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官本位、身份化与功绩制、流动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2 次 更新时间:2022-11-11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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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 (进入专栏)  

官僚体制是一个科层结构,各科各层上配置着各种职位,各个职位上配置了各级人员。对这个体制,可以从“职权”与“等级”两方面去观察它。着眼于“职权”的观照,我们称为“职权视角的官制研究”;着眼于“等级”的观照,我们称为“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二者可以分别揭示这个体制的不同侧面。


在我们看来,“官本位”这个流行语,除了指以行政级别为“本位”之外,还应包括这一意义:以官僚组织自身为“本位”。意思是说:中国官僚组织除了是一个提供公共管理、行使社会调控的外向性“功能组织”之外,也是一个以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为中心的内向性“身份组织”,一个皇帝与官僚共同谋生谋利的“生活组织”,一个围绕内部等级制度按部就班运行的“仪式组织”。当然,所谓“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帝制中国的官僚组织,作为“功能组织”,在前现代社会是足够发达的,甚至在其初期,就显示了与20世纪超级国家的相似之处了;然而围绕其“身份组织”的方面,同样发展出了复杂精致的品位制度。这就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了。


从“职能视角”看,一个个职位犹如一个个功能各异的器件,它们装配在一起,就是一架政治行政机器,在权力推动下运转;而从“品位视角”,所看到的就不止一架政治行政机器了,而是一大群人,一大群官贵。品秩位阶构成了一套复杂精致的身份秩序,赋予了官贵以不同身份、地位、权力、利益,尊卑有序而高下井然,宛然一个大家庭、一个小社会。在纯粹的“职位分类”之下,等级管理以“能+职”的结合,即以能力与职位的结合为基础,二者关系十分简洁。而中国传统官阶,却是以“人+位”的关系为基础的。对于“人”,既考虑其能力,也考虑其身份;“位”则是一个综合物,既包括职、品、阶、勋、爵各种位阶,也包括权责、薪俸、资格、特权、礼遇各种要素。不妨参看下图:


在A图所示的情况下,等级管理就是让能力与职位结合;在B图所示的情况下,“职”只是“位”的构成要素之一。“人”首先与“位”发生关系,然后才与“职”发生关系。有“位”而无“职”也是可能的,甚至是经常出现的。拿食品打个比方:在A图中,职位好比一个直接吃的肉块;而B图的情况下就复杂多了,“位”有如一个三鲜包子,权责只是包子馅的成分之一,跟其他很多调料拌在一起。


现代文官制的任官原则,是“为官择人”,是使专业能力与职位相称,有如给机器选零件,这是以“事”为中心的。而中国古代的升官进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人择官”,其原则是身份与地位相称,是以“人”为中心的。唐宋铨选“只系资考”,大有“身份组织”中的集体分肥意味。明清选官采用“掣签法”,干脆听天由命碰运气,好事人人有份儿,机会均等。颁官、授爵、进阶、加位,看上去就是在按等级身份来分配利益。其所分配的,就是“位”。东汉常把“校尉”之号加给儒臣,魏晋南北朝时文人也带“将军”之号,北魏任用“力曳牛却行”、“勇健不好文学”的部落武人做秘书监、秘书郎。从职能角度看,这时“能”与“职”并不对应;但在统治者看来,“人”与“位”既已相称,目的就达到了。进而,人员结构远大于职位结构的现象,冗官冗吏现象,大量拥有官爵衔号但并无职事的人的存在,以及发放“品位薪俸”的做法,无不显示这个体制是一个“身份组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这“位”不仅仅是承载权责的职位,而是“官本位”下的品位、人的地位。所以组织成员包括一切位阶官号的拥有者,哪怕他们没有职事。这个体制好比一个有机体,资源提取与人员录用是“摄入”,资源消耗与人员老病死亡是“排出”;官爵授予、薪俸发放、特权分配、位阶升降,以及各种等级礼制的照章履行,“位”的授予、流转与升降变动,就是这个等级组织的存在方式,就是它的生命形态。


