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一词为外来语，其被国人皆知，始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文中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阶级的存在和划分，以社会人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为依据。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但是随后在执政党的整风中，发生了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向党进攻”事件，进而引出反右派运动。毛泽东的上述言论，当时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肯定政治、思想（也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阶级斗争，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因为思想可以传承、扩散、影响，那么阶级斗争的时限和范围就无法控制了。二是思想领域，是非、敌我的界限难以分辨，或者说一时根本就分不清楚，一旦在这个领域开展阶级斗争，那么便打开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潘多拉匣子。在反右派运动中，为了给右派分子定性，毛泽东临时想出了鉴别思想言论的“六条标准”，含括“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道路”等等，但是思想言论是可以任意解释和理解的，譬如有人批评了一位基层党的书记，把这种批评言论解释成“不利于党的领导”也可以说得通，于是许多人就这样被划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结果，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打击了全国五十多万知识分子，二十年后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获得“改正”，证明是把好人错当成了敌人。而斗争所造成的社会创伤以及执政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心理裂痕，则长期无法完全癒合。
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说一旦成立，其斗争之火必然要延烧到执政党高层。总理周恩来因对国民经济高指标问题“反冒进”，被毛泽东批评“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副总理彭德怀则由于一封给党主席的信谈了对工作的不同看法，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头子。毛泽东说：“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如此重话使得党内高级干部之间视敞露思想，发表不同意见为畏途，有的领导人干脆终身不留片纸以避祸。国家政治生活严重地不正常了。说假话、搞浮夸，阿谀奉承、个人崇拜成风，讲真话、办实事的人越来越少。全局性重大决策失误乃至殃及苍生的巨祸便接二连三地发生。
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一部反映陕北革命根据地早期领导人刘志丹生平事迹的同名小说被指为反党，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仅小说《刘志丹》一案，就株连数万人，致死上千人，使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几位出身陕北的领导干部多年蒙冤。同时这一事件引出的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讲话，又极大地影响了文化艺术界，一大批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作品，如小说《三家巷》、《苦斗》，戏剧《谢瑶环》、《李慧娘》，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绘画《开国大典》等不断地上了批判名单，其作者们则受到残酷对待。直至后来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可以上演。
学术研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是毛泽东所提倡的，但一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百家”便变成了“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要“兴无灭资”，就要把一切学术问题都提升到对敌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哲学家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被指反对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论，是在政治上配合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经济学家孙冶方关于价值规律、企业管理方面的学说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历史学家翦伯赞主张历史主义、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被断定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于是国内学坛狼烟四起，除了批判、声讨之声，真正的学术研究陷入万马齐喑的境地。为了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进行所谓“教育革命”，全国高等院校有十年时间停止了招生考试和正常办学，造成国家科技人才严重断档，而广大中小学生们则享受着“不读书”的“阳光灿烂”，变成了“动物凶猛”，他们中间有极少数人通过自学思考，提出了对国家前途、社会问题的独立见解，如遇罗克、李九莲、杨曦光等，却被打成“思想反动”的反革命分子，遭遇处决、牢狱之灾。这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是严重的摧残。
上世纪60年代，有出话剧红遍大江南北，剧名叫做《千万不要忘记》，人们知道这是教育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戏，但戏的主角却是一个青年工人，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他因放弃思想改造，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险些堕落。话剧告诉观众，社会上所有的人，只要他不注意思想改造，都有可能变成资产阶级分子，因为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藏着一个“私”字，这是万恶之源，如果不对它进行斗争，反革命分子就会向你招手！这样，作为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文革”中全国民众广泛开展“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运动，并且提倡“自我解剖”、“敢于揭发”、“刺刀见红”。毛泽东曾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名言。既然思想斗争可以揪出反革命，最终便造成了人人自危、冤狱遍于国中的严重局面。笔者当年是初中生，班里有位马姓同学，外号“马大哈”，他家三代贫农，父亲为铁路工人。“马大哈”爱随手乱写乱画，某天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了字迹潦草的标语“毛主席万岁”，一个和马有过结的同学认为他写的最后两字，不是“万岁”而是“下场”，遂以书写反动标语举报，“马大哈”被抓了起来。审讯时，马经不住逼供，认下自己写了“反标”，接着就要交代作案动机。他出身好，找不出家庭阶级根源，便说自己爱看小说，是受那些“封资修”书籍影响，产生了反动思想。这个15岁的孩子就如此荒唐地成了反革命，1968年我们初中毕业下乡时，他还在和“黑帮”们（即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一起“劳改”。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相信每一个60岁以上的国人对此都不会觉得稀奇。后来毛泽东也承认思想斗争敌我难辨，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据1978年叶剑英在党的会议上报告，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上亿的民众受害，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时，各地审理平反的冤案竟有上百万起，可谓创巨痛深！
在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涌现出了一批斗争积极分子，他们不需要战争年代那样以生命为代价建功立业，也不需要在建设工地上出大力流大汗，只要擅观风向、揣摩上意、嗅觉灵敏、批判别人，对思想言论“打棍子”、“扣帽子”、“上纲上线”（即把问题往“反党反社会主义”上拉扯，从而置批判对象于死地），表现得比谁都革命，就能受到提拔重用而吃香风光。这些人中的代表名叫姚文元，姚出身上海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历史上有污点，他更知应积极表现。1955年作家胡风被当作反革命集团首领逮捕，姚父也受牵连入狱，小姚立即写了《分清是非，划清界限》、《胡风歪曲主义的三套手段》等文，在《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对曾被其称作“胡伯伯”的人大张挞伐。反右派斗争中，姚文元特别留心观察各家报纸的言论，发现同是报道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的讲话，《文汇报》要比《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在编排上版面位置稍偏、标题字号较小，而毛的那次讲话恰恰强调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等内容。于是他便做起了文章，指《文汇报》编者政治上有问题，并将此事以《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为题登报刊出，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过了些年，他又接受江青布置的任务，用大块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姚的文章以武断霸道、气势汹汹为特色，把学术问题一概说成政治问题，把批判对象事先就定性为敌对势力，这引起历史学界一些老教授们的反感，有仗义者写文章阐述不同意见。姚文元则发表文章《欢迎“破门而出”》（署名“劲松”）、《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署名“伍丁”），把不同意见者统统打成反革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翦伯赞、李平心等许多人被迫害身亡。姚文元靠舞文弄墨、搞大批判，一路爬升至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高位，成了江青集团最核心的四成员之一，他的一大批追随者（俗称“吃运动饭的”），也活跃了许多年，直至邓小平复出，清算“三种人”，才蛰伏了下去。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塑造了一个运动积极分子王秋赦，一有风吹草动，他便跳将出来，在人耳边说：“运动了！”这种人物的存在成为国内一道独特风景，至今不绝，小平同志称他们为“‘左’的理论家、政治家”，说“左”始终是我们社会的主要危险。
思想为人类所特有，乃智慧的载体，创造的源泉。思想自由，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把思想当作斗争、惩罚的对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均不得肯定，属于历史黑暗面，绝非光明面。秦始皇焚书坑儒，遗臭万年。雍正帝搞“诛心”之治，他儿子乾隆上台后连忙收场。国际歌中唱道：“让思想冲破牢笼”，反映了早期共产主义者追求真理的自信。正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开启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腾飞崛起的新时期。李大钊1919年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说：“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切记当年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惨痛教训。在思想问题上，要慎重、宽容，多元、并包，要以理服人，才能提升软实力，从而促进文化繁荣，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原载《领导者》杂志2015年总6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