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失踪的“宪法之父”——张君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79 次 更新时间:2011-09-01 16: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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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  

  

  一、谁是张君劢?

  

  “谁是张君劢?”

  就此问题,我曾问过好几位年轻朋友。面对的,竟是一脸茫然。不得已,进一步提示了前些年风行一时的电视片《人间四月天》,他们才逐渐顺藤摸瓜,摸到了张君劢名下。

  当代中国青年人竟要借助徐志摩、林徽因和张幼仪的感情纠葛才知道张君劢何许人了。君劢先生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二、何以张君劢?

  

  三天前是张君劢先生的42周年忌日。 42年前,1969年2月23日下午6时40分,张君劢,就在我们开会的这个城市——旧金山的一所疗养院里,寂寞地走了。临终前,回望一生,他说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不过,我们要记住他说此话的时间——1969年。身处当时此地,远观那时台海两岸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一边是文革的血腥暴政,一边是雷震等人组党被镇压后的恐怖沈寂;近思他一生的宪政理念,恍如镜花水月,在海峡两岸都无处落脚,只能漂洋过海,郁郁后半生。其苍凉无助的心情,42年后,似乎犹可触摸感受。

  不过,身处九泉的君劢先生没有料到的是,当他孤寂地去世后不几年,台海两边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白云苍狗,令人眼花缭乱。从今日看,特别是从中华民国宪法法统在台湾的复活、承续和安身立命看,他绝不是失败者。我相信,在将来的中国史书上,张君劢将占有他的位置,那是一个类似法国人供奉在《贤人祠》里的先驱位置。

  有鉴于辛亥百年的历史关口,在此会议上回望并重估张君劢先生,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对我而言,是两重缘由,一为公共缘由,一为私人缘由。

  所谓公共缘由者,是必须还“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一个公道。必须还中国立宪派一个公道。必须还中国政治的第三种力量一个公道。这既是尊重历史,也是着眼于中国的未来。

  所谓私人缘由者,是因为笔者的舅父欧阳达先生, 曾经担任(张君劢为主席的)民主社会党地区负责人。吾舅一介书生,纯粹因理念的契合而加入民主社会党。谁曾料到竟至以身相殉,居然于1950年在镇反中殉难。 当代中国纯因政治理念不同而横遭荼毒者不知凡几,他们的公道亦是必须有人伸张的。

  今年是中华民国建国百年。 值此富于象征性的世纪性年关之初,笔者曾为文提出:

  目前“中国民间,海内海外,‘革命与立宪’之争再次汹汹而起,恰如一个多世纪前康梁与孙文的那场著名争论一样。然而,今日之中国,犹是晚清之神州,仍会再次陷入宿命式的历史循环乎?不。2011的今年,是辛亥百年。它提示国人,毕竟,当下已不是晚清了。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它留下的政治遗产:中华民国——她的百年存在。她的宪政法统。她的民主转型。” (1)

  而涉及中华民国的宪政法统,张君劢其人是绕不过去的。他起草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国宪政法统的书面基地,也是中华民国民主转型的法理依据。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的宪政事业,张君劢居功甚伟,无法抹杀。

  

  三、张君劢其人:双重身份

  

  张君劢(1887-1969),名嘉森,字君劢 (英文名Carsun Chang ),出生于江苏嘉定县。1902年,他16岁应宝山县乡试,中了秀才。1906年,张君劢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留学期间,结识了具有师友关系的梁启超,并参与发起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1909年6月,创办《宪政新志》杂志,鼓吹议会政治。1910年,张君劢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回国应试于学部,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为暂避袁世凯的迫害,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张君劢于1913年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1915年底回国,先后任浙江交涉署长,《时事新报》总编辑。1918年,张君劢等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之后留在德国师从倭铿(Rudolf Eucken)学习哲学。后回国参与一系列重大事变。1951年移居美国。1969年2月23日在旧金山病逝。