从职能视角看,官职只是一份权责任务;但在中国官僚的眼里,它首先是“位”,权责只是“位”的一种构成因素。“位”的“含金量”由权力、待遇、资源、声望,以及发挥能力和取得成就的更多机会等共同构成,总汇为“位”。这种等级认知,反过来就造成了官位的“通货”性质:可流通、可继承、可转让、可兑换。职、散、勋、爵等各种位阶,好比是主币、辅币或不同币种,可以互相折算,授予时可以搭配调节,还有“回授”、“回充”等竞换、转让之法。王朝甚至会普惠性地泛阶或恩荫,这时所授之官,犹如年节时家长给子弟们的压岁钱。


“位”不止是公职,在官僚眼里它是“个人获得物”。“地位寻求”,是中国官僚承担公职的最大驱动。“做官发财”当然也是一种职业驱动。孟子把求仕称为“干禄”,承认“仕”是改变贫困的途径。中国官僚信奉“做官发财”, “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在世俗观念中,“行财运生官,行官运发财”,“富”与“贵”是双子星座,其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化入了日常吉祥语和吉祥图案。然而同时,孔孟又把“行道”看成“干禄”之上的更高目标。中国官僚的法定薪俸,有时并不太高;居官而“不事产业”者,同样史不绝书。士大夫接受的是儒家“清贫即美德”教育,并不是每位热衷入仕者都热衷财富。但在动机分析上,我们又不能认为士大夫是“无私”的,只能说他们寻求的是“位”或“地位”。人类学家认为,就一般人性而言,“承认其社会地位常常比给自己带来幸福的金钱和物质财富还要重要”。甚至动物都如此。黑猩猩在群体中获得较高等级时,其血清素会明显升高。唐人刘晏云:“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宋人苏轼说:“夫人出身而仕者,将以求贵也;贵不可得而至矣,则将惟富之求。”马斯洛认为人之需要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而对中国官僚来说,其“自我实现”必须获得外在的标识,那个标识就是“位”。


“官本位”还意味着官位成为整个社会的身份尺度,通过与政权的距离来决定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大略区分出三种社会等级结构:金字塔式的,“林立式”的,“网络式”的。“网络社会”是对即将到来的社会结构的一种预测,被说成是一个自愿平等的组合世界。“林立式”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多元社会,其中各领域各有其地位序列、流动阶梯和成功尺度,“万类霜天竞自由”,彼此没有一元性。例如,一位文官的晋升,与一位作家或僧侣的成功不可比。而金字塔结构相反,各领域的成功尺度、地位序列与流动阶梯存在着可比性、对应性与可转换性。例如,文人以功名与官爵为成功标尺,否则自己也认为是蹉跎失意;僧官与道官须国家任命,僧侣的地位取决于国家名号。二者的成功,与文官的晋升在重大程度上是可比拟的。在社会分配上,林立式社会采用“弥散型分配”,金字塔社会则实行单一尺度的“一体化分配”。用一句俗话说,就是“赢家通吃”。


有能力塑造金字塔社会结构的组织,只有国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有国家而无社会”,或“国家强于社会”。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支配与控制。黄宗智先生反对“国家—社会二元论”,提出了“第三领域说”。不过这似乎只是“国家—社会”二元视角的细化。梁漱溟先生则强调“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圆融。国家是有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就于此产生”。还有学者试图从这种天下观中,引申出未来的世界秩序。钱穆先生的表达是“政府与社会融成一体”,“中国本无社会一名称,家国天下即一社会”。若从中国政治理想说,“礼”的概念包容了君、官、民之间的全部关系,在其中国家与社会确是一体化的,不过是金字塔的不同层级而已。在很多社会活动中,如乡约教规及民间习俗里面,都能看到“国家的在场”。


