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超越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隔——读高华《身份和差异——1945-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2 次 更新时间:2017-12-27 12: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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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进入专栏)  

  

   2011年岁末,高华教授的去世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冲击,这让不少人觉得有点意外,包括我自己。我与高华并不熟识,虽然在华东师大的会议上遇见过,后来还曾有难得的机会与几位共同的朋友一起浏览过黄浦江(那时他已生病),彼此却并没有深入地交流过各自的研究。可是前一阵,我一次次地跟我的学生们提及高华的去世、说起他的研究的意义,难以自抑。

   除了对高华的学术成就由衷敬佩外,我想,许多学者可能跟我一样,由高华的学术品格和研究历程,照见了自身的岁月及心迹,想到了中国知识界正在经历的蹉跎,不能不感慨系之。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历史学曾是中国大学文科中的显学,"中国近现代史"更曾得时势之宠。虽然那以前的三十年中,史学界曾是"革命"的重灾区,如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所控诉的,"每次政治运动来临,就拿历史学家开刀祭旗"。然而意气风发的年轻学子们,多不以为历史还会再演,而相信自此以往,执史学之器,可解有关中国社会的迷与惑,更能接递文化学术之薪火。

   可是形势比人强。80年代的风云,让人们意识到了,社会并不存在自然而然的发展轨道;与此同时,面对各种新思潮、新方法的涌入,思变求新,成学界一时风气。正是在那时候,理科背景的金观涛和刘青峰,破门而入,以一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给史学界带来了极大震荡。犹记得,为了了解陌生的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当时的史学研究生们找来"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等,生呑活剥,呀呀学新语……

   潮涨潮退,水落石出。在经历了80年代的外来文化冲击、80年代末的政治风雨摧折,以及那以后国家对学术体制的再统制后,当人们以为有志于中国现当代政治史研究的那一代学人早已飘零四散的时候,大家却看到了高华以及其他几位学者的出色成果!

   笔者自己,虽然也曾在那个时代修学于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但作为77级中的小字辈,懵里懵懂,对于那些带着沉重历史感和强烈的思考冲动的大同学、以及那些具有学术自觉的学界新进们,既缺少了解,也无法共鸣。但是,却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与不同年龄层的许多学者一起,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种焦躁不安。凄惶之中,再难维持自己的专业兴趣,终于转向社会科学。

   今天来看中国学术界,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依然坚守在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当代史领域而成就斐然的,不乏其人。但许多人已经与时俱进,转向诸如社会史、新文化史等领域,如高华等人那样坚持在现当代政治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且执著于艰难的历史真相追寻的人,少之又少。我有时不免会想,像这样的研究,研究者即使具备持之以恒的学术使命感、以及非凡的政治道德勇气,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能力,去超越理论、方法等等的各种障碍或诱惑的呢?

   我们可能不难理解,在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倘以独立之精神,去从事现当代政治史或中共党史研究,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政治压力和条件限制。但是我觉得,高华的研究的难得,还不止于此--在学术界,还有另一些东西会对学者构成难以抵挡的压力和限制,如来自于学术共同体的对于方法论的质疑,以及观点/理论创新对于学者的诱惑,等等。如果没有对这些问题的自觉意识和超越能力,那么,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等等即使是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即使是在较少政治禁忌的研究领域,也未必真能以"揭示真相"为始终不渝的学术使命。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学术圈,高华的研究成就依然那么引人注目的原因所在。

   "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学家是不幸的。科学及科学规范毫不留情地占据、切割着历史学研究的固有阵地。" 在金观涛和刘青峰合著的《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一文中,两位作者的第一句话就直接道破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者所面对的困境所在。这其中,既包含了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学者希望掌握新理论、新方法的紧迫感,也包含了他们要解密中国社会演化规律的使命感。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可以说,对西方科学规范和各种新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中国的学者、特别是更年轻一代的学者,早已不再陌生。但非常遗憾的是,"揭示真相"逐渐成了不少人避而远之的过时理念,或者被一些人视作为落后于时代的"传统史学"。也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现当代",本身就很难超越政治而被纳入史学的范畴。

   对这些,高华又是如何面对的?这几日我在网络上寻找高华教授的学术信息,读到了他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及其思考问题的一些阐释,让我对他的史学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一次访谈中,高华谈到,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说过,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这样的观点,也被不少历史学家所认可。对此,高华认为:

   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写出"信史"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篡学"。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

   学者应该忠实于内心的道义准则和学术理念,突破方法及资料条件的限制,去探究社会及其历史的奥秘。在今天到处充斥着浮躁的"为了理论的研究"以及"有形无魂的学术"的学界,高华教授的史学观对于同时代和年轻一代的学者,无疑具有及时的警示、启迪意义。

