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文革”中的畸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9 次 更新时间:2018-01-21 17: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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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1967年4月1日,全国各大报纸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同时转载《红旗》杂志当年第5期发表的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该文在发表前已经过毛泽东审阅。如果说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意在利用历史问题做政治文章,由批吴晗进而扳倒原中共北京市委,那么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则标志“文化大革命”这场执政党高层政治斗争进入到了最为关键的阶段,其矛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不幸的是,这一次攻击,仍然是利用历史问题(这回是与现实更近的近代史问题!)做政治文章,历史学及其思想理论又受到了非学术的歪曲与摧残。

  

   戚文这样开场道:“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这里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的就是刘少奇。值得记述的是,1967年3月,刘少奇曾看到一份造反派小报揭发他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刘立即于3月28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回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可是几天后,戚本禹仍以此大做文章。刘少奇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1]戚文在最后对刘少奇问了八个为什么并下了政治结论: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戚本禹的上述八问,后来被证明均为不实之词。我们要注意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在借历史问题做政治文章的时候,对中国近代史及其思想理论所作的歪曲与毒化。戚文说:“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在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问题上,戚文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种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我们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门户之后,向西方学习,自强变法,曾经是中国的爱国主义者选择的正确道路。光绪皇帝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能够接受当时的进步思想,毅然支持变法维新,是难能可贵、值得肯定的。戚本禹把光绪皇帝说成卖国主义,在他言语中,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顽固派倒成了爱国者,这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肆意歪曲。

  

   在怎样对待义和团问题上,戚本禹的政治用心暴露得最明显,他完全在借义和团的历史,比附当时的红卫兵运动,请看他的言论:“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问题上,戚文说:“十九世纪的末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即企图用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的办法通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条虚伪的、行不通的反动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维新改良的历史条件。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却恰好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幻想投靠帝国主义,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他们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而根本谈不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另一条道路是广大群众起来,用武装斗争的办法进行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道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戚本禹把维新变法说成是“反动的道路”,而历史事实却是,维新变法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人民的觉悟之途。没有维新变法运动,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也不可能有后来的五四运动。

  

   戚本禹还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所谓“叛徒问题”。这不能不使人想起三年前他写的那篇关于李秀成自述的文章。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意义重大,但也打下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分歧的楔子,国家的政治局势在高层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此时在毛泽东身边秘书室工作的戚本禹突然写了一篇史学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发表在次年的《历史研究》第4期上,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判定李是叛徒。此文一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为了能让专家学者对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意见,中宣部召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戚本禹评价李秀成文章。与会者多数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所下结论很不慎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戚本禹文章发表前应先向中宣部请示,并报中央。因为这涉及到对革命先烈如何评价的问题。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煞的。过去的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即使共产党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于是中宣部在内部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文章不转载,不公开评论或讨论;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在此期间,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个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大家知道,戚本禹的文章不作准。 中宣部还指示,因戚本禹的文章而停演的话剧《李秀成》照旧演出。稍后,北京史学界人士座谈会在刘大年主持下召开,座谈会后,很快写出了报道送中宣部审查。而此时,形势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江青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鲜明地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消息传出,中宣部审查过的报道稿只好停发。周扬无可奈何地说,戚本禹的文章不能驳,驳不了。同时,中宣部给各地打电话,发布通令: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不要发表和演出。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公开讨论。但是戚本禹的文章却是一篇政治文章,实际上是开了“文革”那种把史学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先河。人们只是在他几年后将“叛徒”罪名抛向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时,才见识了其“庐山真面目”。

  

   在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总共未超过二百篇,而其中堪称研究论文的大约只有一二十篇,因此可以说,“文革”中的近代史研究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对这不足二百篇的文章稍加分析,便可发现,它们主要集中于两个焦点,其一是1967年4月,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以后,围绕此文此题所发表的一批文章;其二是1974年前后的所谓“批儒评法”、“评《水浒》”运动中,围绕批洋奴哲学,批投降派所发表的一批文章。这两个焦点,恰恰是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两个阶段。而这两批文章,又表现出不同的论述特点:前者是雷霆万钧的武断;后者则为旁敲侧击的影射,反映出中国政治的诡谲和学术的畸形蜕变。

  

先来看围绕戚本禹文章所发表的一批文章。4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署名史红兵的文章《彻底批判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2],透露出中共高层所谓“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对中国近代史的不同观点。文章说,“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并与吹捧这部影片、阻挠这场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陆、周、胡等人的后台就是刘少奇,他们“胡说以光绪为代表的一派,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萌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定的限度内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想迎头赶上,以图自强”。“《清宫秘史》还通过‘新派’人物之口,极力赞美洋枪洋炮洋学堂。这种赞美,就是要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造成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迷信”;“在《清宫秘史》里,帝国主义不是力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侵略者,而是帮助中国实行变法,支持中国‘走富强之路’的‘朋友’”;“义和团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表现了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造反精神。《清宫秘史》却用卑劣的手法,对义和团进行恶毒的污蔑。”文章力图让读者明白:毛泽东夫妇与刘少奇部属之间在影片《清宫秘史》上的分歧,虽然表现为对中国近代史问题的不同观点,实际上反映的却是“中国向何处去?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斗争。《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更加直露地指斥刘少奇是和光绪、珍妃一样的“崇帝病的患者,地地道道的‘洋务迷’。他垂涎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不断鼓吹要‘坚定不移’地向西方‘学习’。在他看来,中国人什么都不行,‘洋玩艺儿’什么都是好的。直到一九六三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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