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学术自由的内外限度及其历史演变——从《系科之争》到《韦伯论大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5 次 更新时间:2017-12-20 2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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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与大学的新生

  

   大学制度尽管是西方12世纪的伟大发明,但它发展到中世纪末期已经显现出种种矛盾甚至衰象。正如一位大学史研究者所说的:

   大学神学的僵化教学和宗教感情的真实需求之间的差距变得极其悬殊。传统的自治,虽在官方名义上得以保持,但实际上在政权的变动中瓦解。大学的贵族化,住宿学院的发展摧毁了经院教学原则。人文主义的成功使人们对以教授为职业,以知识为工作的思想发生动摇。科学和教学日渐分离。

   大学的危机并没有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而终结。现代早期的大学基本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大学模式,中世纪时期已存在的那些矛盾又夹缠在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中,显得更加复杂。到18世纪末,欧洲的大学普遍陷入了危机,有人甚至呼吁用新的教育机构取代大学。

   19世纪德国大学以“学术自由”和“为学问而学问”为核心理念的改革为大学制度赢得了新生,德国模式因而成为大学在19世纪最经典的模式。众所周知,所谓19世纪的德国大学模式,主要是由洪堡、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等人在建立柏林大学时所奠定的。国内外学者对德国模式的研究大多着力于此。

   为了更深入理解德国模式中的学术自由观,我们需要拉长分析的时间链条,既看到洪堡改革的前因,也看到其后果;既看到19世纪德国学术自由观中的一贯之处,也看到其所发生的历史演变。为此,本文选择18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两个文本作简要的对比分析:一个是康德于1798年出版的《系科之争》,另一个是韦伯于1908-1919年间完成、由后人汇集出版的《韦伯论大学》。

  

康德:以理性为基础的学术自由

  

   之所以选择康德的这部著作,是因为洪堡时代的古典大学观发端于此。而这部书的出版又与康德自己遭遇的一场“笔祸”有关。1786年,具有自由思想倾向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威廉二世上台后发布了宗教敕谕和新的书报检查令。1793年,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在这种重压下出版。1794年,国王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对康德的新著进行了申斥。康德先是回信作答,否认了对他的种种指责,而后又写出为学术自由辩护的《哲学系与神学系的争执》。不过,在回信中他也暗示可以在这位国王有生之年不再发表对宗教问题的评论。威廉二世去世后,康德于1798年将那篇文章与其他两篇相关的文章(后来分别被命名为《哲学系与法学系的争执》和《哲学系与医学系的争执》)合集出版,即《系科之争》。

   在《系科之争》中,康德既讨论了系科的内部张力,又讨论了学术共同体与外在事物的张力。这实际上是学术自由的两个维度:前者涉及学术自由的内在限度,后者涉及学术自由的外在限度。本文的分析就从这两个维度分别着手。

   一、学术自由的内在限度

   按照中世纪大学的划分,大学一般分为四大学院,即四大系科: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哲学院。前三者是所谓的高等系科,而后者是所谓的低等系科。在传统的观念中,高等与低等之称谓将各学院之间的等级表露无遗——低等的哲学院只是教授作为基本技能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的预备学院,扮演的是入门教育的角色;而高等学院才是通向尊贵的特定职业的专科学院,扮演的是专深教育的角色。

   康德在《系科之争》的开篇通过重新解释“高等”与“低等”的含义,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系科等级。在他看来,所谓高等与低等之分,只是就其与政府的关系而言。高等系科因其学说受制于政府的批准而缺乏自由性;而低等系科则独立于政府命令,可以禀着对真理的兴趣而有权评判一切。高等系科必须面对低等系科以理性的名义所作出的质疑,高等系科的有用性就其系科基础而言必须服从低等系科的真理性。经过这样的阐释后,康德尽管还保留了系科的高等与低等之分,却使原来的高低之分具有了一种反讽效果:

   这样一种系科,尽管有这样大的优点(自由),却仍然被称为低等的,这里的原因在于人的那种天性:一个能下命令的人,即使是另一个人的恭顺仆人,也认为自己比一个自由却无人可命令的人优越。

   ……

   人们或许也可以认可神学系那种骄傲的说法,即哲学系是它的婢女,不过总是会有这个问题:她究竟是举着火炬走在这位尊贵夫人前面,还是提着她的拖裙跟在后面。

   康德作这样的阐释显然是为了确立自由和理性在大学的地位。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康德对三大高等系科的内部序列的两种理解上看到。

   康德的第一种理解是从“福利”的角度来阐释高等系科的序列。神学事关人永恒的福利,法学事关公民的福利,医学事关身体的福利,因此它们按照理性的等级应依次排列为:神学、法学、医学。而康德提醒我们,这种排序法与按照自然本能的排序结果是正好相反的。因为从自然本能的角度来说,医生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司法人员,最后才是人临终所依靠的神职人员。康德对高等系科的排序显然是凸显了与古代自然相对的现代自由的重要性。

   但是,康德在书中随即又给出了第二种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尽管三个高等系科都是把学说建立在经书的基础上,但对经书的依赖程度又有所不同。神学完全依赖圣经;法学尽管依赖国家的法典,但在法律的解释上却有一定的弹性,法官、法律顾问或立法者本人都可以较自由地释法;而医学虽然也须依赖政府的医疗规章,但这些规章的学术基础却是独立的,医学也因此与哲学系非常接近。因此,如果从高等系科的自由度来说,康德所给出的序列是:医学、法学、神学。

