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传进: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四重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 次 更新时间:2018-02-09 23: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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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传进  

   “社会组织”这个概念,在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中快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展示出其不同的含义,显示出社会的不同存在形态。这不仅告诉人们它有类型上的区别,而且同时也展示出了社会组织嵌入其中的社会发展格局与丰富多彩的面向。


1.0版社会组织:由无到有的惊喜

  

   当代社会组织有其特定的含义,其在不同场合被称为“NGO”(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乃至如今占据主流的“社会组织”。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当下社会组织与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在村庄形成与活动的那些“民间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也无意将当下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等同于传统社会学意义上含义稍显泛化的“社会组织”。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意义上,当下社会组织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某种人们未必全然意识到的社会特质正在出现并飞速递增,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期待。

   该阶段的里程碑式事件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随后中国社会开始传递出一种特定的信号,那就是社会公众可以通过自我组织的方式参与到全社会的公共事务中。

   这一阶段的典型特点是,国际机构在中国的工作快速推进,其给人们带来了关键理念——即社区公众可以通过自我组织追求自我发展,并在其中实现参与、增能。它们的日常工作内容之一是农村社区的脱贫发展,将贫困村庄里的农民组织起来生成社区发展组织,形成一种虽然没有登记注册但能显示出最典型本质含义的社区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理念由外向内的传播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点,但或许人们没有明晰意识到的是,我们国家自上而下推进的改革路线是其发展的另外一个推手。在一篇政策报告中,我们谈到中国改革路线的两大促进力量:一个是境外社会组织的进入与支持,它们提供社会组织建构的理念与工具;另一个则是改革开放中的国家引领,由此提供社会开放的动力。

   时至今日,我们更容易清晰地看到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大约20年前,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自十八大之后,社会领域里的改革则被推到了发展的快轨道上来; 20年前埋下的一些种子今天得到了更好的生存土壤,与此同时,在新土壤下社会组织获得了更良性的发展机会,与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也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推动下整个社会的苏醒,不仅造就了境外组织在中国的活跃,更带动了国内志愿者团队的蓬勃兴起,许多有志于公益事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组织自己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助学、助医、帮困、助老等领域形成了一个个志愿者团队的“底火”,时至今日,许多“底火”仍然存在着,甚至得到了更好的发育。由本土社会中滋生出的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公益组织,构成了1.0阶段的另外一个特色。

   1.0阶段的社会组织存在着一个典型的特色,那就是它被赋予了过多期待——从最初的公民社会概念中就能看出人们的寄托——对此也可以理解:这一变化是中国社会历史上的第一次,是一个意义不可估量的质变。它从政府和国家一统天下的格局中划分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场所,并提供与政府体系几乎同样的服务内容。与此相对称的是,这些社会组织本身也被赋予了过于强烈的理念意义,比如来自境外组织与其对应的公民社会理念和权利、参与等价值判断;与此同时,国内衍生出来的志愿服务也容易被赋予一种特定的道德色彩,甚至自然而然地带上了“高尚”的标签。

   对理念的过于强调,一方面可以让人们很好地观察到一种新型社会组织的产生,以及社会的整体质变进程;另一方面则也容易陷入理念色彩中,因此便凸显出1.0阶段典型的弱点。弱点之一就是,组织产生了,但却未必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依据理念所进行的判断,未必能够实现其预期效果,甚至会混淆判断,耽误事情。

  

2.0版社会组织:专业性的挑战


   虽然对社会组织专业性的需求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来,但却并无法以一个具体的年头或事件来确立2.0版阶段的开始,专业化的需求是逐渐增加其分量直至占据统领地位的。

   专业化是指一个社会组织成立之后的具体目的,如果它就是追求人们的公共福利,那么就需要拥有实现目标的能力,这就是专业性。比如即使是最具慈善色彩的公益组织,如果它们要将资金递送到边远贫困山区的农民手中,也需要解决激活受助人自身行动积极性的方法,以免堕入“养懒”的轨道;而如果帮助的目标是带领人们一同追求他们的集体利益,而不是简单的分钱,那就还需要回答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让人们能够自我组织起来,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并管理好他们自己的公共设施或集体基金,追求共同致富的道路。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只有战胜了这些挑战才能实现目标。

   专业化的追求位于第二阶段,这时人们从对社会组织产生的惊喜中冷静下来,意识到仅有社会组织的形式是不够的;一家组织还会随着自身运作时间的推进而获得能力的积累,最终产生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模式,从而超越了理念阶段。不仅如此,一些理性的捐赠人在将资金捐赠出来后,除了诉求公信力上的保障之外还要求获得资金使用效果上的保障,因此也对专业性这一关键因素提出了要求。

