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老师与世长辞，中国痛失一代良史。
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的生日，也是高老师的卒日，不论是生日还是卒日，都已成为了忌日。
历史惊人巧合。高老师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书的作者，被称为是"毛泽东研究的排头兵"。
高老师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来附庸风雅干什么？不，我和高老师有关系，我曾经为他带过饭。高老师，如果有来生，我还为你带饭！
当看到凤凰网记者第一时间连线高老师的生前好友时，当看到搜狐等大型门户网站在显要位置刊出讣闻时，当看到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连发三条微博以示悼念时，当看到《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徐庆全迅速写出了《一本书的高华》时，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哀思。我在微博里贴了两张和高老师的合影，转发了一些人的悼念微博。这些悼念微博，无不高屋建瓴，从"宏大叙事"的角度，缅怀了高老师的学问与人品。他们是有理由、有实力这么写的，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专家学者、学术大腕。
而我，不过是个普通的打工仔，沉浮在社会的最底层，我拿什么来缅怀？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
我常被人提起的故事就是去香港研究、传播打工文学。
2006年4月3日至5月2日，我应邀并受资助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内地学者访问研究计划"，研究课题是《中国打工文学创作主体与阅读对象研究》。4月26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表演讲《打工文学研究》，与来自美国、加拿大、印度、台湾、香港和内地的学者和听众一起，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接受海外媒体的现场采访。5月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新闻"版，刊登该报香港特派员易锐民先生的专栏文章《让"打工文学"在香港开花结果》，其中对我所从事的研究进行了报道。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打工文学纵横谈》一书，把我去香港研究、传播打工文学总结为中国打工文学发展史百余件大事之一，羊城晚报因此称我为"中国研究打工文学较早的专家之一"。
就是在这时认识了高华老师，成为了他的私淑弟子，帮他带过几次饭。
就是在这里认识了高华老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这个中心，被称为香港20个地标之一，令无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神往。其优雅的学术姿态，赢得了不少著名基金的赞助；中心以不算丰厚的财力，资助着海内外众多对中国问题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我有幸受到邀请，在那儿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月。
彼时，高老师在中文大学历史系做客座教授，平时就在中心看资料。他在中心的工作室和我的隔壁。我经常看到他抱着一大堆书籍资料，进入工作室，半天不出来。
中午，我就跟着这些专家学者，去中心对面的餐厅--范克廉楼吃饭，分享他们的研究心得。晚饭后，我们往往不急着回雅礼宾馆、也就是我们在中文大学的"家"，而是到赛马会宿舍楼附近的体育场散步。边散步边探讨学术问题，那是真正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来自不同国家的中国问题专家，互相"洗脑"、相互"碰撞"，很多思想火花就在这种交流中产生，成为日后的研究引信与写作素材。
经常参与散步聊天的，首推高华老师，还有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的高峥教授、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政治系的朱毓朝教授、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的谢政谕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毅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金大陆研究员、《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徐庆全老师，加上我等人。学者有时也会互相"抬杠"，互不卖帐，争个水落石出、面红耳赤。但都是谈学问，谈观点，从不涉及人身攻击，所以最后大家都能求同存异、和谐相处。
例如，彼时，某学者有点讨巧地对高华老师说："您研究'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中共党史专家啊！"以内地思维，谁要是被称为"中共党史"专家，那身价立刻翻倍，比一般的专门史专家要吃香，那可是一顶亦官亦学的红帽子啊。谁知高老师就是"高"，他居然不吃这一套，他非常认真地说："我不是党史专家，我不专门研究党史，我就是个历史学教授！"现在，看到不少悼念微博和媒介，还把高华称为"党史活字典"什么的，我想高老师九泉有知，一定不会答应。
不在学术的范畴中缅怀高老师，那些太宏观，那是我走不进去的圈子，也是我鞭长莫及的事情。还是说说高老师的"微观政治"吧！
高老师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很和蔼的师长，他常会跟我们小字辈讲他的故事。
他年纪并不算很大，但是早生华发。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头发染黑，他笑着说："有这个必要吗？"高老师有心脏病，内地医生要他做手术，心脏搭桥挂个起博器什么的，没个十万八万搞不定。他不盲从。他趁讲学机会来到香港，香港的医生给他治疗后，据说"老毛病不患了"，而且没有动手术，费用也不贵。他常常为此很得意。
应香港大学钱钢老师的邀请，高华老师从新界去港岛吃饭看电影，他把我也带上了，由此我有机会一睹《唐山大地震》作者的"庐山真面目"，并且成了钱老师的朋友。出发前，高老师反复叮嘱我把西装外套带上，因为香港的电影院冷气的威力之大，不可想象。果不其然，在电影院外面，我们都热得只能穿短袖，进了放映厅，西装外套裹在身，还多少有点美丽冻人。
他常常关心我的家庭，有时也会说起他那个学计算机的儿子。他和我探讨过"打工文学"的范畴问题，例如，高老师认为，打工者现在还很难界定，不是做老板就是打工，不在体制内的都可以说是打工的……呵呵。他希望我不要辜负中心的资助，多出研究成果，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以及打工文学贡献绵薄。他还鼓励我硕士毕业后考博士……可惜我辜负了高老师的希望，研究工作没有太大进展，博士也没有考上，依然在社会的最底层彷徨。
星期天，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不开放，学者们都在宾馆也就是"家"里做功课。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学者们难免你叫我，我叫他，一起去食堂吃饭。高华老师常常不忍心放下手头的书本，或者不愿中断正在写作的文章，于是，他就喊到："小张，你去吃饭吧？吃完饭麻烦你帮我带个饭，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把饭带回来了，开始有点不好意思接他的饭钱，但是高老师毫不客气地给我"饭票"，不接不让我走。有时候是16元一份的饭菜，他找到15元，还有1元没找到，我说1块钱就算了。他非常认真地拦着我，直到他从某个裤袋里找出了1块钱。这种废寝忘食、这种执着认真，都让我感觉出自己的"小"来。
斯人殁矣，其道犹存。高华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作品、人品，都将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激励着我们在学术的求索过程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