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9 次 更新时间:2013-11-10 22: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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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  

  

   本文所探讨的文革中萌芽的自由主义,与人们常说的文革中出现的异端思想,二者的概念应当有所厘清和区隔。文革中的异端思想,宋永毅与孙大进已有专书研究,同时也有其他研究者的一些文章对此作了论列,这里不再赘述。

   笔者想强调指出,当年在中国大陆,即使是异端思想,绝大多数也属于一般政治光谱的左半部分,即,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它们多数应被归类于左翼思想的范畴。这一点应当不难理解,思想的出现有其精神土壤,它与其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关,具体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它与当年官方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有关,也与那个时代全球性的社会主义思潮泛滥有关。有鉴于此,中国的思想者很难从非左翼的思想库中攫取思想养料。在这方面,当时中国人赖以思索的精神资源是极为单一和贫乏的。

   有鉴于此,应客观看到,即使是当年中国的那些勇敢的异端思想,如湖南的“省无联”思潮(代表作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武汉“北、决、扬”、北农大附中伊林?涤西的思想、五一六思潮、清华四一四、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组”等等,基本上都没有逸出左翼思想的范畴,大多不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

   即在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固然是异端,但多数异端却并非自由主义。

    

   自由萌动

   本文要强调的是,即便在上述极为艰难贫困的精神环境中,自由主义的幼苗仍然在文革中的大陆萌动了。这是一桩精神的奇迹,也是自由主义赋有超绝顽强生命力的见证。

   文革中自由主义萌动这一精神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连接毛氏中国与后毛时代之间的鸿沟的精神枢纽。它是催化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变迁以及即将降临的更大变迁的精神动力。它是跨越1976年四五事件到1989年六 四事件到九十年代自由派新左派之争直到21世纪中国转型的隐形桥梁。它是中国纳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轨道。

   探索中国文革期间萌芽状态的自由主义,受限于两个基本困难,一是此类思想深埋于地下,未曾公开化,原始资料严重匮乏;二是在当时的资讯以及精神条件下,浮出水面的此类思想往往隐藏在官方话语之中,殊难剥离、梳理与整合,大多是只鳞片爪,漫无系统。但是,即便如此,有心人倘若仔细抽丝剥茧,寻绎踪迹,仍然可以看到一条时隐时现的自由 思想潜行的脉络。

   文革里萌芽的自由主义,渊源于自由主义与基本人性的契合,渊源于对中国当年物质与精神恶劣状况的反应,渊源于外部思想的闪电击中精神荒原产生的激荡。具体而言,是由于两大基本因素的刺激,一是自发的因素,二是来自历史的精神传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传入激发。

   自发的因素,植根于对苦难现状的怀疑和否定,植根于在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下的个人利益的直觉,植根于在普遍恐惧下的换位思考,导出妥协的需求和权利的觉醒。简言之,源于人性本能的反弹。

   历史的精神传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传入,则因为以外来思想资源对照现实,引发了深度的心智共鸣,扩展为广泛的理性思考,从而得出了自由主义或近似自由主义的思想成果。

   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面讨论文革中自由主义萌动的全貌,只拟从如下几个关键性的脉络和人物切入,描绘并阐述其概貌。

   1)对等级制和血统论的反弹:人的尊严与众生平等——“个人”的发现——人道主义、人性论的破土而出——人权理念——遇罗克《出身论》[1]的核心。

   2)对失败的公有经济的反弹:触目惊心的懒人社会和赤贫状况——从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2]——顾准的思考——杨小凯等(关于产权)的思考。

   3)对秩序失范、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反弹:从革命民主主义到法治主义——法治观念的萌动——李一哲大字报[3]。

   4)对政治迫害泛化的反弹:人人自危——囚徒困境——权利法案(含产权问题)——宪政思想——普遍宽容——从杨曦光到杨小凯的心路历程[4]。

    

   一、《出身论》:文革中国的人权论

   众所周知的遇罗克《出身论》,虽然使用了一些当时流行的语言,但他与当时那些洋洋大观的“理论体系”都不相同,它们之间在根本上毫无关系,他的思考带有根本的性质,即:人道的性质,人权的性质,平等的性质,自由的性质。他思考的出发点与当时时髦的思想根本上不在一条轨迹上。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拨开其 文章表面的文辞,拨开他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出身论》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权论,就是赤色烈焰遍地炙烤的中国大地底下喷薄而出的清凉自然的自由主义言说。因此,虽然缺乏严谨的自由主义的学术语言包装,但遇罗克,在思想上是当之无愧的应归属于1957年以及1949年之前的中国自由主 义脉络之中,他是他们的毫不逊色的精神传人。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两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

