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博古与遵义会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6 次 更新时间:2017-12-12 17: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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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南  

  

   (一)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无疑,面对中央红军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博古是极希望能就此进行一番总结与研讨,以利日后的战事。特别是对湘江之战中,中央纵队的行程拖累了野战军团的情况,他深感痛心。所以,对遵义会议的召开,不论是因周恩来的提议,还是黎平会议的决定,显然,博古都是欣然首肯。

  

   然而,会议中的过程,却出乎博古的预想。

  

   因为,会议居然是对博古本人的领导实践、对顾问李德的军事方略,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更是使博古从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高位退了下来,李德则完全从指挥中央红军的岗位上出局。

  

   三天的会议,中共历史便谱写了震撼性的一页。

  

   历史证明,遵义会议对于中共脱离险境及后来的发展,直至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是一次很有积极意义的关键性会议。

  

   遵义会议的意义,以往的说法,是所谓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统治,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终结。

  

   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及其后长征中湘江之战的失利,除了确是若干不利于红军的客观因素,有较大增强之外,中央“三人团”的指挥失误,无疑,则更应负主要责任。

  

   但是,这些军事指挥的失利,要说是有什么路线指引所造成,则似难以令人信服。

  

   因为,“兵者,诡道也”,战争多是在不确定因素状态下所进行,而胜败,却是兵家常事。

  

   事实上,从1931年5月底获得胜利的第二次反“围剿”,到1933年3月间的第四次反“围剿”胜利,都是在王明已进入中央政治局发挥重大影响的时期。

  

   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还是在毛泽东已没有指挥红军的情况下,在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也已进入苏区之际,取得了几乎全歼国民党军队三个整师的大胜利。

  

   因此,对几次反“围剿”的情况,认为获得胜利的就是抵制了左倾路线,而打了败仗的就是路线上犯错误,这样将战事区分的观点,似是以政治理念代替了军事,而忽视了战争自身的规律展示,

  

   实际上,遵义会议可以确凿认定的意义,主要是进行了空前的、积极的中央人事规则变革。

  

   这就是:在与国民党的艰辛博奕之非常时期,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能果断的、自主的启动了更换最高领导人之机制,既及时调整了中央常委的分工,而且,为最适合领导军事斗争、性格强势的威权领导人,脱颖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进程,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大门。

  

   虽然,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尚未出任中共最高领袖,但是,遵义会议打开的大门,却是为他在中共成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中央主席,而给予的必然准备。

  

   1949年前的中国革命,中共之所以能在经过 2 8 年的奋斗之后,终于获得夺取全国政权的巨大胜利,固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中共是由毛泽东这样一位既有文化、又亲历了长期斗争实践,尤其是其性格强势、擅长集权的领袖来掌舵,则绝对是中共区别、并优于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事因素。

  

   在大陆,蒋介石对国民党有过二十多年的领导,号称是国民党的“总裁”。然而,实际上,一直到退往台湾前,蒋介石都始终未能成功的使国民党摆脱派别根深林立、地方拥兵自重、全党散沙一盘的多中心局面。因此,国民党根本不具有政党的坚强核心作用。

  

   所以,看似力量强大的国民党,最终会走向败局,其最高领导人的集权能力不足,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毛泽东呢?他一经执掌主政中共最高领导,几年功夫,就使弱小的中共,被锻造成为了一支既具有钢铁般组织纪律,又敢拼会打的强势战斗集团。

  

   从解放战争时的辽沈战场,国共双方统帅对部属的实际威权距离,即可窥见一斑。

  

   蒋介石数次电令、直至他亲自飞赴沈阳,要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迅速出兵西进,以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守军范汉杰部,但卫立煌却认为防守沈阳要紧,迟迟不肯并始终没有出兵,导致孤立无援的范汉杰部,很快被解放军歼灭。

  

   然而,当统率东北解放军的林彪司令员,发兵欲先攻打长春、准备弃锦州不理之际,毛泽东却只用一纸电报,就有效的使林彪已在前往长春途中的数十万大军,嘎然停止,并立即回转运兵的火车头,南下直赴锦州战场。

  

   和平年代,专权不是个好东西。

  

