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少隔岸观火的国人来说，特朗普在二〇一六年取得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共和党对民主党的胜利，更意味着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胜利，以至于有一位朋友在闲聊时说，假如列奥•施特劳斯在世，一定会为特朗普的胜利欢欣鼓舞。

　　 我相信这不仅是对共和党和保守主义的误读，更是对当代美国政治生态和未来走向的误读。事实上，共和党并没有因为特朗普的胜利而变得精诚团结，保守主义也没有因为特朗普的胜利而变得前程远大。恰恰相反，共和党和保守主义曾经坚守的基本价值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不久前的国会演说中，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直陈：“这一点现在已很明显，相信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致力于自由贸易和支持移民的传统保守主义者，在共和党内获得提名的道路越来越窄了——而这个政党长久以来是通过对这些主张的信念来自我定义的。”与弗莱克的痛心疾首形成鲜明对比，右翼人士劳伦•穆瑞在特朗普当选次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文章：“我们欢呼特朗普总统带来的民族主义，美国第一，对另类右翼的正式承认……这是美国白人的胜利……我们将让世界变成对单族统治（ethnocracy）的安全所在。”

　　 虽然目前断言美国政治已经在根本上发生了范式转换还为时尚早，但是，特朗普的获胜所带来的政治震荡显而易见，而这一切都与“另类右翼”的粉墨登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某种意义上，面对另类右翼的挑战，反对是容易的（虽然是必需的），理解则是困难的（当然绝不意味着接受）。关于另类右翼国内已有不少介绍，特别是其与“小粉红”、表情包相当雷同的网络属性，人们多少有些了解。我更关心的是，另类右翼的崛起对美国保守主义意味着什么？作为一种病理反应，另类右翼折射出美国政治文化的哪些问题？在反对另类右翼的同时，反对者是否应该做些自我检讨？凡此种种问题，在最近出版的《理解另类右翼》（Making Sense of the Alt-Right）一书中，乔治•霍利（George Hawley）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

　　 不过在探讨以上问题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进化史。

一

　　 与欧洲保守主义者不同，美国建国的独特性让美国保守主义只能保守“自由”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只有首先了解美国自由主义的家谱，才能把握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成因和复杂立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由于主张大政府、高税收和高福利的进步主义鸠占鹊巢，占用自由主义头衔，让古典自由主义者只能生造出“自由至上主义”这个术语自我正名，继而自由至上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在实质性主张上也产生了较为明晰的区别：前者强调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反对政府干预自由市场以及进行社会再分配；后者虽然看重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权，但没有将之视为“道德上的绝对之物”，因此在反对进步主义的同时，会出于慈善原则、社会稳定或者市场稳定等权宜之计支持一定程度的再分配。自此，自由主义大家族内部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古典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以及从进步主义进化而来的自由主义（亦称当代自由主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内忧”——进步主义和“外患”——共产主义的里外夹击下，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自由至上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亦称“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半心半意地集结在“保守主义”这面大旗下。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感情基础不够坚实的问题：自由至上主义者把自由视为最高的政治价值，传统主义者强调政治的最终目的是德性，而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则干脆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来划清界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弗兰克•迈耶提出所谓的“融合主义”，试图在理论上整合保守主义。与此同时，威廉•巴克莱立足《国民评论》，试图把共和党打造成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政治工具。在经典著作《一九四五年以来的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中，乔治•H.纳什指出，虽然巴里•戈德华特在一九六四年的总统选战中以大败告终，“但是人们忽然意识到，迈耶所主张的融合主义却赢得了胜利”。不仅如此，戈德华特的失败还以曲折的方式实现了巴克莱的夙愿：保守主义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新保守主义粉墨登场的时代，作为“被现实打劫了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虽然转投共和党阵营，但与保守主义始终保持半心半意的关系，在国内政策上坚持新政的核心主张，在国际政策上推行积极的干预主义，总之，他们既是自由派的叛徒，又是保守派的内鬼，他们是一群热衷于哲学体系和深奥理论的知识精英，同时又对现实秩序和自由世界的全球扩张有着高度的热情。新保守主义者的整体基调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格格不入，其精神教父欧文•克里斯托曾经半开玩笑地评论说：“作为一个新保守主义者，就必须要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无论现实是多么的沉闷压抑。在美国所有成功的政治都是希望的政治，这是传统的美国保守主义那里并不显著的一种情绪。”

　　 同样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出现了关注社会道德议题的宗教右翼和政治保守主义者，他们聚焦色情文学、药物使用、大众娱乐业的粗俗化等议题，把美国社会的道德滑坡现象归咎于世俗人文主义也即当代自由主义，为此他们积极动员草根阶层和宗教信徒进入公共领域，准备打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文化战争”。面对这一趋势，克里斯托曾经预言：“就长时段而言，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变化。”因为，“这种文化战争可能压倒何为政治与何为非政治的传统观念”。

　　 综观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前三波浪潮，虽然理念各异、策略各异，但依旧有着如下几个基本共识：

