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论当代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 次 更新时间:2017-12-21 22: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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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进入专栏)  

   摘要:  宪法解释程序是平衡宪法价值与事实、宪法原则与社会现实的重要纽带,也是控制解释权滥用的重要保障。宪法解释中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依托于有效的宪法解释程序。通过吸纳和对比各国的历史传统和宪法体制, 可以看出,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体现在国家整合、凝聚社会主流价值观、宪法价值的具体化、限制解释权滥用、宪法学原理本土化等功能上。基于此,健全中国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 加快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使宪法解释具有可操作性,是中国全面推进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关键词:  宪法;宪法解释;宪法解释程序法;宪法程序;宪法监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是坚持依宪执政”,明确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具体目标。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是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当务之急,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任务。

  

一、建构多元的宪法文化


   宪法源于历史,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宪法文化孕育不同的宪法制度,形成多元的宪法价值观。而多元的宪法文化、宪法历史与宪法解释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宪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有效而权威的宪法解释有助于回应社会的诉求,维护并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宪法解释通常包括主体、功能、原则、方法、程序等不同要素,其中程序是连接不同价值的重要元素,也是宪法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法解释的意义与功能通过程序得到具体化并进入宪法实践过程。因此,要评价宪法解释程序的当代价值,首先需要了解不同宪法文化背景下宪法解释的意义。

   所谓宪法解释,就是有权解释宪法的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对宪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和说明。[1]4-5通常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宪法解释机关不针对具体案件而单独作出的宪法解释决议:二是宪法解释机关在违宪审查过程中,为了判断法律的合宪性而作出的解释。从世界范围来看,宪法解释制度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不同国家的宪法实践中形成了多样化的解释哲学与解释程序。

   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和宪法体制不同,不同国家的宪法解释制度有其自身特点,同时也形成了一些共通之处。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一道,构成了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冲突的基本形式,它也是具体运用宪法、实施宪法的基本形式。宪法是国家根本法,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根本制度、基本原则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内容广泛,宪法条款的抽象性比较强。同时,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需要长期稳定,不宜经常变动。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一些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出现,有必要通过宪法予以调整。在社会变革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与宪法条款的字面含义不完全一致的新问题,甚至会出现抵触宪法的情况,这种现实与规范的冲突,需要在宪法制度层面作出调适。可以说,大部分的宪法条款都需要通过宪法解释来做出客观的、权威的、明确的阐释和说明。

   从宪法历史来看,不同国家宪法解释及其程序的设计体现了不同的历史传统,其程序机制的多样性价值蕴含于不同的宪法体制。如最早正式建立宪法解释制度的国家可以追溯到1803年的美国。当时美国1787年宪法制定实施不久。美国宪法的一个特点是原则性强,内容言简意赅。宪法创建了行使立法权力的国会和由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以及行使司法权的联邦法院。但是,体现制衡功能的联邦法院对国会立法与行政部门的司法审查权,美国宪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如果司法机关没有司法审查权,那么就不能有效地监督其他两个部门。对于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对宪法相关条款的内涵作出解释,开创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审查国会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先例。由此,美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由普通法院解释宪法的体制。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意义不仅在于个案本身,还意味着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相关条款具有开放性,无论是联邦与州的关系,还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做出合理安排。

   在德国,宪法解释程序的设计则体现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在德国宪法的语境中,通常认为宪法解释是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规范内涵的探求与确定。二战期间,希特勒践踏民主与法治,通过架空国会的方式,使国会成为其个人实施独裁的工具。鉴于这样的惨痛历史教训,德国在1949年制定《基本法》时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宪法解释制度,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宪法的效力高于国会制定的法律,国会立法权的行使要服从于宪法精神。“在德国基本法中,由于宪法司法性在宪法秩序中的范围被大大扩充了,宪法解释便因此变得更加重要了。”[2]36在设计具体程序时,德国宪法学界主张宪法解释是“宪法规范具体化”的理念,强调宪法解释受制于三要素:受制于已经形成的规范,受制于解释者的前理解以及受制于被解决的具体问题,任何解释方法都无法摆脱这三要素。[2]46《基本法》特别设立了联邦宪法法院法,赋予其专门进行宪法解释的程序性权力。

   在法国,由于宪法文化传统,宪法解释程序的设计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德国,体现了政治与法律程序的双重意义。法国没有被命名为“宪法解释”的专门制度,但存在着与宪法解释功能对应的宪法委员会的宪法审查活动。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设立了宪法委员会,职责是确保宪法的原则和规则得到尊重和遵守。宪法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一个专门机关,它除了有权对宪法、法律和条约的基本含义作出解释之外,还有权监督总统选举和国会的行为以及监督公民投票的合法性。在宪法解释权方面,宪法委员会有权宣称法律和政府签署的条约是否符合宪法条款或宪法的价值,委员会的决定对所有机构均有约束力。特别是通过2008年的修宪,引入个人附条件提起宪法诉讼的程序,丰富了宪法审查的内涵。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成熟的法治国家,必然是宪法实施良好的国家,而宪法实施良好的国家都建立了相应的宪法解释程序。可以说,是否建立有完备有效的宪法解释程序,是评价一国宪法实施水平乃至法治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值得注意的是,宪法解释通常在违宪审查过程中进行,但它与违宪审查并不完全等同。违宪审查和宪法解释都是为解决宪法实施中宪法与社会生活冲突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在进行违宪审查时,需要先对宪法相关条款的含义予以解释,在此基础上,违宪审查机关作出宪法判断。此时,宪法解释程序构成违宪审查的一个环节。但如果违宪审查时涉及的宪法条款内涵是明确的,则并不需要对宪法文本进行解释,无须建立相关的程序机制。同时,宪法解释程序还具有独立的意义。多数情况下,宪法解释机关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离开具体案件来处理宪法上的争议,按照相应规定启动宪法解释程序,对宪法条款的内涵作出解释。因此,违宪审查主要是对违宪的法律、法规以及违宪行为的判断,而宪法解释是对不明确或者需要明确的宪法条文含义的说明,但无论是采用何种程序,有效、统一而权威的宪法解释程序是宪法实施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二、国家整合的功能


