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网络社会治理思想日臻成熟，成为中国加强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习近平把社会治理理论运用到互联网治理领域，并提出了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社会治理的主张。习近平非常重视网络生态环境建设，强调要加强网络正面宣传和网络舆论引导，并特别重视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习近平对网络社会治理的领导体制、法治建设和战略规划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并付诸实践，对有效提升网络社会治理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网络的开放性特征，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对于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发挥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习近平；国家治理；网络社会治理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广泛运用与迅速扩展，在互联网对社会生活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在网络中暴露出来，从而使得网络社会治理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所需关注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网络社会治理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重要论断和主张，形成了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想。

　　 一、加强网络社会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

　　 治理理论引起广泛关注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特别强调治理的主体不限于国家与市场，社会组织也能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并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中国学者在西方治理理论兴起后，出于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将其引入中国，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创见性的成果。这样，这一理论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认可。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吸纳国外治理先进经验的开放包容精神，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确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 “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2]在这里，习近平不仅更明确地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且指明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在网络与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以及中国网络社会领域问题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习近平将治理理念推广运用到网络社会治理领域。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 [3] 可见，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先进成果来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此后不久，习近平又就互联网发展对社会治理的影响作了精辟的阐述。201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4]在这里，习近平强调了互联网发展对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影响，并指出了在此背景下，治理所发生的变化，一是单向的垂直管理向双向的互动治理转变；二是现实社会的治理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应重视治理领域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融合；三是由单一的政府治理主体向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转变。这是将治理理念运用到网络社会治理的非常明确并且非常精准的论述。

　　 习近平充分认识到了互联网对推进社会治理的作用，他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社会治理。也是在2016年10月9日的这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指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4] 也就是说，互联网不仅能够改变社会治理模式，而且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可以提高国家治理的水平和能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 [2] 在这里，习近平非常重视把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作为提高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途径。

　　 二、必须重视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习近平非常重视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强调要加强网络正面宣传和网络舆论引导。对于网络舆论中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指出：“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  [5] 他对网络舆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确。他说：“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 [6] 也就是说，网络舆论出现了新问题和新挑战，而现有的管理体制又不能适应互联网发展的要求，需要在治理观念和手段上进行变革。

　　 面对网络舆论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应当怎么办？他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6]他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网民遵守互联网秩序，依法上网、文明上网，理性表达、有序参与，增强辨别是非、抵御网络谣言的能力，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5]习近平多次指出，我国已经是网络大国，要做网络强国，并强调要加强网络社会治理，使网络空间明朗起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明确强调：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2]可见，他非常重视通过互联网内容建设和正面宣传引导社会舆论，并提出要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形成社会共识，统一思想，共同行动。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同心干，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国有13亿多人，如果弄成那样一个局面，就不符合人民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3]习近平指出：“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3]可以说，习近平提出的“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重要论断的含义就是，要保持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的一致性，凝聚共识，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提高共同行动的能力，为中国梦的实现努力奋斗。

　　 当前，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重要阵地。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环境变得非常复杂，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严峻挑战。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非常重视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工作。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互联网已经成为今天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西方反华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我们在这个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现在看来，必须要把网上斗争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中之重和当务之急，高度重视起来，抓紧干起来，讲究战略战术，坚持下去，久久为功。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意识形态既可以是一个信仰体系，又可以是思想体系。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会产生不同的功能和作用，积极的意识形态会推动社会发展，消极的意识形态会阻碍社会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非常明确地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2]掌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是维护中国政权稳定的重要思想基础。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流失可能危及中国政治稳定和政治安全，如何掌控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工作。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强烈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要求落到实处。”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说：“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党管媒体，不能说只管党直接掌握的媒体。党管媒体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转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领导不是‘隔靴搔痒式’领导，方式可以有区别，但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 [5]他指出：“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重点要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有些人企图让互联网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变量。要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管理范围，所有新闻信息服务和相关业务从业人员都要实行准入管理。”[5]

　　 可见，习近平非常重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把它提高到了决定党是否能够长期执政的高度来看待，并强调要加强对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的监管，要求严格贯彻党管媒体的原则。近年来，各级党和政府加强和改进了对网络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并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形成了主要负责领导亲自抓、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良好格局。

　　 三、增进网络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技术能力

第一，改革网络社会治理的领导体制。2013年11月，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指出：“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从实践看，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 [6] “全会决定提出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目的是整合相关机构职能，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确保网络正确运用和安全。” [6]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