品秩位阶是国家塑造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在有学问和有钱财的人们当中,追逐官职和功名的理想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一个单一的职业社会。……中国阶级开放的模式继续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最理想的仕途上。”在社会生活中,王朝官号发挥着“商标”或“贴牌”的功能。在社会关注一个人的时候,目光首先会落在其官号之上;评价一个人的成就,要看他是否获得了官方的名号;在人际交往中,也得首先弄清对方的官号,否则拿不准适当的礼节,交往就没法儿正常进行了。“微服出访”的故事之所以为国人津津乐道,就是这个缘故。那往往伴随着戏剧性的情节:主人公最终公开了自己的官号,令势利眼儿们尴尬不已,由“前踞”变为“后恭”,赶紧认错赔罪。这类故事看起来是在谴责势利眼儿,实际却是推波助澜,因为它强化而不是淡化了对官号的崇拜。中国人是通过“名号”建立人际认知的。有官方名号的学者、医师或画师被认为成就更大,官方名号等于是“商标”或“贴牌”。这可以简化和便利社会认知,然而其间也可能发生错位,官方名号的高低,不一定真与成就大小成正比。


假如今天我们给花木或动物以“处长”或“局长”之衔,大家一定觉得是笑话,但皇帝就是这么做的。不但“人近天子而贵”了,草木禽兽也因“近天子而贵”了。泰山顶上著名的“五大夫松”,据说曾为秦始皇遮雨,因而获封“五大夫”爵号。北齐的末代皇帝幼主:“马及鹰犬,乃有仪同、郡君之号。故有赤彪仪同、逍遥郡君、陵霄郡君。……斗鸡亦号开府,犬马鸡鹰多食县干。”(干是配给官僚的一种吏役)五代刘旻,“为黄骝治厩,饰以金银,食以三品料,号‘自在将军’”。品秩位阶进而还向虚幻世界渗透,与天地同构。汉代的史官把天空中的群星,以人间官制的样式编排为“星官”,南宫微垣为天子之庭,将相诸官分列其侧。南朝道士陶弘景把神灵分为七阶,每阶有一个中位。被祭祀的各色神灵,有称“帝”的、有称“王”的、有称“将军”的。例如城隍,有帝,有王,有公、侯、伯。顾颉刚先生曾提到,在他童年见过的“神轴”上,诸神列为八层,玉皇大帝在第一层,观音在第二层,孔圣人只列在第三层。玉皇大帝为首的众多神仙,俨然是世俗朝廷的幻境翻版。“汉族的神明即诸神,都在天界的万神殿里,与其权能相应,他们各自拥有各自的等级和职务,构成了官僚制度式的中央政府和神军。”


“社会的行政化”,及“品级、等级与阶级的高度一致性”的现象,当然不是无限度的。魏特夫揭举“行政效果递减法则”,指出国家的过度控制将造成行政效益的递减。他还说:很耐人寻味的是,直到现在为止,效果递减法则的研究还主要限于私人经济方面。然而现在不一样了,新制度学派已在使用类似思路观察国家了。巴塞尔指出,对独裁集权的内在约束来自交易成本,施政与监督是有代价的。曾峻先生指出,国家向社会的过度扩张,将遭遇资源限度、决策限度与合法性限度。此外还可以从“生活组织”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按照儒家“天下一家”的理想,君主应当“为民父母”,把所有臣民视为儿女,为他们谋福利。但这就要支付高昂的福利成本。这就要把国家与社会划分开来,把社会看成提取资源的对象。统治者也会考虑,允许社会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以释放社会活力。所以中国社会也是一个“复式结构”,一定的私人空间是存在的,独立于王朝品爵,由亲缘、业缘、学缘、地缘等等而来的等级也是存在的。财富或文化上的成功,有时候可以用来对抗从政的成功。对民间所保留的自由,魏特夫称为“与政治无关的自由”,还使用了一个贬义的语词:“乞丐式民主”。


刚才提到的势利眼儿的故事,还有另一种情节:某人先贱后贵,其贵不为人知,但终归真相大白了。东汉的朱买臣原先是个卖柴的,一度困顿到了在会稽郡邸蹭饭吃的地步。然而时来运转,他被任命为会稽太守了。于是“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导演了一场郡吏“有眼不识泰山”的喜剧。这故事为后人长久咏叹,成了许多戏曲小说的源头,它们都含有一种“命运的不可捉摸”的感叹。这类“有眼不识泰山”的故事背后,就是中国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朝为匹夫而暮为高官、或朝为高官而暮为匹夫,都是可能的。因为“富贵无常”,所以“居贵思贱,家富思贫”,就成了中国人的金玉良言。