   宪法解释程序的有效性,首先有助于确认、巩固与实现社会共识,发挥社会整合功能,为多元价值社会提供实现国家整合的纽带与途径。我们以德国为例说明社会整合与宪法解释程序价值之间的关系。德国宪法解释程序凸显了通过宪法解释维护宪法共识,实现国家整合的功能。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斯门德就已经指出了宪法法院制度与民事或行政法院制度在性质上的区别:宪法解释与宪法诉讼的意义,并不在于追求法律上的胜利,而是为了达成共识:宪法作为一个不断填充发展自身意义的整合系统,其解释与适用最终都旨在促进各方的合作,以实现整合。[3]240但在魏玛宪法之下,宪法的这一整合功能未能得到有效落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法》建构了对德国而言崭新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通过宪法整合国家的理念也由此真正得以实现。正如格林教授所指出的,在《基本法》秩序下,相关的冲突从未针对宪法本身,人们所争论的仅仅是这部已被根本性接受的宪法的不同解释而已。进而,即便人们就宪法的正确含义产生争议,这种争议本身恰恰再次确认了宪法:而宪法法院针对这些争议所做出的宪法解释,不仅维护了宪法的权威,还更为坚实地将宪法系于人民的心中。[4]203这是令人深思的重要学术命题。

   为了保障国家整合与宪法共识价值的有效实现,宪法法院设计了精细化的具体程序。

   首先,尽管宪法法院的审查程序必须基于申请启动,即带有某种“案件性”的特征,但实际上,在宪法法院的主要程序类型中,只有权限争议属于典型的两造对立的诉讼结构,作为法院权限核心的规范审查程序,是一种客观性的程序。规范审查包括抽象规范审查和具体规范审查,其中抽象规范审查中并不存在具体的相对人,并不因某个具体案件而启动,提请机关并不需要证明其权利受到了具体侵害。德国这种案件每年大概在3—4件之间,体现对规范的事先控制。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程序的目的并非保护提请机关的权益,而在于通过解释程序澄清宪法问题,维护宪法的完整性、维护国家权限秩序的完整性和安定性。[5]在实践中,由于提请主体等原因,抽象规范审查程序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但宪法法院的其他程序类型中,宪法诉愿和具体规范审查往往是非政治性的。

   其次,《宪法法院法》设置了广泛的诉讼参与和陈述意见机制。[6]43-45在宪法法院的裁判过程中,为了保障裁判过程的透明性与中立性,各参与主体均有机会对案件中有争议的问题表达意见。在一些重大案件中,宪法法院还会举行言词辩论。例如,2002年关于《同性生活伴侣法》合宪性的争议,是由巴伐利亚、图林根和萨克森三个州州政府主张该法与《基本法》精神不符合,提起抽象规范审查。但联邦政府、联邦议院、汉堡州政府、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州政府、德国同性恋协会以及其他相关团体也都向法院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有的还参加了言词辩论。

   再次,宪法法院法官选任、合议庭组成、裁判表决等相关程序的安排,也都致力于达成共识、促进国家整合。如在法官选任上,宪法法院法官半数由联邦议院、半数由联邦参议院选举产生,且在两院中均要求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就迫使各政党在提名时尽量寻求跨党派的共识,确保最终的法官人选大体处于意识形态光谱的主流之中,保证了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宪法法院法官任期12年,且不得连任,既保障了一定的连续性,又为政治情势的发展变迁预留了可能的空间。在合议庭设置上,宪法法院两个审判庭各由8名法官组成,而在票数相等的情况下不得确认违宪。以上这些程序设计,旨在保障宪法法院法官的政治中立性,以避免陷入美国最高法院4∶4∶1式的政治分裂。宪法法院60多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其作为一个虽具有政治性的宪法机关,本身运行程序却并不政治化。在两个合议庭内,法官之间对具体案件的意见具有相对较高的一致性。尽管从1971年开始,宪法法院在裁判中引入了特别意见书制度,但总体上出现不同意见的案件数量并不多。

最后,依据这些程序解释宪法,有助于宪法法院法官在其裁判实践中,致力于提升法院裁判与解释的整合功能。于1994—2002年期间担任联邦宪法法院院长的林巴赫教授证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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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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