   但在情况变幻莫测、战机稍纵即逝、成败常在一念间的战争时期,能严格做到令行禁止的威权作风,却是军事统帅的一项不可缺乏的必须素质。

  

   1949年前,能有毛泽东这样的强势威权领导人掌舵,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保证。

  

   但是,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就很难开创毛泽东统帅中共全党的历史。

  

   因为,毛泽东能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并没有天生的必然。

  

   因为,1929年的红四军阶段,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都揭示了一个现实:在复杂的党内博奕中,即便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并作风强势的毛泽东,也依然面临着随时被横扫出局的可能。

  

   就是在攻占遵义几个月之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若毛泽东没有凭借遵义会议的机会,获得政治局常委的地位,那么,在同样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并且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且当时已是老资格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1】、而会师时又率领了八万装备优良之精兵的张国焘面前,毛泽东进行党内博奕的条件,显然就会相差很多。这一来,长征中发生的高层人事调整,也许就不是什么张国焘犯错误而跌落,而会是另外的画面了。

  

   可见,对于整个中共,对于毛泽东,遵义会议的确是一个关键时刻。

  

   然而,遵义会议能够获得圆满成功,却绝对离不开时为中共总书记的博古,在会议中表现的大度与理智。

  

   (二)

  

   博古的大度与理智,并非他一时的偶然。

  

   实际上,居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高位上的博古,始终就基本只是一个职务上的总书记,基本只是中央领导集体的主持人,而并不具有一言九鼎的绝对威权地位,显然也没有那种个人专权的强悍性格与咄咄逼人的作风。

  

   有几件事,从中,似可以看出了博古处事为人的风格。

  

   1933年6月的一天,刚从苏联学习回国到江西苏区的瑞金、分配到少共中央局工作的刘英,接到张闻天的一个电话,说:“尤克娜(刘英在苏联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

  

   刘英说:“从外面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吃了,叫做‘打土豪’,我知道这个规矩,快吃晚饭时就到他们那边去。闻天、博古、小开(即潘汉年)等同志,加上少共中央的同志,大约十来个人簇拥着我……和同志们走了十来里路,到县城馆子里,美美的吃了一顿熬豆腐、红烧肉之类,把剩余的十来元钱花光了。”

  

   刘英还说:“那时没有等级观念,领导和下面同志相处,不分彼此,亲密无间。” 【2】

  

   刘英所说的“那时没有等级观念”,是她个人的感觉,刚从苏联来到苏区,人家对她无疑是很客气的,她才有此以为。

  

   然而,作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博古,居然也能随着部属一块去县城吃馆子、“打”刘英的“土豪”!由此可见,当时身为中共最高领袖的博古,对人显然是很为随和大度的,人们对他的敬畏,看来也是有限的,而远不是今天人们对这种身份格局的森严理解。

  

   而在当时,中央领导层同事之间,博古的意见,显然,并没有被认为是最高指示,更没有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绝对英明。相反,与博古意见相左的事,甚至对博古缺乏尊重的事,时有发生。

  

   1934年4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张闻天在会上批评对广昌战役的指挥错误,博古不同意张闻天的说法,反过来指责张闻天的意见是普列汉诺夫式机会主义态度的翻版。结果,双方当场发生激烈争吵,弄得会议不欢而散。【3】

  

   在中共的历史上,因与中央第一把手意见相左,而能与其发生面对面争论的氛围,除博古时期外,似乎是极为鲜见的。

  

   由此 ,博古的大度、随和秉性,可见一斑。

  

   很多人将毛泽东在江西苏区遭“左倾主义路线”排挤打击的事,帐都算到博古的头上,以为是博古的所作所为。其实,这完全是对那些历史的误读。实际上,毛泽东所谓“挨整”一事,与博古的干系并不是太大,至少,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博古在毛泽东面前,曾经有过颐指气使、训斥责难的事。

  

   1932年10月3日至8日的宁都会议,因为毛泽东反对攻打大城市、主张“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被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认为是“右倾”、是“纯粹防御路线”,由此解除了他对中共军事工作的指挥,撤消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并要从前方召回,只让他专职做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地方工作。

  

   后经周恩来调和折中,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改为由周恩来全权负责军事,毛泽东保留在军队协助周的工作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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