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44、45)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52 次 更新时间:2006-08-28 00: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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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  

  

  一、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由于一本传记《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中国大陆一纸风行,中国社会对於已去世多年的著名史家陈寅恪的学术和人品产生了极大兴趣。过去,陈寅恪虽然是一位蜚声中外学界的大学者,但其声名从未越出过学院的门墙之外。然而随着该书以及其他有关陈寅恪的文集和相关文献出版,他的声名越出学院围墙,广为传播。虽然北京当局的报刊所刊此类文章并不算多,但在知识界内部,学人交相传阅,极口称颂,出现了一种”举国争说陈寅恪”的热烈景象。

  陈寅恪本人的魅力源自何方?“陈寅恪现象”的原因和意义究竟何在?它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什么影响?陈寅恪本人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笔者甚感兴趣并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义宁,出身世家。所谓“陈氏一门”,是指从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到陈寅恪这三代人。陈寅恪的挚友、著名学者吴宓曾评价说:“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他与被称做“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郭嵩焘及黄遵宪等人相友善,他们突破陈腐的夷夏观念,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学习西方文明。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参与维新的四君子在菜市口殉难,其中刘光第、杨锐为陈宝箴所举荐,陈氏父子因此以“滥保匪人”罪而被革职还家,“永不叙用”。事后西太后意犹未足,又以密旨将陈宝箴赐死。人们现在已经知晓,在19世纪末那场震动人心的中国流产变革中,除了有为改革而流血的谭嗣同等人外,还有在南昌幽暗的婧庐中被迫自尽的陈宝箴。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被并称为清末“四大公子”。他嗜读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书籍,与梁启超等人经常在一起“讲学论文;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未尝一日居官也”。

  陈寅恪本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4年归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导师,其后又先后在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陈寅恪有精深的学养,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原创性和深刻性成双峰并峙,罕有匹敌。被人誉为“全中国学问最大的人”、“教授的教授”。如吴宓所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陈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除了其渊博学识及其创造性成就外,更重要的在于,陈寅恪代表了中国近代的.兼容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它是中国文化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而诞生的一种新人文道统。

  “陈寅恪现象”所彰显的文化意义在於:他对中西文化所持立场——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是一种对中西文化皆有深厚学养的“文化保守主义”。此外,陈寅恪属於借鉴西方文化的“历验世务”派。这派以郭嵩涛以及陈的前辈陈宝箴、陈三立为代表,有实际经世致用的历练。他们在借鉴外来事物时,也尊重自身历史中自然生长发展出来的东西(另一派则是“附会”派,即空想派,康有为是典型。主张全盘设计,推倒重来,具有乌托邦色彩)。陈寅恪在上述两方面的主张,与自由主义在精神上都是息息相通的。

  

  二、

  

  陈寅恪先生的学品与人品在现代中国知识界标举了卓越的风范。

  陈寅恪的学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反对曲学阿世——这既针对个人,也针对民族和文化。这在他的身上是极其鲜明,绝无妥协的。

  自他学成归国后,真正能够从容从事学术研究的其实只有在清华任教的十年。此后灾难深重的中国,幅员虽大,竟不能给陈寅恪提供一张安静的书桌。他盛年时期遭逢战乱:“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到处颠沛流离。正值学术创造的高峰之际,又由于营养缺乏而失明,这对于一位史学家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在他“失明膑足,栖身岭表”的晚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精神迫害,使他的身心陷于超乎常人想象的痛苦和孤寂之中。

  1949年之后,在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下,中国知识界不少学人降身屈节,臣服了官方的马列主义,用毛泽东得意的话说,几乎都“夹起尾巴做人”了。当年,举世滔滔,然而陈寅恪却傲然挺立,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一句“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这一傲骨,在《论再生缘》中再次表现出来:“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在“政教合一”,严酷的思想专制下的中国,可称惊天地、泣鬼神。

  陈寅恪的人品——不降志,不辱身;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这特别表现在他晚年所写的《柳如是别传》等论著中。“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王朝更迭,社会动乱,文化遭劫。而文化寄托之文人又必然要首当其冲,尤其是这时文人的心灵,大多要在历史的剧变中遭到其它时刻所没有的拷问及权衡利害的煎熬,于是文人的持己处事,便关系了历史的荣辱。感慨万千的史家陈寅恪,于是起而撰写明清之际文人的心路历程,一部《柳如是别传》,照出了时代变迁中士子文人的形形色色,生命百态。

  在那个瓦釜雷鸣,黄钟毁弃,斯文扫地的时期。陈氏周边的同人,有的与他气类相通,堪称莫逆;有的老死不相往来,有如履薄临深;他的弟子群中,既有像刘节教授那样,挺身而出以替老师挨批斗而感到自豪的,也有卖论求官,反戈一击给他以致命伤害的。当我们看到在他门下一度从学的才子,一旦为私利所驱使,背叛师门,事后悔悟,竟然赴陈宅以伏地叩头的大礼请求宽恕,而老师拄杖而立,失明的老眼遥望天际漠然不应的时候,内心不能不受到犹如怒涛震海惊雷破柱般的震撼。

