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万胜 石梅静:企业“带动”农户的可能与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 次 更新时间:2018-01-19 04: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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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万胜   石梅静  

   【内容提要】 本文详细阐释了“带动”一词的起源、发展和可能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化组织实现更好“带动”功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但是,企业对于农户的“带动”最终是无法完满的,因为汪洋大海般的承包制小农依然是被遗忘的角色,他们既不能被龙头企业带动,也很难被专业合作社带动。本文指出,解决“带动”问题的未来方案应该不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模式,而是发展出多种组织形式共生共荣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

   【关键词】 企业,农户,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组织体系

  

   “带动”一词在中国的出现频率很高,国家和社会各界所以要重用这个口语化词语,主要用意在于说明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一种共同富裕的目标仍然是可能的。它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可它的内涵是不够明确的,指向的是一种形式多变而且尚无定论的试验和探索。作为农业领域里的“带动”,所指要明确一些。这里思考的基本问题是:龙头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市场化的组织,而“带动”包含了让资本与农民合作的目标,让一个本质上是市场化的组织实现合作化的目标,如何可能?

   农业领域的“带动”指的是一种经济与社会功能,这种功能主要是由龙头企业这种企业制度来实现的,而这种企业制度在中国的发展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战略是联系在一起的。下面首先介绍这种农业发展战略和企业制度,然后从3个层面来分析这种功能的实现方式。

  

一、农业产业化战略、龙头企业制度与“带动”承诺

  

   (一)农业产业化战略的提出

   “农业产业化”是1992 ~ 1993年间在山东潍坊市诸城县提出来的。此前,在改革实践中已经有了“农工商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农业服务系列化”、“专业化”或“商品化”等类似的提法,还有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更为综合的“农业社会化”的提法。那么,这个来自地方实践的新提法为什么能够得到高层的认可和提倡呢?这个提法所指称的现象有什么现实合理性或者必要性呢?

   1995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论农业产业化》在将这个地方实践上升为全国经验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是这样为“农业产业化”下定义的:

   从潍坊的经验看,它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①

   它的本质是生产经营一体化,关键是龙头企业带动,基础是广大农户参与,核心是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分配调节机制。

   学术界曾对这一提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农业本来是产业,何来再一次的产业化。在形成政策之后,学术界反过来追认了这个提法,并给予了种种解读。比如,说所谓产业化就是把农业生产当作一种“事业”来做,还有说农业所以要产业化是因为当时的农业与国民经济体系其他部门有脱节,等等。但在所有的内涵中,最为根本也最为独特的是一个当时还有争议的方面:沿着农业市场化的方向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用这个社论的判断来表达,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全面地、系统地、从总体上组织、改造和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思想和实际运作”。这个提法既反映了既有发展的实际,也反映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是一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力图整体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思路,符合当时改革思潮转变的方向。相对而言,各种“一体化”和“专业化”的提法就比较中性,不具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而“系列化”的提法其实恰恰具有很多计划经济色彩,“商品化”、“现代化”与“社会化”的提法又过于笼统,不能反映出这种新组织形式的结构性特征。

   尽管“农业产业化”的提法寓意很深远,但它的语意确实是不严谨的。或许为了在理论上站住脚,1995年还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说法——农业产业化经营。②这个提法常常与家庭承包经营相提并论,被看成是对家庭承包经营的补充,是实现农业第二次飞跃的重要途径。如此,这个新提法就不仅从口号上升为概念,而且从概念进入了理论网络中。1995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鼓励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发展联结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大力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经营。”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计划纲要时,把最后一句改成“大力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这表明农业产业化经营从地方发展战略正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的必要性包括两个层面。其在宏观上的必要性来自于整个国民经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必要性,特别是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必要性。其对于农业本身发展的必要性,时任山东省副省长的王渭田概括了4个方面:一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二是农业社会效益高与自身效益低的矛盾;三是产供销脱节的问题;四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③在这里面所谓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当时最常见的理由。虽然有人预见市场将越来越大,但当时的市场显然还不够大,毕竟农产品的大范围自由流通在当时还没有形成,那么这个“大市场”指的是什么?一般而言,小生产是不会直接对接大市场的,尤其在改革初期,市场的区域分割还很严重,与其说是小生产在对接大市场,还不如说是贩子、地方企业或县乡政府在对接大市场。“小生产—大市场”的对比能给人一种构词学上的美感,一提出来就几乎打动了所有人,但其中的逻辑却是晦暗不明的,因此,也有些人对此提出了质疑。④其实,王渭田提到的后面三方面也值得关注。要理解实施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性,必须要认识到这是一个来自县级政府的创造,它必然具有挣脱体制束缚、弥补体制缺陷的使命。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条块分割、部门垄断格局,把农产品的产加销等环节割裂开来,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节的增值部分不能返还农业,影响了农业的自我协调发展。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造成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长期处于一种相互隔离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利益取向和传统农业的弱质性又导致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大量流出农村,致使农业低水平发展,城乡差距继续拉大。这时候必须有一种制度安排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与产后诸环节有机地连结起来,使农民能够分享整个农业系统内部的平均利润,使农业真正形成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新的生产经营体制和新的运行机制。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促进农业和地方自主发展的制度,正如陆学艺所概括的:

