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个人自由与大国崛起

——从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光谱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7 次 更新时间:2019-03-28 22: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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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 (进入专栏)  

  

   德国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失败史,他们在每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出场,又在每一个重大时刻遭受重创:1848年革命功败垂成,1870年代向俾斯麦缴械投降,魏玛共和国时期一度短暂辉煌,但始终受困于社会民主党和容克地主阶级的双重压制,最终被纳粹以合法手段戏剧性地夺取政权。可是历史从不同情失败者,历史甚至常常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失败者。恰如沃尔夫冈·蒙森在《19世纪的德国自由主义》所指出的:“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总是被视为所谓的德国独特道路(GermanSonderweg)的面向之一,这条道路最终脱离了通往现代性以及在西欧其他地方成功建立的自由主义政府。在这个路径上,自由主义的失败对于德国社会的影响被视为是关键因素。”

  

   作为德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中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德国心灵,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现代性歧路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不仅饶有意味而且意义重大。1959年之前,学界的基本共识是韦伯虽然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位自由主义者,1959年之后,沃尔夫冈·蒙森出版《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一举改变了这一局面,在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中蒙森通过大量扎实的新材料和严谨的论证告诉世人,韦伯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立场不仅胜过了自由主义,而且与纳粹德国的兴起存在隐秘的思想关联。五年之后,哈贝马斯与雷蒙·阿隆在德国社会学会举办的韦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接力蒙森,先后发难。哈贝马斯重点强调了韦伯思想的危险性,尤其是其中的决断论因素:“如果我们在此时此地对韦伯做出评价,我们就不能忽视卡尔·施米特是韦伯的‘嫡传弟子’这个事实。”雷蒙·阿隆则在论文《马克斯·韦伯与强权政治》中指出韦伯并非“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国人、英国人或者美国人理解中的民主主义。”究其根本,韦伯把“民族的荣耀和国家的权力”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接受上述论点,大卫·毕瑟姆就认为不可对韦伯的政治思想做简单化的处理:“韦伯民族主义主张的特性较之蒙森所言要微妙得多;而另一方面,韦伯的辩护者没有弄清楚韦伯信奉的是哪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而且他们也忽视了这种自由主义与他主张的其他价值之间存在的张力。”

  

   在即将出版的《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中译本序言中,台湾中研院的钱永祥先生呼应了毕瑟姆和理查德·贝拉米的立场,认为韦伯的问题意识在于:“身在德国自由主义传统中,如何回应德国的崛起大势?德国的崛起有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的价值并存?”钱永祥指出:“自由主义仍然是韦伯思想的核心价值,只是由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悲观论断切断了退路,迫使他必须从强权国家与菁英主义的‘现实’角度思考个人与制度的自由可能,笔者相信应是比较持平也比较积极的诠释。”

  

   韦伯到底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如果是自由主义者,是何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如果是民族主义者,又是哪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他因为什么理由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放弃了自由主义价值理想?他投身民族主义的洪流、寄望克里斯玛型政治领袖与其独特的自由主义理解到底有何关联?蒙森的译著和钱永祥的序言给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良机,在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的今天,我相信它们不只是学院问题或者字词之争,而是自由主义者应该如何自处的生存论问题,以及自由主义价值能否回应民族主义冲击和抵御克里斯玛型政治领袖的根本问题。

  

   诚如钱永祥所言:“韦伯并非在真空中衡量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轻重短长”,为避免在真空中讨论韦伯,本文将先行考察韦伯所处的时代背景,尤其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给德国人留下的政治遗产。

  

一、俾斯麦的遗产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使命


   俾斯麦的政治遗产首推“统一德国”。尽管早已是欧洲著名的文化大国,康德、席勒、歌德、黑格尔、贝多芬群星璀璨、交相辉映,但是长达952年的分裂状态让德意志民族始终无法完成从文化大国到政治大国的蜕变。韦伯青年时期的精神导师、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滕曾说:“国家统一、国家权力、国家独立”是“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是全部现世繁荣的基础和开端”。1871年1月18日,在俾斯麦的运筹帷幄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加冕德意志皇帝,面对俾斯麦统一德国的伟业,韦伯承认他“完全实现了自由主义运动要求德国统一的政治目标。”韦伯之所以出此断言,是因为个体自由和民族解放虽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紧张,但是在19世纪却曾长期携手并进,成为反对封建主义、推动民族国家呼啸向前的两个车轮。在搭上德国统一的“历史顺风车”之后,自由主义者能否摆脱附庸地位,自觉而有效地承担起大国崛起的重任,是韦伯这一代知识人最为关注的问题。

  