  陈寅恪晚年反复吟咏的主调是:“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守护者,他以其深邃独特的诗和文、言和行,在一旁严肃地审视和评判着北京政权的作为。他代文化立言立德,代历史立言立德,记录下了其身处之世华夏文化衰微的轨迹。

  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也象征了中国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当代对峙。

  也凸现了他对中国大陆知识界的示范效应。

  在风雨如晦,洪水滔天的中国,遗世独立的陈寅恪风范,作为一种自由精神的遗产,为将来的中国文化系统,奠定精神独立的基石。

  作为儒家价值的人格化,他给中国知识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儒家价值通过陈寅恪的身体力行而凸显其特色,并显示出在现代社会的精神生命力。同时,陈寅恪还向知识界展示了儒家价值经改造后如何可能与西方的”学术独立”相协调,从而与自由主义相交融。

  陈寅恪昭示给我们的正是一条兼容中西的文化方向。

  他的命运,既象征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也象征了中国文化的不朽生命力。

  

  三、

  

  在陈寅恪的晚年,中国文化天崩地裂,陷入深重危机;传统价值化成游魂,无所附丽;中国知识人遭遇史无前例的暴政,身家性命无处安顿。作为留守禁苑的冷眼旁观者,陈寅恪以替中国文明招魂为志业,心系历史生命,成为文化托命人。

  陈寅恪虽然多次声明不过问政治,但这句话的全部含义,只有在政治无所不在的极权主义体制下才能真正读懂。陈寅恪晚年的生存状态和心态,在他赠吴宓的一联诗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其实,作为专门研究中国中古政治史的学者,作为一家三代“在清季数十年间,与朝野各方多所关涉”,并且祖父因戊戌变法而被慈禧赐死的世家后代,饱读史书的陈寅恪不仅洞悉中古政治,而且熟知晚清的朝章国故世情民隐,因而能洞察近代中国数十年政治社会兴废的关键。他深知“历史就是昨天的政治,政治就是今日的历史。”仔细研读他在1949年以后所写的大量隐晦的诗文,不难发现,他的政治洞察力蕴藏其中,富于远见卓识。实际上,陈寅恪并非高踞象牙塔中不谙世事的学者,而是一位身居书斋睥睨天下的卧龙式的人物。

  1948-1949年之交,中共兵临北京城下,正如冯友兰所说的:“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他与胡适同乘一架飞机离开北京到南京,后又至上海。1949年1月19日乘船由上海抵广州成为岭南大学历史系、中文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寅恪遂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自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返回北京过了。而胡适却决定继续去国流亡,他留下三句话作自己离开大陆的注解:「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当时毛泽东曾带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但是,陈寅恪到广州后,他没有如胡适一样继续再出走,没有听夫人之劝赴香港,也没有听朋友之劝浮海赴台湾。其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素与国民党无关,而在当年他深感「广州既不能守,台湾也未必足恃。」当时他把台湾与广州等地大体上是同等看待的。年老体衰的他已厌倦逃难,不想再迁移折腾了。他还因此与夫人发生过严重争执。

  但是,仅仅一年之后,陈寅恪就后悔了。而在这一年内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一是朝鲜战争,另外一个就是中共实施的知识分子改造等洗脑运动。他开初所以未能去国远走浮桴于海,除了前面所说的意态消沉和避秦无地之外,也由于他对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还缺乏实际的了解。但是一年之后他已深深地领略到其中滋味了。他有诗云“......金殴已缺云边月, 银汉犹通海上潮。 领略新凉惊骨透, 流传故事总魂销。 人间自误佳期了, 更有佳期莫怨遥。.....”.至于他所领略的是何种透骨的「新凉」,而当时流传的又是哪一类惊心动魄的「故事」,凡是经历过当年事变的知识分子,以及了解中共建政初期的精神洗脑残酷镇压的人士,是可以还原历史图景,而想象出来的。诗中所述的诸如海上潮通、佳期自误等语,其所指也是相当清楚的。

  他既留守广州,命所注定,其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势将同“政教合一”的北京政权发生正面冲突。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人文困境中,陈寅恪迸发出了他一生最为夺目璀璨的精神光辉。

  1953年,中共控制的中国科学院设立历史研究所。郭沫若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任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拟聘请陈寅恪担任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中国科学院特派陈寅恪过去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前往广州说服陈寅恪北上任职。

  汪篯身揣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亲笔邀请信赴广州时,以为此事势在必得。不料,陈寅恪看完郭、李二人信后,虽未回绝,却提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项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①(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刘少奇)。

  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 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② (①、②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陈寅恪提出的条件,掷地有声,在当时中国可谓惊心动魄,胆大包天;但绝非率性冲动,头脑发热,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坦荡胸襟,也是“威武不能屈”的书生本色。此事有关学术自由,而无关个人意气;有关立身处世的原则,无关党派意识的好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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