   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就得有代价,就得有投入,就得付成本。国家的钱大部分都投到这里去了,因而对农业、农村投入就没钱了,农业长期面临投入不足的问题,国外通常有的工业化过程后工业反哺农业现象在我国就没有了,农业发展、农业现代化还得靠农民自己。农业产业化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它之所以把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联为一体,就是把本来应该由加工企业、商业部门、流通领域承担的事拿过来自己干,农民自己来突破原来体制的束缚,自己来理顺经营体制和管理体制,自己来提高效益,增加积累,解决发展难题。如果说农民办乡镇企业是把工业利润过高有剪刀差那部分利益拿回来,那么,农民搞产业化的实质是为了改善农产品的流通条件并拿回一部分流通领域的利益。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把农业产业化称作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⑤

   以上是从农业发展战略的角度来思考的,还可以从区域比较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发现农业产业化的实践虽然是东南沿海开风气之先,但淮河以北地区很快后来居上,这应该是各地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战略的结果。东南地区的乡镇工业发展占了先机,“块状”经济很有规模;北方传统农业区域为发展乡镇工业做了很多努力,但成效不彰,反过来在农业产业化方向上趟出了一条新路,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龙型”经济。这个选择或者转换,本身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特别是大宗农产品生产的重心从南向北转移的一个缩影。

   (二)龙头企业制度

   农业产业化是要发展农产品产加销的一体化经营,它可以有多种带动形式,比如产业集群带动、农产品市场带动、中介组织带动和龙头企业带动。山东省的发展经验表明,发展龙头企业并发挥其带动功能是农业产业化战略的关键。

   龙头企业这个事物的出现,要比农业产业化战略的提出早得多。龙头企业是在各种产业一体化实践中出现的,也包括了农业领域内的一体化。农业产业的一体化可以是官办的,也可以是民办的。如果是官办的,那么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如果是民办的,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79年登陆深圳的泰国正大集团以其实际运营成为我国龙头企业的第一个典范。相应的提法也是作为一种口语化的表达很早就出现在报刊和文件中,比如说“农工商一条龙”或者“贸工农一条龙”,其中就有一个“龙头”,还有“龙身”和“龙尾”。张晓山等人研究发现,说“农工商一条龙”时,这里的龙头是一种产业,比如农业,而在说“贸工农一条龙”时,龙头一般指的是一个贸易企业,也就是一个龙头企业。⑥在农业产业化战略在各地推行之后,龙头企业也获得了一个全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企业与农户的联接机制,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其主要实现形式是“公司 + 农户”。这一提法可能首先是来自于对正大集团运作模式的概括,所以一开始也有人称之为“正大模式”。1988年8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评价中泰合资上海大江有限公司的述评《公司 + 农户——新的生长点》,第一次正式概括了“公司 + 农户”模式。⑦同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人民日报》经济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等单位组织召开了理论研讨会,确立了“公司 + 农户”是农村组织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新路子。⑧

   (三)“带动”的承诺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必须带动农户,这是其背负的经济与社会责任。农业产业化战略提出时,它被认为是实现农业第二次飞跃的重要途径,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必由之路。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农业社会化道路选择过程中,就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农业到底是要走两极分化的道路还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或者说是要走市场化的道路还是合作化的道路?当时的选择是要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被认为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见,当时根本就不相信先富可能带动后富,必须防范有人先富起来,大家应该共同发展,既不能有人冒尖,也不能有人掉队。近三十年的实践表明,这种发展道路成功地解决了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但距离共同富裕还很遥远。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合作化道路在排除了市场化方向以后,它的目标仍然不够单纯,仍然是内在冲突的:一方面是为了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另一方面是保障供应,确保城市发展。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实现城乡同步发展是很困难的。改革以后,各种合作化运动的体制遗存,依然深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找不到方向,结果被农民和市场所抛弃。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战略以来,我们转向了市场化,但是合作化的追求并没有被放弃。农业产业化战略的主要意图是推动农业市场化,尽快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经济效率,同时,也希望能够保持适度公平,带动农民致富。因此,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明确要求企业能够带动农户一起发展,对于建立何种利益共享机制甚至带动农户的数量做出了具体规定。可以说,农业产业化的战略意图里既有市场化取向,也有合作化取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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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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