自战国起,中国社会就是“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的了。秦汉的军功爵向平民开放,凭借在战场上的表现而获得。孝廉察举中,无任何官位的平民与贫民占了近25%,以其经术或文法的才能加入政府。西汉丞相平均任期为4.55年,东汉三公的平均任期只有2.43年,“高级官吏如此的变动速度,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与现代文官的流动率,无大不同。帝制中国的品秩位阶,也都是以便于流动、便于晋升的样式设计的。森严的“官本位”等级秩序下,又存在着以择优制、功绩制为基础的活跃社会流动。


林语堂云:“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科举选士使任何人都有上进的机会。”英国人麦高温在这里看到:“在中国,财富与荣誉的获得并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任何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成为一名书生。”耶稣会人文学者马菲在1588年就赞扬中国,科举制下没有世袭贵族,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奠基者,任何称号、官职都不会合法地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汤森认为:“帝国政治制度的政治权威构架基本上是精英主义的。……其理论依据是,某些人由于自己的德行并借助所受的教育而有权行使政治权威;那些不具美德的人则理所当然地被安置在受统治的地位上。”一方面等级森严,另一方面等级又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肯登攀,从流动机会说又相当“平等”。


科举制构成了一种以文化知识为标准的流动通道。韦伯曾用“神赐魅力”或“巫术性理念”来解释功名,不过在中国人看来没那么神,科举只是一种考试。《宋史》中的北宋官员,有46.1%来自寒族。南宋非官员家族的进士,在1148年占56.3%,在1256年占57.9%。对明清12226名进士的一份统计显示,祖孙三代无任何功名者,占进士的30.2%。这就是说,明清进士中的官贵子弟只是平民的2倍多,而且那些官贵子弟也是过五关斩六将考上来的。这样一种社会流动的规模与速率,相当惊人。为此钱穆先生提出:“我们若为唐以下的中国社会,安立一个它自己应有的名称,则不妨称为‘科举的社会’。”何怀宏先生也为此而揭举“选举社会”的概念。


当然,接受教育、参加考试需要昂贵投资,令穷人处于劣势。不过在这一点上,也许不能苛责中国古代。就是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学费同样让穷人望而生畏,教育与阶层高下仍然有重大相关性,教育依然在复制与强化着社会等级结构,再生产着不平等。学费涨跌10%,就可能影响6.2%的美国学生上大学的选择。在现代法国,农民与工业家、自由职业者上大学的比例,有几十倍的差异。在中国1949—1976年生存取向的高等教育中,管理阶层子代的机会,是体力劳动者子代的4倍;干部子弟成为干部的机会,在1957—1965年是他人的2.94倍,在1966—1977年是他人的4.23倍。反过来说,科举制所促成的社会流动规模,已能与现代社会约略相比了。在教育决定社会地位上,中国的科举时代也与现代社会的特征相近。


也许读者愿意同我们分享与分担这样一个理念:每个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如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那么,每个人都应得到享受生活的同等权利,每个人都应得到发挥能力的同等机会。而中国人早在公元七八世纪,距今一千二三百年前,就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考试制度,它给了大多数中国男性这样一个机会:自由投考,通过规范化的程序公平竞争,以知识改变命运。明清的应天府贡院,其号舍多达20646个,可以容纳两万多人同时考试。这是一个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宏伟考场,堪称一个奇迹,中国制度文明留下的奇迹。在人类寻求平等的历程上,中国人也做出了自己的探索与贡献,科举制即在其列。


巨大的流动规模,在相当程度上释放了森严等级所禁锢的社会活力。当然,单一尺度的垂直流动,反过来依然束缚着社会活力。而且单一尺度的竞争,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竞争与不稳定性,因为有竞争就有成功者,就有失败者,后者就可能成为动乱的渊薮。过于高峻的等级造成了底层的巨大压抑感,强化了他们的叛逆情绪。若用现代尺度衡量,“官本位”下的平等,仍是一种“可变的、流动的不平等”。其解决之道,就是扁平化、多元化,向林立式社会、甚至网络式社会转型。然而这时,将面临现代尺度、西方尺度与中国固有尺度不一致的问题。


