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中国传统政体问题续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2 次 更新时间:2018-02-03 2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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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 (进入专栏)  

   2012年我发表了《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一文①(后文简称《政体类型》)。因个人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阅读写作及教学答疑时,也经常面对这个概念。那篇文章就来自一向的资料积累。写作的目的,还不是要直接回答“是”或“不是”,而是展示这个概念所牵涉的各种思辨问题,好给听课的学生提示一些思考点,用作课下参考资料。文章发表时,因篇幅关系而有较大删削,此后又积累了一些新想法。现在整理出来一部分,续谈如下。

  

一、实证与评价之间:孟德斯鸠

  

   1.实证与评价:“专制”概念的两个层面

   白乐日有句话殊堪玩味:“初步印象常常是正确的。两个人初次见面时是这样,两种文化初次接触时也是这样。”②心理学研究也显示,第一印象的准确度相当之高。随着清末东西方学术交流的不断深化,中文“专制”概念诞生了,其含义是“政令之权,全出于一国之君者,曰专制”。我们把这个定义用做讨论的基点,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习称的“君主专制”,日人多称“君主独裁”。日人宫崎市定在讨论宋代皇权时,对所谓“独裁”有一说明:“并不是说君主肆意妄为。从官制上来说,是把尽量多的机关置于君主的直接指挥之下,所有的国家组织,只由君主一人统辖。”③在这地方,王化雨就发现了一个中日之异:“‘君主独裁’,中日两国的理解也有差异。日本学者提到‘独裁’,基本是在讲一种制度化的行政模式,并不认为它意味着‘天子的肆意妄为’,而中国学者在提到‘独裁’时,则常含有‘天子肆意妄为’的意思。”④其实,若仅就辞书中的定义而言,中文“专制”的定义跟宫崎市定所云,无大不同,至今犹然。《现代汉语词典》释专制:“(最高统治者)独自掌握政权。”⑤许明龙在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时,也特意提示了中文“专制”一词不含暴君、暴政之意,跟西文中的despotisme不太一样⑥。

   在孟德斯鸠的笔下,专制者肆意妄为,“专制的原则是恐怖”。这样的表述,显然就含有贬义了。休谟强调,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或“是或不是”与“应该或不应该”这两类问题,应严格区分⑦。与之类似的是,“专制”概念至少也有“实证”和“评价”两个层面:客观的权力结构,主观的评价、态度。倒不是说皇帝不“恐怖”、不会肆意妄为,只是说这表述不是中性的,含有孟德斯鸠的个人评价,含有这位伟大启蒙思想家的爱憎取舍。当然这也是其他西方启蒙思想家,以及俄国、日本、中国改革者的爱憎取舍。现代公民得以享有平等自由,系蒙启蒙者、改革者之所赐。为此,我们对他们怀有深深敬意。如果说“专制”一词含有贬义,那贬义就是这么来的。“中国专制”概念的反对者,其所反对的,其实只是那个“贬义”而已。

   但在实证层面上,“专制”还有一个中性义涵。前述中文辞书中的“专制”定义,就相当中性,并没把“恐怖”“肆意妄为”作为要件,并非暴君、暴政的同义词。在清末民初,无论革命派、维新派还是守旧派,对“中国专制”的提法,或接受或默认,却鲜有反对者。这现象很奇怪吗?毫不奇怪。为什么连守旧派也不反对呢?因为那种“政令之权,全出于一国之君”之政体,恰好就是他们所维护的。而维新派也不是这么对皇帝说话的:你的暴政、暴君制度必须改革。他们是这么呼吁的:“政令之权,全出于一国之君”的制度已不合世界潮流,皇上您应该改弦更张了。设想从秦始皇开始,挨个儿征询历代皇帝:您觉得“政令之权,全出于一国之君”好不好呢?我断定皇帝们将欣然首肯,而不是怒目挥拳的。皇帝自己很乐意“专制”,今人非说皇帝“不专制”,反倒奇怪了。

   无论革命派、维新派还是守旧派,他们的“专制”词义有一个“公分母”。清末的臣工奏折,已称现行帝制为“专制”了,也有说“实兼专制、立宪之美意”的。民间、学界不乏此类论述:“俄、法、美、英、德、日本六大强国,为君主专制者一,为民主共和者二,为君民共主立宪者三。不相为谋,各取所适。”⑧“各取所适”,即分别适合各自的“国情”。梁启超认为,专制与非专制各有其“极良”和“极不良”的形式,还指出“非专制优于专制”的说法也是一种“武断”⑨,即主观价值判断。章太炎:“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⑩严复:“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11)杨度:“以专制行立宪,乃以利国”“挟专制之权以推行宪政”(12)。他们话里的那些“专制”,显然都不是“肆意妄为”的意思。

   可以说,中国帝制属于“政令之权,全出于一国之君”之政体,在清末民初根本无须讨论。除了“专制”之外,它还能是什么政体呢。由此,国人在政体谱系中明确了中国帝制的位置,这是一个重大学术进步——此前国人是只知明君、暴君之别,却没有政体之别的。而现在国人看到,大清政体与沙俄、土耳其同属一类,而跟法、美,跟英、德、日截然不同。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几个新术语,照亮了现行政体,提供了未来选项。包括“专制”在内的这套政体概念,在当时不可或缺。没有它们,近代那场伟大政治转型的意义,就全都模糊飘摇了。

   在实证层面上,百年来学者又考察了更多专制政权,它们的权力结构、君臣关系,其内廷、后妃、侍卫、宦官制度,以至宰相、财政、军政、司法、选官、监察、考课、文书、地方行政、基层组织等方面,或形异神似,或大同小异。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它们视为同类政体呢?“政令之权,全出于一国之君”的政体,在人类史上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无人可以否认,即令不把它们叫“专制”,也得另找一个词语来指称它们。

