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风云60年·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6 次 更新时间:2017-12-12 17:58:12

进入专题: 中国近代史  

王也扬 (进入专栏)  

  

   回顾中国近代史研究六十多年的理论风云,其跌宕起伏,不能不令人思考。

  

   中国近代史学,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其一,它是救国史学;其二,它是党性史学。这两个特点,是解读其理论风云跌宕起伏的钥匙。

  

   一、“救国史学”及其时代背景

  

   资中筠在《“以史为鉴”的不同出发点》一文中说:“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说: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尽管两岸处于对立的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1]

  

   史学救国,与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相关。费正清用“冲击——反应”的范式阐述中国近代史,虽然有人质疑,但它毕竟说明了很多问题:由于列强的侵略,改写了并且深深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在民族危机面前,梁启超撰《新史学》,大声疾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这便是“救国史学”的源头。这也说明了“救国史学”是一种被史学自身学术之外“惟此为大”的政治使命所绝对压倒的史学。从此,这样一种史学成为了中国近代史学的主流。

  

   戊戌维新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史学救国运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明最多者为史学”,他的有名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俄大彼得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法国革命记》和一系列“上皇帝书”都是含有重要史学观点或以史学为基本内容的著作,这些著作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有的甚至直接触动了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成为“百日维新”的理论和政策的依据。

  

   中国传统的史学也讲“经世致用”,以“六经皆史”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六经皆史”说认为,理从史出,事即为道,哲学、理论皆非“心”、“性”之学,乃是客观历史事实的总结。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空谈”,而是为了“致用”。据此,章学诚阐述史学的三个要素:“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3]“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4]他强调义(理论)的重要性,又强调事(史实)与义的不可分割,而文则是二者的载体。康有为早年也是沿着这条六经皆史——经世致用的路子走的,可是到后来他却否定了“六经皆史”说,转而提出“六经非史”的观点。表面上,这是他放弃古文经学,接受今文经学的结果,实际上却反映了他在史学致用问题上的观念性改变,他的这个变化其原由自然离不开救国。

  

   康有为在向中国历史寻求救国之道的同时,如饥似渴地“大攻西书”,这使他“新识深思,妙悟精理”,进而“演大同之义”,作《公理书》。他的所谓人类“公理公法”,如“人有自主之权”;“凡男女如系两相爱悦者,则听其自便”;“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等,皆来自西方,而在中国历史中却难以找到根据。在他看来,中国“文明不进,昧昧二千年”,正是因为“公理不明”,以致“历朝民贼得稳操其术,以愚制吾民”。但这些公理,又距离中国历史传统太遥远,如立即向老百姓直接说出,则会“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怎么办呢?他认为中国人迷信权威,迷信经典,“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5]要把孔子塑造成维新“教主”,借孔子之口张变法新论,则必须首先否定他那“述而不作”的保守形象,摆脱言必有据的人为羁绊。于是康有为宣称:“上古茫昧无稽考”,六经非史,而是孔子“托古改制”的作品。孔子“生于乱世,乃据乱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其书其言“不过其夏葛冬裘,随时救民之言而已”。[6]他一反章学诚关于“义”、“事”、“文”三者不可分的史学观点,强调史与义不是一回事,是不是史实并不要紧,“盖《春秋》所重在义,不在文与事也。”[7]他说:“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拨乱救民,硁硁必信,义孰重轻?巽辞讬先王,俾民信从,以行权救患,孔子乎,将为硁硁必信之小人乎?抑为唯义所在之大人乎?况寓言尤诸子之俗哉。”[8]这就是说,不应该由史事决定义理,而应该由义理决定史事。借历史来为“改制”的政治目的服务,“但求有济于天下”,“唯义所在”而对史事采取“不必信”的实用主义态度,都是孔圣人垂范的绝对正当的“大人”行为。他还主张“奉孔子为律例”,视二十四史“皆案情”,拿孔子的理论作尺度去断历史之案。[9]就这样,康有为把自己发明的“三世进化”说搞成孔子改制的“微言大义”,又借古论今,把自己所推崇的西方民主政治也比附到孔子身上,说那是中国圣人古已创立的东西:“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10]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他心中有着一个超出学术、高于学术的政治追求——变法维新,救国救民。试问,有什么比得上这重要呢?为此又有什么方法、手段不可以拿来一用呢?康有为的代表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这样写成的,其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不可低估。

  