若用中国固有尺度衡量,“官本位”不仅天经地义,甚至发展为一种礼制化的社会理想。两千年来,围绕“官本位”,形成了异常复杂精致的规则、秩序、关系、机制。它有自己的运作逻辑,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如与其他政权做共时性比较的话,那么人民是生活在官僚的管理之下更“好”,还是生活在贵族政权、部落政权、神权政治、军阀政治或财阀政治之下更“好”,还难以骤下定论。毕竟在漫长历史上,这个体制曾支撑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提供了较多的秩序、安定与繁荣。甚至中国文化遗产,也有一大部分是官僚创造的,浩如烟海的四部典籍,大部分是官僚的作品。在做古今的历时性比较时,必须慎重,不能把中西官僚制的差异都看成古今差异。我们在“功能组织”、“身份组织”的二元概念下观察中国官阶,但是否从“身份组织”到“功能组织”就是发展方向,就是“现代化”呢?本书尚不敢骤做判断。什么更“好”,有很不相同价值标准。有人会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最“好”的。有人会认为,每个人的幸福、自由与平等是最“好”的;也有人会认为,我们民族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一个社会很难同时满足多个目标,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强。


在解释现代中国变迁时,大致有“现代化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两种模式。二者多少都忽略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历史连续性,中国历史的固有逻辑。1900年的美国人口是7600万,中国人口达4亿,是前者的5倍多。其时中国官吏的数量比美国只多不少,其复杂程度也未必比美国低,但等级管理体制却大异其趣。中国官阶最复杂之时可能是宋朝。宋徽宗时在籍户口约2088万户,人口约11275万,约为20世纪初美国人口的1.5倍。1957年中国人口约6亿,是当时美国的数倍,其30级职务工资制是典型的品位分类,也与美国的职位分类构成两极。中西官僚制度的差异,不是政府规模所决定,甚至不仅仅是“传统—现代”的差异,它也是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差异。


在探讨中国舆服等级制时,我曾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总之,君尊臣卑、官贵民贱的等级体制,穿越了治乱,穿越了‘变态’,也穿越了‘宗经’、‘复古’的浪漫时代,日益完善、精致,并寄托于新的舆服形式之中了。我们不由得惊叹它非凡的坚韧和顽强,惊叹它利用与损益传统资源、吸收与消化异变因素的强大能力。无论是冕旒,是梁冠、品色,还是顶戴、补服,或其他什么,其背后永远是君—臣—民的三层一元等级结构。即令它的众多构件已经更新,其结构依然故我。那种无与伦比的自我延续和自我更新能力,使两千年呈现为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进程,其间只有治乱,只有‘变态’;却无转型,更无‘变革’。它不断地自我调整与更换构件,不断地自我复制而再获新生。于是我就想起了罗素的名言:‘中国总是一切规律的例外。’并因此而有了一个看法:超越各种‘分期论’、‘变革论’,转而去解析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和‘连续性’,应成为21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现代化的转型,在1911年终结了帝制时代。1949年中国就重建了中央集权秩序,度过“乱世”只用了不到40年。此后的中国社会分层,呈现为一个三层结构:1000万国家干部处在顶层,3500万国营企业工人在干部之下,两亿农民处在下层。“每个人位于一个等级中,就像站在一层楼梯上,并且很少有机会向上走一级,这种阶梯就是由职务和级别组成的一套职级工资制。几千万干部分为24种不同的工资级别。”至今为止,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仍处于阶层结构的最高层。与西方社会不同,“干部分层是中国社会分层的本位体系,其他的社会分层是依据干部的垂直分层而划分的”;“以干部的级别划分作为社会分层的基础”,“以行政序列为基准划分社会机构”。中国人的阶层意识依然不是以职业来衡量的,而是以权势(及财富)为尺度的。调查显示,干部一直是人们向往的职业,因为“毋庸质疑,干部是最有权的人”。相关的研究结果还有很多,甚至给了外部观察者以深刻印象。显然,学者看到了共同的东西。这仍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管理者的社会,“干部决定一切”的社会。在近年一项社会调查中,61.5%的人认为,“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是当前三种最不公平的现象之一;72.6%的人认为,“当官的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这是文化、学历或资产选项的两倍。干部、党员在私营企业主中所占比例,也相当可观。


