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战略保守主义的中国范例

——两汉人物的论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2 次 更新时间:2018-02-03 00: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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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人口多达13亿的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其压倒性的国内功能。事实上,完全可以从悠久的古老中国主流传统、特别是“对外政策文化”主流传统中,找到这一点的颇大部分渊源。在中国的悠久政治经验内,有一种哲理性和现实感兼备的、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稳定和繁荣的“战略保守主义”。它完全契合从族裔/文化差异和地缘距离出发的、关于华夏与“蛮夷”之间的哲理关系的儒家意识形态,同时非常注重对外目标的适切性(relevancy)、可用能力的限度和尽可能最合算的成本效益。这在新的当代历史条件下多少被有机地承继下来,大有利于中国的非常突出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成就,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关于对外政策的审慎的战略文化。

  

   然而,中国的强劲崛起,国内增长对外部资源的迅速增大的依赖,西方的影响力相对衰减与其内外失序倾向带来的机会,还有更大的民族荣耀的广泛天然吸引力,等等,有可能结合起来导致对外态势的基本变化,使中国改变压倒性的国内优先惯例。我们必须希望,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经验的、审慎和耐心的战略文化,加上一个巨型发展中国家的经久的国内任务艰巨性,特别是巨量国内人口实现健康发展和生活幸福的艰巨性,依然并仍会将中国对外态势保持在较温和的调整和有分寸的伸张这一限度内。

  

   当前,有一个可谓基本的战略问题与能否坚持有益的战略保守主义传统、能否坚持应当经久的和平发展国家方向紧密相关,那就是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坚定的战略轻重缓急意识,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在有广泛的战略铺局和强劲的战略冲劲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此乃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或常理,犹如《后汉书·郑孔荀列传》记载的、东汉瓦解时期天才的战略家荀彧给其统帅曹操的战略谏言所云,“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范晔:《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第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83页)。为此,所有其他“战场”的战略期望,还有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资源支出,都应当按照战略重点的优先位置被打上恰当的折扣。

  

   本着这样的当今关怀,回顾一下中国古代史中某些战略保守主义的范例是有益的。在此,可以选取两汉贾捐之、刘安、杜钦、鲁恭和蔡邕的论辩,并且用一种评注式的方法(方括号内的文字是评注,其中黑体字是笔者的评论,非黑体字为注文;其他文字系原文摘录。本文所用《汉书》系中华书局1962年版,《后汉书》为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便读者可以最方便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领悟。仅为限制篇幅和突出主题,而不是为了遮蔽任何不利于评注者的论断的史录,史籍中相对而言枝节性或旁述性的文句或文段在此被省略掉了。无论如何,这些论辩是悠久的中国大战略思想史上的部分宝贵财富,体现了非常丰富的大战略思想的某些“基因”、要素和风貌。

  

   一、《汉书》卷六十四下《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摘录和评注

  

   [贾捐之论弃珠厓]

  

   [贾捐之,天才贾谊的曾孙,谏言反对汉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对在被征服的海南岛反复不已的地方造反作大规模武力镇压,此即《贾捐之论弃珠厓》。]

  

   贾捐之字君房,贾谊之曾孙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

  

   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前110年]立儋[dān]耳、珠厓(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今海南岛]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珠崖:一个被征服但极难被驯服的边疆蛮夷地区,“数年一反”;汉帝国的大头痛处:]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前87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珠厓三县复反。反后七年,甘露元年[前53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珠厓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捐之曰:“珠厓内属为郡久矣,今背畔(叛)逆节,而云不当击,长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经义何以处之?”捐之对曰:[他谏言反对以大规模武力镇压反复不已的珠崖地方。]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无忌讳之患,敢昧死竭卷卷(拳拳)。

  

   [“初始”儒家(和前儒家)关于华夏-蛮夷关系的思想的要则之一,它有蕴涵的战略理由:]臣闻尧舜,圣之盛也……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北方]南[南方]暨(及)声教,迄于四海,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文化、道德和战略意义上的精言大意!当然,作为笼统的哲理原则,可以有、有时也必须有重大例外,特别在深刻地涉及华夏民族及其国家的严格意义上的安全时。]故君臣歌德[王先谦曰:“帝庸作歌,皋陶载展。此所谓‘君臣歌德’。”按“帝庸作歌”云云,见《尚书·益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越裳氏:即南越。重九译:谓远方使者来,因九译言语乃通],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兵革”有其强弩之末,受制于地缘距离和文化差异。]及其衰也,南征不还[指周昭王南征不复],齐桓救其难[齐桓公伐楚以尊周(王先谦说)],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国虽大,自称王者,皆贬为“子”]。[秦帝国的可怕教训,即被认为的过度的军事帝国主义:]以至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叛),祸卒在于二世之末,《长城之歌》至今未绝。[沈钦韩曰:“《河水注》引扬泉《物理论》曰:‘秦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举:养育),生女哺(喂食)用脯([男人专用的]干肉)。不见长城下,列骸相支柱。”]

  

   [汉帝国的“现代”历史教训,既有积极的,亦有消极的。]

  

   [初汉压倒性地集中于靠最小程度赋税、“偃武行文”和皇家节约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并且由此奠定了军事力量的经济/财政基础。]赖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闵(悯)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赋岁百二十,岁一事。时……出赋四十,三岁而一事。”]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鸾旗车,汉帝车之前驱]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安之:言何去。]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当此之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夫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处,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谥为孝文,庙称太宗。[然而,所有上述伟大的财富和力量累积,后来都被武帝的全方位大规模远征和扩张耗费殆尽。]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前117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此时汉已经多次征伐匈奴,人力、物力损失巨大,以至于府库空虚,岂有“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之事?故刘奉世疑曰:“或者误以‘建元’为‘元狩’欤?”]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取资富民,以供军费]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当为九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武帝军事帝国主义的严重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陈直云:“公孙勇诈为使者,在武帝征和三年,见本书《功臣表》及《田广明传》,与淮南王安时代不接,恐为捐之之误记。”]是皆廓(扩)地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帝国过度伸展系自招危机,自招失败。]

  

   [为呼吁放弃极南端“无价值”的蛮夷地区而诉诸帝国腹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繁荣——他的对元帝最有说服力的论点:]

  

   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枕籍,纵横相枕而卧]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忿怒貌]之忿,欲驱士众挤[排挤]之(至)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同“专专”,蠢蒙无知貌]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广义的成本效益估量支配的战略论辩和战略判断。对蛮夷的种族/文化歧视远非他的核心论据。]

  

   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指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羌反之事,是时遣赵充国等击西羌﹐获万余人],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帝国大军远程征伐是一桩花费极大的事业!]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对周边及其外的未化或不化蛮夷的征服和统治并无益处,而且自招失败。这一论点符合儒家的帝国哲学和信条。]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

  

   [他的论辩赢了,有深厚传统和儒家意识形态支持的战略保守主义赢了。]

  

   对奏,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乃从之。[他的论辩赢了。武力镇压的巨大成本——它伤害在腹心地区的统治——和成功希望的大不确定是决定因素。]遂下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叛)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旨)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孤疑辟(避)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终于变得合理分明。]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避)不嫌[不足羞]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厓郡。[君主作出了一个战略选择:选择在紧要利益意义上的实质,尽管丧失了某些声誉和虚荣。]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珠厓由是罢。

  

二、《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摘录和评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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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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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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