  张君劢曾表示:“自身兴趣,徘徊于学问与政治之间,政治不需要我时,学问的兴趣足够消磨岁月”。观察其一生的行迹,此番夫子自道应是所言不虚的。这就是他的双重身份:政治家与学者。

  

  四、作为政治家的张君劢

  

  有五种角色,是界定张君劢作为政治家的必不可缺的元素:

  1)中华民国(1946)宪法起草人, 2)作为中国立宪派第一代梁启超的直接传人,张君劢是立宪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3)创建非武装的国社党、民社党并任党魁,4) 中国民主同盟发起者之一,5)1945年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中华民国代表。

  其中,起草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张君劢对现代中国最重要的贡献。迄今为止,它仍是近代中国最好的一部宪法。从政治后果看,中华民国(台湾)宪政民主转型的成功是奠基在(解除戒严令之后的)该宪法之上的。 由于此一卓著成就,张君劢被广泛称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该宪法是他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遗产。

  宪政,是张君劢一生坚韧不拔孜孜以求的中国梦。成为立宪之先驱——如美国的汉米尔顿、日本的伊藤博文一样——是他对自己生命的期许。为此他仔细研究和比较各国宪法,对1919年德国通过的《魏玛宪法》格外用力。他在国外刚得到该部宪法文本,便第一时间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人。而《魏玛宪法》中所含社会主义成分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制宪思想,促成了他“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问世(虽然同名,但须注意,此“国家社会主义”绝非希特勒式的彼“国家社会主义”)。

  不惟如是,他不仅仅局限于学理上研究宪法,张君劢还有过几次制宪实践。1922年,他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八团体“国是会议”,草拟过《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等文本,并着《国宪议》加以说明,有相当丰富的制宪实际经验。

  因此,当1946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作为宪法学家,作为独立于于国共两大党之外的张君劢,众望所归,受命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当时他描绘各派力量的政治主张时说:“政府要三民主义,我们要欧美民主,青年党要责任内阁,共产党主张司法制度各省独立、国际贸易地方化”。值此复杂而蕴含内在冲突的情势,张君劢如何落笔?

  他的应对之道是:居中斡旋,对各方面利益和主张进行平衡,在起草时竭力避免宪法染上过于浓厚的某一个党派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制宪者,君劢先生赋有广阔的视野,虚怀若谷,广纳众议,努力寻找各方诉求的交集。落笔起草时,他先从此交集着手,然后边协商边扩展。他清醒地体认到,在各种政治诉求的碰撞中,固执一端,痛快则痛快矣,却极易导致僵局乃至引向战争。

  1946年四月至五月间,修宪小组白天开会。(2) 众目睽睽之下,各方都不敢示弱让步,于是往往变成显示各自对所属党派忠诚之表演,难于妥协,不得要领。真正的协商,全赖张君劢每天晚上奔走各委员的住处,折冲樽俎,寻觅共识。

  在当时各派关于宪法问题的争论中,国民党主张以孙文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为核心,同时在民主国家实行的立法权、行政权和行政权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另加上监察院、考试院两权的的五权分立的宪法,即希望以《五五宪草》为蓝本。而已然割据了一些地盘的共产党,在当年则强调地方的权力——地域性的司法独立和地方的国际贸易权力。青年党对内阁制情有独钟。而其他多数党派及人士则倾向采取国际社会主流的英美式宪法。

  张君劢仔细倾听各方意见,折中整合,写出了一个妥协式“十二条原则”,即对《五五宪草》提出了十二条修改原则。该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国民党的代表孙科也不得不表示支持。当时,梁漱溟曾赞叹说,这“十二条原则”是张氏“用偷梁换柱的巧妙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美宪政之实”。 (3)

  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段声色俱佳的插曲:某日,共产党的周恩来跑到张君劢住处哭诉:你怎么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列入宪法第一条了呢?这样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张君劢不急不缓地回答:你有没有看清楚?第一条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所谓「三民主义」,这里其实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啊!这三民不就是美国林肯总统的三民吗?你有什么好反对的呢?于是周恩来说了声:「我懂了」,就走了。(4) 有鉴于此,中共的周恩来后来对张君劢方案一直表示“佩服” 。