“官本位”的种种表现,是人们所不陌生的。此外又如等级、名号在社会激励上的广泛运用,也属“中国特色”。优秀学生,有校级三好生、区级三好生、市级三好生、全国级三好生之分;优秀教师,有校级优秀教师、市级优秀教师、省级优秀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之分;教师的课程,有校级精品课、省级精品课、国家级精品课之分;各种奖项,有校级奖、省部级奖、国家级奖之分;科研项目,有学校项目、省部级项目、国家级项目之分。这种通过一元化的等级名号来施加社会激励的制度,走出国门就相当罕见,在我们这儿却成了生活的常态。其利弊暂且不论,总之它是古已有之,古代的品爵名位本来就是如此运用的。它深深扎根于传统的制度文化之中。


无论如何,组织资源与文化资源,或说政治资本与教育资本,在当代中国仍是社会竞争的最重要条件;行政化的等级安排,在确认社会身份、塑造社会分层、强化社会控制、施加社会激励、引导社会流动、建立社会认知、沟通社会交流上,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上,在“品级、等级与阶级的更大一致性”上,在“政治体制塑造社会形态的巨大能动性”上,中国的古今显示了可观的连续性。而这一点,就是我们提出“制度史观”,并由此去探寻中国史之周期性与连续性的灵感来源。


20世纪80年代,西方出现了对“新公共行政”的探索。就目前看,这个探索似未产生其所预期的效果,也远不足以打破韦伯所预言的“官僚制的铁律”:官僚制是大规模生产下有效分工的一个必然产物,其对社会的控制是不可逆转的,“现时而言,我们可见的乃官僚专政而非工人阶级专政的推进”。而“官僚专政”,在中国是自古已然。又古德纳认为,一个由人文与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级正在当代崛起,他们以教育为基础,掌握了文化资本。然而一个文化阶级的存在,在传统中国早就是社会常态了。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和等级组织,在其精致性、复杂性上,在其功绩制与流动性上,是富有现代性的。


中国国家经历了它的1.0版,即夏商周的“王国”;经历了它的2.0版,即两千年的官僚帝国。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开始向3.0版全面升级换代。度过了短短40年“乱世”,中国就恢复了秩序,并赢得了60年的高速增长。目前正在“中国特色”的独特体制之下,沿自己的道路成功崛起,走向繁荣强大,并将在若干年后加入世界强国的行列。对这个体制的独特性与经济增长的重大相关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已提出了各种解释。也有若干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预言中国将拥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未来。这些看法至少提示了两点:第一,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面貌上的巨大能动性”的论点;第二,它使上世纪对传统专制官僚政治的一味谴责,显得简单化了,应代之以一种“价值中立”的观察。“封建专制的流毒”被承认,“官本位”的弊端被承认,已被领导者允诺列入解决日程;同时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继续下去。那么,政治改革将继续深化,但基本体制不会动摇。如果改革能令这个体制更扁平一些、更多元化一些,就会有更多社会活力被释放出来。在一点上,执著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那部分公众,将是最大推动力。同时在尚可展望的未来几十年中,它仍将是同一版本的升级换代,“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结构”将持续下去。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未来中国,已展现了现实的可能性,“路径依赖”似已形成。


诺思提醒人们:“路径依赖性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在升级换代、各项性能全面提升之后,未来中国国家的3.0版会是什么样子呢?尚不能确知。我们只是推断,四千年的文明、两千年的集权官僚等级制似是遥远的过去,实际却将在宏观层次与长时段上,展示其深远影响与巨大历史惯性。在这时候,有两种可以同时持有、但必须区分开来的态度:观察者的态度与参与者的态度。作为观察者,就应尽可能地排除主观偏好,纯客观地体察历史与未来,不让任何个人的期望、选择干扰了分析与判断。而作为参与者就不同了,由于社会变迁是众多分力之“合力”,而且“合力”是未知的,所以作为分力之一,每个人都有选择方向的权利。因为这时你不是在旁观天平的指针,而是在把砝码置于你所选择的一侧,以改变平衡。那么请你坚守一己的选择与期望。正如罗新先生所说:“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原载《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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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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