   高等系科的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序列,其实贯穿的是同一种精神——自由的精神,只是第一种强调的是人相对于自然的自由,而第二种强调的是学术相对于政府及其典章的自由。

   康德对学术自由的内在限度的理解还体现在系科的争执上。康德首先通过区分系科之间违法的争执与合法的争执,提出了学术争论的限度。在他看来,违法的争执有两类:一类是在争执的内容上违法,即不应公开讨论的题目被交付了讨论;另一类是在争执的形式上违法,即争执不是以理性的客观根据为基础,而是以主观的、通过禀好确定其判断的动因为基础,也即通过狡诈(收买)、威权(恐吓)来迫使对方同意。康德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大众的禀好与理性是相对的,人们总是想从学者那里讨得支持其禀好、满足其私欲、有利其自欺的所谓学理根据。真正的学者必须抵制住这种投合大众以赢得影响力的诱惑,坚持在理性层面展开讨论。

   而系科合法的争执之根据在于人或政府总是有可能犯错的,因此必须赋予理性公开进行检审和评价的权利。康德说这种争执就如同建立了一个自由政体下的学者议会一般,高等系科作为这个议会的右翼总是站在为政府辩护的一边,而低等系科作为这个议会的左翼则是站在只向真理低头的另一边。双方在理性的基础上既相互辩驳,又相互促进和转化。

   而后,康德具体分析了哲学与三种高等系科之间的争执点。从哲学与神学的争论来说,哲学所理解的宗教是纯粹的宗教信仰,它是以内在法则为依据的,而这种内在法则是出自人自身的理性。在这种意义上说,宗教与道德无异,其目的是使道德能通过自身所产生的上帝理念对人的意志施加影响,使人能完成所有的义务。而神学是完全依靠法规的教会信仰,是上帝启示的特定学说的总和,是对上帝意志进行感性表象的形式。简要地说,哲学所执著的是宗教的理性基础,而神学所执著的是宗教的启示性质。

   康德的解决办法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用哲学性的解经来解决争端。这正如他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所做的那样,他是从信仰命题中找出道德含义,使信仰变成与人的道德使命相联系的、可理解的信仰,这样,才可以避免宗教在实践上成为空洞无物的东西或者成为善的障碍。康德给神学保留的位置是在历史信仰(与道德信仰相对)的意义上以圣经对人心所起的启示作用。

   哲学与法学及其与医学的争论与前面的争论不同,它们是康德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写的,没有太多直接讨论系科争执的地方。然而,仔细辨析,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与前面讨论的系科之争的某种连贯性。

   从哲学与法学的争论来说,康德提到了两条线索。康德对第一条线索给出了比较明显的回答。它说的是,哲学扮演着启蒙者的角色,是基于道德所提出的人类向前改善(即所谓永远和平)的方向,是对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倡导;而法学奠定在国家法的基础上,对启蒙和民众权利时常抱持着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就这个意义上的争论而言,康德指出应该按照公开的、理性的讨论来处理。

   不过,康德在他给出的第二条线索的思考上却表现出了某种犹豫。它说的是,哲学所强调的启蒙常常是渐进的;而法学对权利概念的强调则在某些时候可能激发出与其平素保守形象完全不同的形象,即在革命者身上所产生的那种热心和灵魂的伟大。康德对革命的态度比较矛盾。他在文中一方面礼赞了法国大革命,但另一方面也指出,权利观念的实现要受到它的手段与人民所不能逾越的道德相一致的条件的限制,那是绝不能通过在任何时候都是属于不正义的革命而出现的。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也指出过:

   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不过,康德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渐进论者或进步论者。他在《哲学系与法学系的争执》结尾处又用一个笑话进行了自嘲。医生安慰病人说不断发现他恢复健康的征候,一会儿说他脉搏平稳了,一会儿说他大便正常了,一会儿又说他发汗改善了;可这个病人的自我感觉却是:“我正在由于不断的好转而死亡。”《康德传》的作者古留加特别提醒我们,康德这里所用的讽刺与在论述哲学与宗教之争时用的讽刺是不同的。“如果说在阐述宗教观点时康德运用讽刺是为了伪装,那么这里他采用讽刺却另有用意。这里的问题不是要转移别人的注意力,而是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个笑话中明显地警告进步会引起有害的后果。”[15]

   从哲学与医学的争论来说,康德所强调的是人的道德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关系。在他看来,医学只是消极地预防疾病,而由哲学所体现的心灵却能够积极地创生。显然,康德在这里仍然坚持他一贯的理性立场。不过,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康德并不认为哲学与医学之间存在根本的争执,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医学的学说原本就应该是属于哲学系的。[16]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所谓系科分类、系科排序与系科争论,都是在纯粹意义上说的。用韦伯的概念来说,它们都是“理想类型”。实际上,所谓低级系科与高级系科之争,以及高级系科的内部纷争也是渗透在同一系科内部的。因为任何一门系科本身都有理论部分与应用部分之分。因此,康德处理系科之争时自由的争论基础、理性的争论原则也可以用来理解一门系科的内部关系。

   二、学术自由的外在限度

   康德所讨论的系科之争绝不仅仅是学术的内部事务,更重要的是各个系科所构成的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与外面事务的关系。这种关系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学术与宗教的关系。康德在论述哲学与神学之争时,既关涉到了两门不同系科之间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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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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