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风云60年·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6 次 更新时间:2017-12-12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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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回顾中国近代史研究六十多年的理论风云,其跌宕起伏,不能不令人思考。


中国近代史学,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其一,它是救国史学;其二,它是党性史学。这两个特点,是解读其理论风云跌宕起伏的钥匙。


一、“救国史学”及其时代背景


资中筠在《“以史为鉴”的不同出发点》一文中说:“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说: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尽管两岸处于对立的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1]


史学救国,与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相关。费正清用“冲击——反应”的范式阐述中国近代史,虽然有人质疑,但它毕竟说明了很多问题:由于列强的侵略,改写了并且深深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在民族危机面前,梁启超撰《新史学》,大声疾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这便是“救国史学”的源头。这也说明了“救国史学”是一种被史学自身学术之外“惟此为大”的政治使命所绝对压倒的史学。从此,这样一种史学成为了中国近代史学的主流。


戊戌维新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史学救国运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明最多者为史学”,他的有名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俄大彼得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法国革命记》和一系列“上皇帝书”都是含有重要史学观点或以史学为基本内容的著作,这些著作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有的甚至直接触动了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成为“百日维新”的理论和政策的依据。


中国传统的史学也讲“经世致用”,以“六经皆史”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六经皆史”说认为,理从史出,事即为道,哲学、理论皆非“心”、“性”之学,乃是客观历史事实的总结。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空谈”,而是为了“致用”。据此,章学诚阐述史学的三个要素:“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3]“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4]他强调义(理论)的重要性,又强调事(史实)与义的不可分割,而文则是二者的载体。康有为早年也是沿着这条六经皆史——经世致用的路子走的,可是到后来他却否定了“六经皆史”说,转而提出“六经非史”的观点。表面上,这是他放弃古文经学,接受今文经学的结果,实际上却反映了他在史学致用问题上的观念性改变,他的这个变化其原由自然离不开救国。


康有为在向中国历史寻求救国之道的同时,如饥似渴地“大攻西书”,这使他“新识深思,妙悟精理”,进而“演大同之义”,作《公理书》。他的所谓人类“公理公法”,如“人有自主之权”;“凡男女如系两相爱悦者,则听其自便”;“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等,皆来自西方,而在中国历史中却难以找到根据。在他看来,中国“文明不进,昧昧二千年”,正是因为“公理不明”,以致“历朝民贼得稳操其术,以愚制吾民”。但这些公理,又距离中国历史传统太遥远,如立即向老百姓直接说出,则会“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怎么办呢?他认为中国人迷信权威,迷信经典,“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5]要把孔子塑造成维新“教主”,借孔子之口张变法新论,则必须首先否定他那“述而不作”的保守形象,摆脱言必有据的人为羁绊。于是康有为宣称:“上古茫昧无稽考”,六经非史,而是孔子“托古改制”的作品。孔子“生于乱世,乃据乱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其书其言“不过其夏葛冬裘,随时救民之言而已”。[6]他一反章学诚关于“义”、“事”、“文”三者不可分的史学观点,强调史与义不是一回事,是不是史实并不要紧,“盖《春秋》所重在义,不在文与事也。”[7]他说:“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拨乱救民,硁硁必信,义孰重轻?巽辞讬先王,俾民信从,以行权救患,孔子乎,将为硁硁必信之小人乎?抑为唯义所在之大人乎?况寓言尤诸子之俗哉。”[8]这就是说,不应该由史事决定义理,而应该由义理决定史事。借历史来为“改制”的政治目的服务,“但求有济于天下”,“唯义所在”而对史事采取“不必信”的实用主义态度,都是孔圣人垂范的绝对正当的“大人”行为。他还主张“奉孔子为律例”,视二十四史“皆案情”,拿孔子的理论作尺度去断历史之案。[9]就这样,康有为把自己发明的“三世进化”说搞成孔子改制的“微言大义”,又借古论今,把自己所推崇的西方民主政治也比附到孔子身上,说那是中国圣人古已创立的东西:“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10]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他心中有着一个超出学术、高于学术的政治追求——变法维新,救国救民。试问,有什么比得上这重要呢?为此又有什么方法、手段不可以拿来一用呢?康有为的代表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这样写成的,其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不可低估。