   救国之所以“惟此为大”、压倒一切,是由于康有为等人感到,所谓“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一回真的来了。历史上的中国,曾经不止一次地遭受异族入侵,乃至亡国,但那时的入侵者均为文化较低的“蛮夷”,结果征服者却让文化更高的被征服者给“灭”了“种”。但这次面临的西方入侵,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严重性在于西学不仅在器物上,而且在义理上都要高于中学,一旦“亡国”, 似乎“灭种”不可避免。从此,这可怕的梦魇便缠绕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书人的脑际,他们神经敏感,反映过度,心情只有一个字:急。1897年,德国欲强租胶州湾,康有为感到“亡国灭种”就在眼前了,他不顾一切地奔到京城,连续向皇帝上书,要求改革。当光绪皇帝启动改革时,康又强调:“全变则存,小变仍亡”,希望在一天早晨便解决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问题。结果戊戌变法因操之过急而失败,国事越来越糟糕,革命成为救国的主旋律。孙中山等人发誓要“毕其功于一役”,也是“全变”救国的思路。后来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国事并没有想像的那么顺利:推翻了清王朝,却导致军阀混战和列强趁机而入,救国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危险了。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革命者只有选择“以俄为师”,向列宁主义学习“以党救国”的经验。这使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最终获得胜利。但毛泽东没有忘记“亡国灭种”的警钟声,他要国人继续革命,“跑步”实现“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说否则仍有被“开除球籍”(即灭亡)的危险。

  

   综上所述,百年中国的救国急浪,是“言不必信,惟义所在”的救国功利主义史学的时代背景。

  

   二、“党性史学”的产生与局限

  

   在救国的政治运动中,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近代意义的政党。康有为和他的学生们被时人称为“康党”,他们自己也以“吾党”自居。既然有了党,在党人心目中,党的利益直接系于救国成败,乃最高利益之所在。于是乎,党的利益也加入了“惟义所在”的“义”字里,“党性史学”便从“救国史学”中产生了出来。

  

   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早年接受康氏的“三世进化说”,以协助老师撰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而步入史坛,可以说,从经世致用到史学救国,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但在以何种态度治史、史学如何致用的问题上,师生之间渐渐产生出分歧。还是在协助康有为著书的时候,梁就“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戊戌变法前夕,为了使国人容易接受维新派所推崇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梁曾按照康有为的观点写过名为《古议院考》的文章,引用一些历史材料,说议院在中国古已有之。这篇牵强附会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严复的来信批评。严复指出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并告诉他孔教不可保,亦不必保,这才有利于思想进步。读了严信,梁启超深感“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并将严信“质之先生”,劝康有为著述立言应持极慎重态度。[11]梁启超不认为史与义可以割裂,而认为历史认识的目的同史学的任务及其社会功能应该是统一的。他主张治史“力求真事真非”,从中得到“公理公例”,以“施诸实用”和“贻诸来者”。他对康有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从我”的做法不以为然,屡起而驳之。进而他看到这种现象是由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与学术关系决定的:“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12]“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堕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13]

  

   梁启超不仅在学术上不同意康有为“强史就我”的做法,在政治上也曾不顾“吾党”利益,与孙中山派革命党人走得很近过,这都出于他理想主义的秉性。但他终究没有脱离“康党”,他的最有影响的史学著作《戊戌政变记》突出表现了他的“党性”原则。在这部著作中,梁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历史,成功地把以康有为为领袖的“康党”说成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中心,而对具体史事,诸如戊戌奏折、“衣带诏”等,则迁就了康有为的说辞。后来梁启超做了这样的解释:“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14]梁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感情作用”,可知除了“义理”和利益原则,感情也是维系“党性史学”的重要因素。如同梁启超后来屡屡绝意政治,却终生“对政治不能释怀”,尽管他批评实用主义的时候,主张“为历史而治历史”,说过“只当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之类的话,但他绝非那种能够割舍史学的社会功能的人,他内心的矛盾与困惑,是那个时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问题。

  

孙中山派革命党人唾弃康党的保皇救国,坚决主张革命救国,而革命是要掉脑袋之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党性”凝聚、纪律严格的党组织,能够使党人团结一心,克敌制胜;同时也只有实行一党专政,毫不留情地排拒和镇压敌对势力,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胜利。这便是列宁主义的要义。它大大超越了一般政党对“党性”的理解和要求。经过反复失败教训,晚年孙中山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道理。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学生们说:“我们中国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也扬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近代史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27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