   专业性一旦产生,所造就的积极效果会令人“始料不及”。首先,一旦拥有了专业能力,就可以由基础性的善、单纯等理念正确,进入到社会治理的层面。社会治理有两层含义,一是完成公共管理的任务,二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完成公共管理。后者至少包含两个主体,并以平等合作的方式面对共同的目标。这里所说的社会治理尤其是指后一层面的含义。社会组织拥有了专业能力,就可以进入公共服务的提供层面,并且与政府形成一种特定的合作关系,形成社会治理的典型情形。

   专业性可以与理念独立,宣告自己独特的作用;又可以与理念合二为一形成一种有力的治理方式。从中至少能看到,单纯依据理念而宣称社会组织的质变意义,将失去原来的色彩,第一阶段的社会组织特点已经开始被第二阶段所淹没,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并且又开始有所超越。

   1.0阶段的社会组织开始向2.0版看齐,其中一些无法进入到2.0版的社会组织开始失去生存的基础。它们在表面上都具有社会组织的外在形式,但在这个时期却显示出了差别。第一种情形即一些“公益组织”认为,自身的公益性决定了社会支持与拥戴的合理性,理应免于走向灭亡的命运。它们甚至会认为,自身所面临的死亡威胁,正是社会出了问题的明证。但现在看来却未必如此,即便是经由媒体而一度红极一时的组织,也完全可能因为缺少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消亡。因此认为“公益组织一旦成立就可以永恒下去”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第二种情形是一些组织会不自觉地带有江湖色彩,建构关系、占据地盘、提升个人身份地位等内在诉求裹挟其中。在社会组织1.0时代,很难从形式上看出它们与典型的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区别,但在2.0的时代则完全不同。原因就在于,建立在以解决问题、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之上的社会组织,必须将自己的发展目标界定在能力提升上,“人多势众”和关系网络发达,并不等于解决问题能力的强大。同时,以专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建构来自于事情本身对组织的自然要求,而不来自于组织之间结盟的意愿。组织的“势力”将为“实力”所取代。

   第三种情形是那些社会抗争型的组织也会逐渐缩小,原因在于,随着社会治理型组织的发展,政府的职能空间越来越让位于社会组织来自主解决问题;抗争,因此转化为自主治理。有一种被称之为“两类组织”的现象,说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本来行进在抗争的轨道上,但是随着治理型社会组织的空间增长,甚至政府将相应职能转让给他们(尤其是在基层社区里),同样一个抗争性的群体将逐渐转化为治理型的群体;当初抗争得越强烈,当下治理得也就越积极。这种现象表明,抗争并不是初衷,人们更愿意在适当的条件下进入到自我治理的通道。从而自主解决利益分配中的公正性问题,探寻共赢的实现路径。因此被认为是公民社会重要根基的抗争性组织,却通过自我治理路径的选择,从另一条通道上实现与原来同样的目标。但其表达形式却完全不同,这正是2.0版本的社会组织的魅力所在。

   综合以上三种情形可以看出,专业性的出现使得社会组织由一种理念型的、激情型的、高尚型的、抗争型的甚至江湖型的、利己型的组织,转化为治理型的组织,从而肩负起置换政府职能的角色;而不再仅仅作为政府补充者而存在。

   更形象化地说,社会组织从第一层级到第二层级,内容上增进了质变性的成分,即专业性;但其范围却在缩小,一些组织类型将缩减自身所涉领域。仅仅通过理念来标志自己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是否面对真问题、解决真问题成为一个新的判定标准。


3.0版社会组织:社会与政府间的壁垒打通

  

   接下来的这一阶段,关键举措是政府购买社会力量(主要是社会组织)的服务。借此,政府重新介入其中,并充当资源支持者、政策引导者的角色。

   2012年至今,中央财政每年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201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发布。自此以后,各地政府采购服务快速实施开来。不仅如此,在此过程中政府极力推进把原先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职能尽量转移到社会组织上。2016年以财政部、民政部的名义联合下发的《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其“基本原则”第一条就写明:“凡适合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尽可能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在其“主要政策”部分中则规定:“社会组织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应当符合有关资质要求,但不应对社会组织成立年限做硬性规定”,“政府新增公共服务支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安排的部分,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0%”。

   通过政策梳理,可以看到当下改革中政府定位的改变,及其对社会组织抱有更大的期待。

   显然,社会组织的3.0阶段必须建立在2.0阶段的基础之上,只有具有专业能力,才有资格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工作。反过来看,一旦社会组织具有了能力,那么两大主体之间就开始产生了平等合作的关系,而这才是运行中最大的质变点。如果说1.0阶段的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或“志愿精神”,第二个阶段的核心点是专业化运作的话,那么,第三个阶段的核心词则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在学术上的含义已经表明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模式开始出现。

总体看来,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也仅仅经历了2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第三个阶段仍然处于新兴阶段,整个格局还远远没有定型。但有两个特点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现出来:第一,社会组织能力整体上仍然不足以胜任,或第二个阶段没有经过成熟发育之后就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足以从中看出社会发展巨大的推动力。在这一强大的力量到来之时,再回过头来追溯这30余年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就会发现它的整体性和一脉相承性。第二,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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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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