救国之所以“惟此为大”、压倒一切,是由于康有为等人感到,所谓“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一回真的来了。历史上的中国,曾经不止一次地遭受异族入侵,乃至亡国,但那时的入侵者均为文化较低的“蛮夷”,结果征服者却让文化更高的被征服者给“灭”了“种”。但这次面临的西方入侵,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严重性在于西学不仅在器物上,而且在义理上都要高于中学,一旦“亡国”, 似乎“灭种”不可避免。从此,这可怕的梦魇便缠绕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书人的脑际,他们神经敏感,反映过度,心情只有一个字:急。1897年,德国欲强租胶州湾,康有为感到“亡国灭种”就在眼前了,他不顾一切地奔到京城,连续向皇帝上书,要求改革。当光绪皇帝启动改革时,康又强调:“全变则存,小变仍亡”,希望在一天早晨便解决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问题。结果戊戌变法因操之过急而失败,国事越来越糟糕,革命成为救国的主旋律。孙中山等人发誓要“毕其功于一役”,也是“全变”救国的思路。后来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国事并没有想像的那么顺利:推翻了清王朝,却导致军阀混战和列强趁机而入,救国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危险了。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革命者只有选择“以俄为师”,向列宁主义学习“以党救国”的经验。这使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最终获得胜利。但毛泽东没有忘记“亡国灭种”的警钟声,他要国人继续革命,“跑步”实现“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说否则仍有被“开除球籍”(即灭亡)的危险。


综上所述,百年中国的救国急浪,是“言不必信,惟义所在”的救国功利主义史学的时代背景。


二、“党性史学”的产生与局限


在救国的政治运动中,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近代意义的政党。康有为和他的学生们被时人称为“康党”,他们自己也以“吾党”自居。既然有了党,在党人心目中,党的利益直接系于救国成败,乃最高利益之所在。于是乎,党的利益也加入了“惟义所在”的“义”字里,“党性史学”便从“救国史学”中产生了出来。


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早年接受康氏的“三世进化说”,以协助老师撰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而步入史坛,可以说,从经世致用到史学救国,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但在以何种态度治史、史学如何致用的问题上,师生之间渐渐产生出分歧。还是在协助康有为著书的时候,梁就“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戊戌变法前夕,为了使国人容易接受维新派所推崇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梁曾按照康有为的观点写过名为《古议院考》的文章,引用一些历史材料,说议院在中国古已有之。这篇牵强附会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严复的来信批评。严复指出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并告诉他孔教不可保,亦不必保,这才有利于思想进步。读了严信,梁启超深感“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并将严信“质之先生”,劝康有为著述立言应持极慎重态度。[11]梁启超不认为史与义可以割裂,而认为历史认识的目的同史学的任务及其社会功能应该是统一的。他主张治史“力求真事真非”,从中得到“公理公例”,以“施诸实用”和“贻诸来者”。他对康有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从我”的做法不以为然,屡起而驳之。进而他看到这种现象是由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与学术关系决定的:“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12]“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堕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13]


梁启超不仅在学术上不同意康有为“强史就我”的做法,在政治上也曾不顾“吾党”利益,与孙中山派革命党人走得很近过,这都出于他理想主义的秉性。但他终究没有脱离“康党”,他的最有影响的史学著作《戊戌政变记》突出表现了他的“党性”原则。在这部著作中,梁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历史,成功地把以康有为为领袖的“康党”说成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中心,而对具体史事,诸如戊戌奏折、“衣带诏”等,则迁就了康有为的说辞。后来梁启超做了这样的解释:“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14]梁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感情作用”,可知除了“义理”和利益原则,感情也是维系“党性史学”的重要因素。如同梁启超后来屡屡绝意政治,却终生“对政治不能释怀”,尽管他批评实用主义的时候,主张“为历史而治历史”,说过“只当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之类的话,但他绝非那种能够割舍史学的社会功能的人,他内心的矛盾与困惑,是那个时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问题。


孙中山派革命党人唾弃康党的保皇救国,坚决主张革命救国,而革命是要掉脑袋之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党性”凝聚、纪律严格的党组织,能够使党人团结一心,克敌制胜;同时也只有实行一党专政,毫不留情地排拒和镇压敌对势力,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胜利。这便是列宁主义的要义。它大大超越了一般政党对“党性”的理解和要求。经过反复失败教训,晚年孙中山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道理。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学生们说:“我们中国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15]蒋的战友戴季陶著《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强调严格履行入党手续,不能让“三民主义的异端者”入党。戴对当时“党内合作”的共产党,表现出排拒的态度,说“大家所以要进中国国民党的原故,我想最少总不必一定希望闹完了中国国民党,就算达到革命的目的。”他指责中共“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16],这就是两年后国共分裂,国民党对中共血腥“清党”的伏笔。在抗战胜利曙光初现的1943年,蒋介石发表著作《中国之命运》,是为其“党性史学”的代表作。他在书中,从历史讲到现实,列数本党救国救民的伟大贡献,从推翻清王朝,到领导抗日战争,到改订不平等条约,最后他归结为一句话: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而其他政党和主义则一概被斥之为“祸国殃民”。这极大地刺激了当时也在艰苦抗战救国的共产党。毛泽东秘书陈伯达回忆,他在延安看了蒋书,便著文驳斥,几天几夜,边写边哭,感到极大的委屈与不平。[17]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针锋相对地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社论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中共“辛劳为民族”、“一心救中国”、“坚持抗战”、“建设敌后根据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实行民主”等等,最后也归结为一句话:“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了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18]