   2.孟德斯鸠:权力分置与中间阶层

   《论法的精神》刊于二百六七十年前,筚路蓝缕、前修未密之处,容或有之。近年来,仍然有学者在指摘此书的各种粗疏抵牾。不过孟德斯鸠的贡献依旧积淀下来了。对于专制他不仅仅只是谴责指斥,在实证层面上,他也做出了不朽的理论贡献。从历史学视角出发,我们认为其政体理论的最卓越处,是在方法论上,把如下两点有机地综合起来了:

   1.是否存在立法、司法与行政的权力分置。若这些权力集中于一人或一个机关之手,那么,这个体制就趋于专制。

   2.是否存在着足够强大的中间阶层。领主、僧侣、贵族、市民等都可以构成中间阶层,如果他们足够强大,这时的君主就难以专制。

   在我们的理解中,前一视点,可以说是“政治制度”;后一视点,可以说是“政治势力”。“势力”的提法,用以容纳群体、集团、阶层、阶级等各种政治力量。通俗地说,一个是“制”的方面,一个是“人”的方面。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政治体制”。

   把占支配地位的群体、集团、阶层或阶级用作政体标准,在古希腊的政治学中多少已有萌芽了。亚里士多德:“各种政体的差别就在于其权力阶层的不同;例如有的政体由富人当权,有的由贤良之人当权,依照同样的方式,其他政体由相应的其他阶层当权。”(13)富人当政,就形成了寡头政体;穷人当政,就形成了平民政体。当然,这些论述只能说是萌芽而已。“阶层”的概念仍不清晰(另一译本作“人们”),只涉及了变态政体,品德、财富、门望等区分人群的尺度,仍失于模糊。

   在孟德斯鸠之前,贵族限制君权的功能,已被人们意识到了。培根:“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如土耳其是也。因为贵族是调济君权的,贵族把人们底眼光引开,使其多少离开皇室。”(13)在孟德斯鸠之后,偏重“政治制度”或偏重“政治势力”,可以说就成了划分政体的两种不同学术取向了。沿“政治势力”路线前进者,不妨以莫斯卡为例子。

   19世纪末,莫斯卡批评亚里士多德的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分类,以及孟德斯鸠的绝对君主制、有限君主制、共和制的分类,认为这种着眼于“政府形式”的分类,并不能充分反映政体差异:有些国家同属专制,其统治阶级的状况却相当不同;分属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国家,又可以存在相似性。在他看来,政体差异应取决于“其领导者阶级的构成和功能的不同”。为此,莫斯卡揭举“统治阶级”概念——所指的是一种“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而不是马克思的经济意义的阶级——以此为准,提供了一个三对六类的政体模式(15)。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对政体与阶层的关系已有触及,所以莫斯卡对他们的批评稍失公允。莫斯卡的政体观,不妨说是“政治势力”视点的一个“深刻的片面”。所谓“片面”,是就其过分贬低“政府形式”而言的;所谓“深刻”,是说孟德斯鸠把他所关注的中间阶层,只说成一种“中间的、附属的、依附的权力”;而莫斯卡的“统治阶级”,已被定义为一个“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的阶级了。由此,莫斯卡(及帕累托等)开启了“精英研究”的学术潮流。拉斯韦尔、卡普兰直接以不同类型的精英支配为准,区分出了官僚体制、贵族统治、伦理统治、民主统治、体力统治、财阀统治、技术统治与意识形态统治等八种政体(16)。附带说,传统的民主理论聚焦于分权制衡与政府内部制衡,而主张“多元民主论”的达尔,转而探讨利益集团、社会团体构成的多元制衡(17),某种意义上,也等于是由“政治制度”向“政治势力”偏转了。

   20世纪之初的政体讨论中,梁启超对孟德斯鸠的“政治势力”视点,业已融会贯通:“贵族政治为专制一大障碍。其国苟有贵族者,则完全圆满之君主专制终不可得而行”“贵族政治者,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试征诸西史,国民议会之制度殆无不由贵族起。”(18)其《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利用贵族制、封建制、中央集权与皇帝专制几个概念,为数千年中国政治史搭建了一个基本框架,这是一个创造性贡献。这篇名作,理应列入历史系学生的必读书。

   对于中国史研究,这个“制度—势力”的二元观照,也颇具指导意义。比如说,战国的政治转型就可以解析为两条线索:“制度”方面,是君主集权和官僚行政制度的发展;“势力”方面,是官吏、军人、士人的崛起,及贵族的衰落。“贵族政治”“军人政治”“士大夫政治”“门阀政治”之类术语,都是根据某个集团的权势,来定性政治形态的。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韩国学者朴汉济曾以“胡汉体制”“侨旧体制”两个概念,分指北朝的胡族、汉族势力,及南朝的侨人、吴人势力所构成的政治形态(19)。业师田余庆先生的门阀政治研究集中于政治势力,我的若干研究偏重于政治制度。如果用“制度史观”来把握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的话,那么,把制度、势力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就成了关键所在。

   在《政体类型》一文中我叙及,区分政体一向有两个经典思路:“由谁来统治”与“为谁而统治”。“由谁来统治”的思路,亚里士多德把它落实在“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的问题上面。而孟德斯鸠对贵族、僧侣、领主、市民等中间阶层的讨论,可以说开启了又一进步:把“由谁来统治”落实到重要政治势力之上;进而把“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个“制度—势力”的政体模式,可以奉为指南。

   由此,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的“官僚”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讨论范围了,详下。


二、专制、官僚制、官僚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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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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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尔雅国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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