   我在这里想到说这些,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最近正在重新拜读高华教授的《身份和差异--1945-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以下简写为《身份和差异》),从中获得了一些新的启示。

   《身份和差异》是本薄薄的小册子,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相类似,出版在香港(由香港亚太研究所列于USC Seminar Series No.17,2004年)。我是200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研究时得到这本著作的,后来,又有一位有心的年轻朋友自香港回上海时带给我一本。据作者自己介绍,2001年3至4月,他"以《'阶级出身论'和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的题目,申请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做访问研究,利用该中心收藏丰富的当代中国史资料,对自己原有的研究文章进行曲了修改、充实,最后完成了这项研究。"这本书由

   前言

   "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区分敌、我、友:以"政治分层"重建社会(1949-1953)

   强化革命专政和政治分层的细密化(1953-1956)

   追求全面'纯化'的新世界(1957-1965)

   结论

   这几个部分组成,共69页。从题目、结构和内容含量来看,当初这很可能是高华教授另一本大著的框架设想和初步成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相关的手稿或研究笔记留下,但觉得,这项研究对我们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及政治系统的运行有极重要的意义,对我们了解高华的学术实践,也是个不可忽略的角度。

   虽然高华曾说过,"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但在这项研究中,高华实际上以他的方式,面对并处理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分层"是社会学重要的分支领域,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学主流学术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这个领域的研究多以宏观的制度分析或数理统计为方法特征,且以国际比较为重要的分析手段。有关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包括1949年以来的社会分层制度的演变脉络,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国内外许许多多的研究成果了。但是,一些被回避的问题始终存在:如果我们不能将"身份"--包括户籍身份、职业身份和政治身份--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制度中的性质、地位以及形成机制以及它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讲清楚,又如果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分层系统背后的政治逻辑说明白,我们真能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作出恰如其分的说明吗?

   高华教授在他的《身份和差异》中,以史家的敏锐和真诚,直接切入中国社会分层制度中最为特殊、也最黑暗的深层:政治身份歧视制度在当代中国的形成脉络和机制。有关这项研究的学术发现及意义,读者们自会有各自的解读和理解。对我而言,这本著作让我意识到,学者固然要受到规范与格式的束缚,但规范与格式不应该构成学者逃避真问题的理由。对于隐蔽在"社会主义平等制度"背后的"身份制",特别是被各种历史叙事所覆盖、且没有什么现成数据留下的政治身份歧视,如果我们以所谓规范的制度分析方法或统计方法为研究的方法前提,如果缺乏潜入历史深处的勇气和能力,那么,研究者其实是很难将这些历史事实建构为学术命题、并梳理出其脉络和概貌的,即使人们对那些历史事实拥有普遍的记忆。

   在这项研究中,高华借助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的概念理论和视角,却并没有囿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束缚,而是秉持史家追踪历史真相的一贯理念,以他对现当代中国政治历史以及中共党史、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等的研究积累和洞察力,有效地突破了支配性历史叙事以及研究资料的限制。《身份和差异》为我们厘清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政治身份歧视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基本脉络,并对这一制度背后的历史因素和政治机制作了深刻的剖析。这样一种研究,我们单是从最后的注释、文献中,就可以一窥其"上下探究"之艰辛,其拼接、还原历史之不易。

   不仅如此,高华的这本著作,还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殊为难得的历史切肤感。学者是否应该在学术研究中渗入、表达自己的价值或感受?对此,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高华教授的这项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个议题的思考和讨论。他关于"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的见地,应该是有感而发。我们知道,高华教授本人曾是政治身份歧视的亲历者。在这项有关政治分层制度的研究中,作者无疑会倾入自己的情感。个人的历史创伤体验,或许会影响到研究者的立场和角度。但是,就像我们可以从犹太裔学者对纳粹主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学者自身(或相关群体)的受害记忆,不仅可以构成他们追究历史的独特的动力源泉,还让历史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有了另一种可能:让人们在面对所谓客观叙事的同时,可以感受到人类社会所演义的各种历史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这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应该感谢高华教授--他的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分层研究,让我们在以模型、数据等为工具、以制度及功能等等为问题指向的有关社会分层的社会学研究之外,看到了另外一个无可替代的重要文本。这个文本可以成为被工具化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解毒剂,也可被看作学者如何跨越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隔的重要参照。

   (原文曾刊于徐晓、熊景明主编《史家高华》,《社会学家茶座》第4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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