   引入普选制是俾斯麦留给德国人的第二个政治遗产。这原本是俾斯麦的政治策略和阴谋,目的之一是打压自由主义,把德皇托举到一个“革命的洪水永远无法触及的岩石上”,因为俾斯麦相信群众总是会站在国王一边。但是此举无异于火中取栗,极可能造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外效果,事实证明,普选制的真正获益者并非德皇而是俾斯麦的死敌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引入普选制的另一破坏性后果,如鲍姆加滕所担心的,会危及“我们的整个文化”,它将使“大众在所有问题上都陷入原始的权力本能”。青年时期的韦伯在私人信件中附会了鲍姆加滕的观点,将普选权称作“俾斯麦式君主政治的危险礼物”,认为“这是所有人在这个词的最真实意义上的最纯粹的平等死亡”。但是另一方面韦伯深刻认识到大众民主时代的不可逆转性,在1917年出版的《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中坦承:“任何没有普选权的制度都是与现代制度特征不相容的。”现代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人享有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以及法律不认可任何特殊之特权,资本主义、官僚制、现代国家以及普选制,均以各自的方式反映出这一特点。

  

   落实普选权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劳工阶层拥有了政治手段来实现经济要求,这让阶级冲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俾斯麦的第三个政治遗产“创立社会保障计划”由此应运而生。但是韦伯并不赞成用福利措施收买工人,认为这是“维持工人顺服和依附的家长制措施”,无助于培育“人性中有价值的东西、自我负责、对人类精神和道德遗产的渴望。”韦伯欣赏英国模式的工会,认为强大的工会运动可以“赋予他们(工人)以十分缺乏的政治教育,鼓励他们与资产阶级民主合作,而不是试图推翻他们。”某种意义上,1923年由英国保守党提出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呼应了韦伯的问题意识,其根本宗旨在于通过提升无产者的财产地位提升其教育地位和政治参与能力,从而化解平等与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遗憾的是,韦伯的政治思考和德国的现实政治并未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

  

   正如韦伯所言:“继承问题始终就是一切纯凯撒式统治的阿基里斯之踵。”俾斯麦留给德国人的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在于他压制了所有的政治人才,以至于在他之后,“没有任何人——一个政治家——能把握全局。”韦伯浓墨重彩地批判了这个与其说是礼物不如说是灾难的政治遗产:俾斯麦“留下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这方面的表现远远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经达到的那个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它已经习惯于认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够为它照料好政治事务。更有甚者,因为他滥用君主制情感以掩饰他在各政党之间的斗争中谋取自己的权力利益,他留下了一个习惯于逆来顺受地容忍所有以‘君主之治’名义做出的决策的民族……这位大政治家没有留下任何意义上的政治传统。他既没有吸引来、甚至也不能忍受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更不用说那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了。”

  

   以俾斯麦的政治遗产为参照系,不难发现,韦伯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德国统一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的历史重任,半心半意地接受了大众民主和福利制度,彻头彻尾否定了俾斯麦让德国民族陷入政治不成熟的做法。实则,无论肯定还是反对,俾斯麦的政治遗产都极大限制了韦伯这一代德国人的问题意识和政治想象力。本文认为,作为德国人,终其一生韦伯关注的特殊问题是: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民族如何能够承担起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的重任?作为学者,韦伯念兹在兹的普遍问题是:在一个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有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尊严?特殊问题直指德国的危机,普遍问题直指自由主义的危机。二者看似隔膜,实则互相影响彼此渗透,德国的危机是韦伯思考政治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终极原则,而韦伯对于自由主义危机的诊断和应对则进一步呼应和强化了他对德国危机的诊断和应对,最终导致韦伯放弃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转而拥抱民族主义以及克里斯玛型的政治领袖。

  

二、自由主义的危机


   有人称韦伯是自由主义的“麻烦制造者”,理由是韦伯反对将自然法理论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根基,这不仅让自由主义在哲学上变的无根,而且还隐含了对平等主义和普适主义的反对,因此韦伯又被视为“没有自由主义价值的自由主义者”。

  

   可是正如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但尼采并不是杀死上帝的凶手,世人杀死了上帝,尼采只不过揭示了这个早已发生的事实。同理,韦伯虽然反对将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理论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根基,但并不是韦伯一手导致了自由主义失去哲学上的根基,韦伯只不过揭示了这个事实。

  

   这样看来,与其说韦伯是自由主义的麻烦制造者,不如说韦伯是自由主义危机的病理诊断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到底面临着什么危机?简而言之,自由主义的危机就是个人主义的危机。借助毕瑟姆的总结,我们可以将韦伯眼中的“自由主义危机”概述如下:

  

   第一,韦伯推崇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也即“拥有一个由私有财产权保障的独立经济活动领域,在这一领域之中,个人是自己的主人。”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典型的标准化、卡特尔化和官僚化的生产,对于个人主义的社会支柱——逐渐兴起的小企业家资产阶级造成了根本意义的侵蚀和破坏。与此同时,理性化和官僚制的铁笼也极大禁锢了个人的自由,个人成为机器的螺丝钉,奋斗的唯一目标就是成为更大的螺丝钉。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韦伯深刻地意识到上述趋势都是不可逆的进程,就此而言,个人自由的丧失也是无可阻挡的。

  

第二,韦伯认同“公民和政治的自由”,也即“个人的权利受到保障并实施法治”。但是问题在于,政治自由植根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之中,韦伯判断,德国、俄国这两个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错过了为自由的政治制度和强大的自由传统提供基础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时代。”并且,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从未真正掌握过政治权力,处于高度政治不成熟的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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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杂志201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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