平心而论,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这块土地上为了救国而诞生的两个最大的革命党。两党的纲领,在民主革命阶段也无根本抵触。在抗日战争中,两党共同抵抗入侵的敌寇,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在一定意义上,都反映了一部分历史事实。然而两党如果采取完全排拒对方的认知态度,就必然会掩盖和抹杀另外很大一部分历史的真实。遗憾的是,中共建政后,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语),曾经在正面战场组织过淞沪、台儿庄等几十次大规模战役,伤亡达三百余万官兵的国民党抗战事迹,从历史教科书中彻底消失了几十年。这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史学史中,由片面的“党性史学”留下的教训。


与国民党相比,中共“以俄为师”,更加注重理论对于革命的指导作用。他们学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用以对中国社会历史及其经济结构进行分析,来说明“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19],中华文明几千年同样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而通过搞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历史规律不可阻挡。这不仅回击了“中国国情特殊论”,也鼓舞大批青年投入革命洪流。可以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多是革命家,他们根据革命的需要进行史学研究,唯物史观帮助他们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制定出革命的政策与策略;史学著述则是他们用以打击敌人,教育宣传群众的武器。史学为革命服务,这是中国近代“史学救国”传统的光大。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义理”原非从中国的“史事”中产生,但其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拿来指导中国革命,乃理所当然!


经过浴血奋战,中共于1949年驱逐国民党,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但阶级斗争远远没有完结。这不仅在于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不甘心灭亡,将以“百倍的疯狂”(列宁语)进行复仇,还在于革命队伍内部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更在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活动……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20]。沿着这条道路,他和他的同志们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此相伴随,史学为革命服务,一步步变成“为革命研究历史”(参见本书前述戚本禹文章),这其中也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1963年《历史研究》杂志第3期发表刘大年的文章《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揭示历史规律,“为当前斗争服务,满足当前斗争需要。”当前斗争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文章说:“坚持历史科学为当前斗争服务的原则。对于研究近代史,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把学术和政治截然分开,是一种很荒谬很虚伪的观点。”又说:“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公开宣称自己是党性的科学……党性本质上就是阶级性。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完整、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个政党之间的斗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确实可以把“党性史学”分析得十分透彻,说明得非常到位。史学家们“各为其主”地“服务”便是。此时离“文革”爆发还有两年,人们似乎已经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来迎接它了。


刘大年的文章也谈到了“党性史学”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说“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要求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映当前时代的需要,决不是要违反历史,把过去描述得适合于现在的口味或是粉饰现实。只有最庸俗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那样思考问题。历史发展的客观真理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天然一致。遵循马克思主义,揭露历史发展,阶级、阶级斗争的客观真理,这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既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利益与客观真理“天然一致”,那么,党性就等于是科学性。然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却给民众上了一课:任何政党都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即使说某党的主义、纲领与客观真理“天然一致”,也并不意味其每个党员乃至领导者都代表真理。当毛泽东夫人江青和林彪夫人叶群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去各报“私仇”的时候,深层次的问题就暴露了。后来人们终于认识到,所谓党代表真理并非“天然”,也不能靠自称,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其检验的主体只有人民!“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而十年动乱结束之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了社会共识。


三、走出“庐山”看“庐山”


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实践所证明的真理性认识,期待着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新的突破,受此鼓舞,笔者曾写过如下一篇短文: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历史认识总是当代人以当代的立场、情感和价值取向对历史的再评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困难,莫过于它是离当代人最近的一段历史。“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代人很难摆脱自身的立场、情感、利害与历史的直接关系,从而不能不影响历史认识的科学性。举例,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两翼——激进的革命派与温和的立宪派联合全国反清力量,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斗争,最后合力共举的结果。武昌起义前,立宪派以各省咨议局为依托,向清政府发动三次大规模“速开国会”情愿斗争,进而组织领导川、粤、两湖争路保路风潮,对促成辛亥革命的社会大运动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我国,立宪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却长期得不到公允的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来掌握中国政权的人们与立宪派有着历史的宿怨和政治的歧异,他们不喜欢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反对派来分享历史的光荣。又如,国共两党曾长期处于你死我活的尖锐斗争状态,由是则在中国现代史著作中,此岸史家连“国民政府”这一基本事实的称谓也要以中共对其态度的变化而变化(1927年后称“国民党政权”,解放战争中称“蒋介石政权”,只在抗日战争中称“国民政府”),而彼岸史家亦满纸大骂“共匪”、“赤祸”,充满政治的偏见。试想,这样的史著如何能够传之后世?