　　 首先，他们仍然愿意团结在“保守主义”的大旗下面，为进入主流保守主义圈子、成为家族聚会的正式成员而努力。

　　 其次，传统主义者和宗教右翼虽然批评现代性和启蒙运动，但并不根本否定现代性和启蒙运动，而是基本认同甚至尊重自由、民主乃至平等这些核心价值。以争议最大的“平等”价值为例，通常认为这是当代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但是施特劳斯的著名弟子哈里•雅法就认为《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绝非修辞学的浮饰，而就是美国革命的首要动机。雅法甚至认为平等价值根本就是保守主义的原则。施特劳斯的另一个弟子哈维•曼斯菲尔德虽然批评进步主义不知“过度平等”为何物，主张“人与人之间有差异和不平等，尤其是智力上的不平等”，但是他也没有彻底否定平等价值，更没有放弃捍卫“更好的民主”的初衷。

　　 最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一直与自由主义大家族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自认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反对的是进步主义，但是构成其核心成员之一的却是自由至上主义。

　　 历史学家阿兰•布林克利在《保守主义的问题》（一九九四）一文中指出：“二十世纪的大多数美国保守主义者都没准备好在哲学基础上与其理论对手自由主义传统做出区隔。……多数保守主义者会认为在二十世纪，相比自由主义，保卫自由更是保守主义者的核心关注。”这个论断得到了曼斯菲尔德的响应，在他看来，保守主义不可能采取“回返”（go back）的策略，而只能走“缓行”（go slow）之路，不是要去“替代”自由主义，而是“纠正和弥补自由主义的局限”，敦促“自由主义坚守其自身的原则”。一言以蔽之，保守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把自由主义从进步主义手中拯救出来”。

　　 虽然曼斯菲尔德明确区分了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但是从现实政治的效果看，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政治正在日益呈现出两党趋同、左右合流的走势，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党和进步主义显然扮演了更加主动的角色。其实，当年哈耶克反对保守主义的“决定性理由”正在于此，他认为保守主义缺乏独立的政治原则和理想，“天生不能为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提供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所以必然会被力量更大的那一方拖着走。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开始“理解”另类右翼横空出世的“部分合理性”，因为另类右翼为他们提供了第三种选择——“改道”。

二

　　 其实，“另类右翼”的“另类”一词 alternative，正是取代和替代的意思，只是他们想要取代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主流保守主义。在《理解另类右翼》这本书中，霍利反复提请我们注意，另类右翼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主流保守主义和共和党的建制派力量，他们的目标不是在保守主义的家族聚会中觅得一席，而是掀翻桌子、另起炉灶，彻底地取而代之。

　　 根据霍利的观察，他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个把拉塞尔•柯克、弗兰克•迈耶或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视为思想源泉的另类右翼。这意味着，对于主流保守派，另类右翼一个也不认同。正如极右翼运动人士亨特•华莱士在南部民族主义网站“Occidental Dissent”上说的：

　　 在美国，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全都是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家族的分支。所有这些群体都想要保存根本的自由世界秩序，尽管他们对于“自由”和“平等”孰先孰后存在分歧，而且彼此之间斗得不可开交。他们都共享了思路狭窄的自由主义世界观，认为更多的“自由”或者更多的“平等”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们不属于自由主义家族。我们把自己视为完全不同的种类。这就是为什么，比方说，我们中的多数人都享受挑衅性言论（trolling），因为我们压根不相信任何标准意义上的胡扯——例如，不存在比所有人都生而平等更自明的事情——以及政治正确性是一个无法抵制的对象。

　　 这段话表明，在另类右翼看来，主流保守派跟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乃是“一丘之貉”。但这不足以让他们“改道”，其“改道”最直接的理由是，主流保守派的“缓行”方案无法阻止一个他们所不乐见的未来的发生：人口格局的必然改变，以及“白人国家”的必将失去。

　　 另类右翼的核心主张是白人的身份政治，但是霍利特别指出，有必要区分“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这对概念，前者指的是在一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里白人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后者指的是将不同的种族完全隔离，分而治之。另类右翼是白人民族主义者而非白人至上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建立一个由纯种白人组成的单一种族社会。这是一个毫无现实根据的政治狂想，但是，缺乏现实政治的可操作性并不意味着没有现实政治的后果，所谓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对于另类右翼来说，重要的是他们把种族问题重新引入到公共政治视野当中。

　　 在接受霍利的采访时，最早提出“另类右翼”的理查德•斯宾塞自称身份至上主义者（identitarian），他说：

我会说一个身份至上主义者在追问任何其他问题之前都会追问“我是谁？”或者“我们是谁？”正因如此，虽然其他的政治意识形态可能建基于某种经济理论、某个宗教或者社会理论，但身份至上主义者则立足于某种身份之上。我有多个身份，我是一个男人，我三十八岁，我在得克萨斯长大，出生在马萨诸塞。……虽然存在多重的身份……但是我会说种族是身份的基础。你无法摆脱这一点。不管你是否想要认同你的种族，种族都会与你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