   在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三十年间,共产党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国家政权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式划类。“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中国人,无论长幼,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 成了三、六、九等。而那些先天的“贱民”,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有一种天生的抗拒与恐惧。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沈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 自己。渗透一切的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学校、单位,街坊…点点滴滴,早已教会了他们认明自己的身份:即,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的下等身份。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他们的一生无所期待: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没有爱与被爱的权利,没有写作发表的权 利,没有发展自己兴趣和施展自己才能的权利,……只有绝望,只有看不到头的黑暗的隧道,漫长无尽。正义、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一划分及其造成的社会氛围,从50年代至60年代逐步强化,至文化大革命初期达到顶点。从半遮半掩的档案 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歧视导致的最极端后果,则是发生在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

   在这种恐怖和高压的氛围下,遇罗克的长篇文章《出身论》破门而出,笔锋犀利,逻辑谨严,情感充沛,严正抗议并激烈批判出身歧视,激起了广泛的反响。激发出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贱民”们的权利意识。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虽然在其文章中,他所使用的术语还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和马克思主义痕迹,但其文的核心宗 旨,清晰明确,是呼唤平等与尊严,是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的极权国家,统治者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是他们窃取政权的理论基地,也是他们在统治权术上“一抓就灵”的通灵宝玉,万万动摇不得的。由于这个根本原因,“血统论 ”虽然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但那只是层权力搏斗中的权宜之计。有鉴于此,人们注意到,到后来,“血统论”的始作俑者,一律无事,全部豁免。但《出身论》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文章很快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大毒草”,而作者遇罗克也终于因此而以身殉道。

   在对待《出身论》的根本立场上,当时中共内部激烈权斗的两派——文革派与反文革派——实际上并无二致。

   遇罗克最主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在铁桶一般的封闭中国大陆内部,开启了当年的异端思想——人权意识,这是自由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大批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仅仅因为出身而死于无妄之灾时,当遇罗克自己也饮弹死去时,《出身论》的出现和传播,在中国历史上践踏人权最黑暗的年代,竖立起了中国人权意识的 里程碑。

    

   二、顾准: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观念之兴

   经济学家和思想史学者顾准的思想 贡献,首先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神圣不可侵犯的条笼罩一切的时代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实施市场经济,今天看来,也许是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四十年前的毛泽东中国,在毁弃私有制的信条笼罩一切的氛围下,却是石破天惊之言。此外,他也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上层建筑法律体系相配套的人。他在研究葡萄 牙、西班牙现代化起步早于英美,却被英美远远抛后的历史教训时,已经内含现在人们常论及的“要好市场经济,不要坏市场经济”这一重要主张。换言之,对顾准而言,首先是一个市场经济有与无的问题,其次还有一个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的问题。他的思想之触角,不仅涉及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私有产权的问题, 同时也模糊的意识到了英美的普通法体系与欧洲大陆法律体系、拉丁语系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的不同作用。

   作为思想者,在文革的艰困条件 下,顾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过自己独立思考而获致的见解。这些见地,在今天也许并不那么惊世骇俗,也许其中还有其不确切不规范之处,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封闭的中国,可谓石破天惊,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诸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出来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共和制 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中国共 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取得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长期困扰中国知识份子的问题。顾准抓住了它们,陷入长期的孤独的思考,并对它们一一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顾准暗夜中的独立探索,其思想特质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以致不能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所理解。他是一位孤寂的先行者。然而,不容否认,他的思路,却为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开掘了思想的先河。

    

   三、李一哲大字报:法治主义的滥觞

   “李一哲大字”是文革中第一农业篇对民主与法制的探讨,在实质上,它主要涉及了自由主义关于法治的一些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成果,是在批判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后获得的。

李一哲大字报是批极左的,虽然其术语还带有中共话语系统的特点,但其核心,是从西方民主法治观念出发的。李一哲大字报是文革后期对纷纷乱世、对运动无休无止、对人人自危的社会状况的厌倦情绪的反映,在当时颇得人心,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它为结束文革作了思想准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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