  “十二条修改原则”通过后,张君劢在此基础上草拟了一部“宪法草案”。当时,国共两党日益对立,国民党主政的国民政府,在各方共识尚不充足的条件下,执意要召开制宪的国民大会。因此,参与还是抵制国大,成为国共两大党决裂的标志。中共联合了社会民主派与左翼自由派为主导的民盟,抵制此一国大。国府为争取中间派,决定制宪会议采用张君劢起草的宪法草案。而作为宪政专家和民盟重要领导人的张君劢个人虽然没有参加,但他组建的民社党却和青年党一起参加了这次国民大会, 从而导致了张君劢与民盟的分手。 国共两党就此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兵戎相见。 当时,君劢先生对其民社党参与国大有如下解释:“我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希望民主与和平二者均能实现,但在二者不能得兼时,只有先争取民主的实现。得到一点,总比没有好。”(5)

  对国大,是参与还是抵制?是当年中国政治派系划分的分水岭(如多年理念相近情如手足同创政党的二张——张君劢、张东荪——即因此而分道扬镳)。此事的是是非非,至今犹聚讼纷纭,并影响了中国人的基本政治命运。

  人所共知,当年参与国大者,在不久后的内战中成为战败者,退守台湾。而当年抵制国大者,在内战中取胜,造就了毛氏黄袍加身,入座龙庭。然而历史的吊诡是,绝大多数战胜者后来的命运,比战败者诸公要凄惨悲凉得多,(如他的创党好友张东荪、罗隆基以及储安平等谦谦君子)很多人在大陆死于非命,而当年的战败者,在一隅岛屿上,卧薪尝胆,砥砺奋发,先是经济起飞,后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又挣脱了绑捆在(君劢拟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上的“戡乱戒严法”紧箍咒,使1946年宪法呈现其真身,迸发出其基本功能,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转型为宪政民主制度,首次开辟了中国人政治生存方式的新纪元。

  历史命运的神奇转折,常常非人们可预先逆料的。

  书归正传。作为政治家,除制宪外,张君劢另有值得一提的事功:建党。他是在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的践行者。作为梁启超的嫡系传人,对二十世纪中国政党政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倡导君主立宪。张君劢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创中国国家社会党,藉以落实政党政治(切勿与德国的国家社会党混淆,二者迥然不同)。一九四六年国社党和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改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张君劢仍任主席,成为一支独立的有自身理念的政治党派。他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加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1945年出席联合国会议,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张君劢代表中华民国签署联合国宪章。1946年任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

  在近代中国政治光谱上,他是梁启超的传人,是中国立宪派的第二代代表。张君劢所创的党与国共两党迥然不同者在于,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武装力量作后盾的、以政治诉求相号召的纯然现代政党。

  在政治取向上,首先,该党是民主宪政的坚定信奉者。他对宪政的理解是,“人权为宪政基本”,(6)人权“即所以保障全国人民之权利,就是说凡称为人都应有同样的权利,不能说你参加革命,便享有人权,而不参加革命者,便不享有人权。因为革命的工作是要确立人权,而非限制人权”。

  其次,由于当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德俄两国极权式经济表面勃兴的双重刺激,它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表示疑虑,因而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兴趣。他翻译了苏俄宪法,同时向国内详细介绍了德国革命的情况。经过精细的比较研究,他的结果是:赞成德国魏玛式的社会主义,反对苏俄社会主义,反对以俄为师。从此,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基本形成。曾发表《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因而,他领导的党主张应该有适度的政府干预,建立一种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这实际上也是当时一种具有世界倾向的潮流。这一倾向,只是在后来共产国家计划经济完全失败之后才在全球转向。此是后话,不赘。

  此外,在张君劢的意识中,民族复兴始终是主题。他高度赞赏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民族危机时那篇著名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希望自己能与费希特一样,激发本民族人民的爱国情操和民族自信心。

  因此,从政的张君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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