔绝在世界潮流之外,已经绝对不可能了。”叶文指出,西方近代科学,曾在明末清初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但当时社会的反应是冷淡的。“到了近代情形却廻然不同:科学在中国开始植根,并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其所以有这样不同的结果,与洋务运动是分不开的。”陈旭麓分析了洋务派在引进、学习西学时的口号“中体西用”,指出“这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的矛盾中第一阶段的结合形式,是以以新卫旧的形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口号。[15]


注释:

[①] 《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年鉴》(一九七九年),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历史研究必须提倡真实性和科学性——北京地区国庆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史学组总结经验教训》,《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7日。

[③] 卞哲:《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

[④] 《太平天国有一个“革命哲学思想体系”吗?——兼评哲学史研究中的一种思潮》,《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

[⑤] 《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⑥] 《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⑦] 《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太平天国运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⑧] 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⑨] 牟安世:《关于洋务运动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⑩]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年版。

[11] 夏东元:《洋务运动发展论》,《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12] 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3] 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

[14]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15] 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此文见《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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