看“庐山”而走不出“庐山”,除了上述认识主体的主观条件限制之外,还有客观的、时代的条件制约。当一历史事物的运动过程尚未完结之时,再高明的史家也难窥其全豹,得出完整、准确的论断。所幸我们今天正在跨越一个伟大的划时代的界碑。回首20世纪,中华民族为了从古代走向现代,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求索与奋斗。和平改革的失败,暴力革命的迭兴,或“全盘西化”,或“走俄国人的路”,或……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铺垫了认识真理的无价之路。当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亘古未有的最深刻的历史巨变终于席卷中国大地,“几万万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整个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方才真正开始从古代走向现代”(引自历史学家姜义华在中国史学界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百年富强梦,而今要成真!这使海内外每一个爱国的炎黄子孙激动万分,冰山为之消融,恩仇为之相泯。这也使我们的历史学家开始获得告别过去,走出“庐山”看“庐山”,在更高更宏远的视野上纵观时代风云,评说千秋功罪的条件——这是一个需要和产生大史家的时候,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突破的机遇所在。[21]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适遇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转型,后来海峡两岸开始人员往来,直至“三通”,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到了对方地区。在这一过程中,两地都经历了思想解放。这种解放,其中就表现为突破旧的“党性史学”的政治藩篱,从而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越来越多的新成果。首先,两岸都在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并且都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的事实,被人所共知,这就让过去蒋介石所谓“只有国民党及其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说辞不攻自破。其次,以往被革命党人所一致排拒的“非革命者”们,亦逐步得到了较为公正的历史评价,除了立宪派,还有袁世凯和民初北京政府等等。譬如关于袁世凯与辛亥革命,长期以来国共两党均指其为“窃国大盗”。而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大陆学者终于积极评价了袁氏在促使清廷和平退位方面的历史作用。[22]又譬如台湾学者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一书2010年在大陆出版,该书指出,中国史学界对袁世凯外交的评价,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该书1933年版的评价是:“综观二十一条交涉始末经过,今以事后之明论之,中国方面可谓错误甚少。若袁世凯之果决,陆征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幹顾维钧之活动,皆前此历次外交交涉所少见者。”蒋廷黻对王书的书评说:“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足见1930年代,学界对袁世凯外交尚能公允待之。然而随着党化教育的深化,国共两党不断丑化袁世凯,数十年来,袁氏“窃国大盗”形象深入人心,王芸生同书后来的新版本,对袁的评价就大不相同了。[23]唐书的这种直言不讳,体现了认识的与时俱进。


突破旧的“党性史学”的政治藩篱,“走出‘庐山’看‘庐山’,并不容易。即使道理明白了,利益放下了,克服梁启超所谓“感情作用”也的确很难。举一个例,台湾作家龙应台2009年出版了一本名曰《大江大海1949》的书,颇受读者的好评。该书写的是1949年中国内战失败者一方如何经历千辛万苦,撤退台湾的故事,其中也包括了作者的父母。作者在书中这样说道:“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在书的最后,作者又这样总结道:“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看得出来,龙应台选择了一个最高位的站立点,用人道主义批判了世间所有的战争。可是,大江大海,1949,应该由谁来说一声“对不起”呢? 冷峻的史事告诉人们:60年前那场令无数同胞骨肉离散、神州赤县分裂至今的内战,交战双方对战争的爆发都负有责任,但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在国民党,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而我们这位非常受读者爱戴的作家,却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批判的笔触显得有些懦弱、有些勇气不足,这不能不说是感情在起作用,毕竟在那群人里面也包括了她的父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克服感情因素的影响,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假以时日。随着时间的远去,情感终会淡化;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离去,其意识形态也一定会退席。这是历史给人类社会进步设计的机制。而那些不愿意等待、想有所作为的史家们,则只有尽量登高望远,排除种种外在内在的东西对历史认识的干扰,努力追求客观公正一途了。


(原载《领导者》杂志2014年总61期)


[1] 资中筠:《“以史为鉴”的不同出发点》,《领导者》总第51期,2013年4月。

[2] 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

[4]章学诚:《章氏遗书·方志立三书议》。

[5] 梁启超:《康南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6]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序》。

[7]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一。

[8]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一。

[9] 康有为:《桂学答问》。

[10]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九。

[11] 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页。

[1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

[1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5]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演讲》,(1926年6月7日)。

[16]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7月出版。

[17] 参见陈晓农《陈伯达最后遗言》,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7年版。

[18] 1943年8月25日《解放日报》。

[19]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0]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6月6日)。

[21] 王也扬:《走出“庐山”看“庐山”》,《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

[22] 马勇:《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安徽史学》2012年第2期。

[23]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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