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秘密战中的王石坚案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83 次 更新时间:2017-12-27 21: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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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南  

  

  

   (一)

  

   中南海。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此召集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讨论、研究某一个人的政治身份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人?他的问题,居然会惊动党中央高层。

  

   此人名曰王石坚,1949年前,曾为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但后来在台湾去世前的政治面貌,却是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所”的少将副所长。

  

   两种截然相反的身份,却附于一人。因而,对王石坚的盖棺论定,便蒙上了一些历史的悬疑。

  

   事情的原委,是从北平的那个秋天开始。

  

   1947年9月底,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侦破了一个中共地下电台,并由此进行了一连串的大搜捕,致使中共中央情报部直接领导的西安、北平、兰州、承德与沈阳这几个重要的地下情报网及电台,均被破坏。44名地下情报人员入狱,还牵连123人被捕,遭到严刑拷打;中共党员谢士炎等五位在国军内部的潜伏者,则不幸由此遇难,壮烈牺牲。

  

   这是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情报工作遭受到最大挫折的一幕。

  

   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便是王石坚。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又名赵春暄、王世民,1911年生,山东文登人。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中共党团书记。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并视为重犯,关押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王石坚因此得以出狱,并被党组织安排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因为有英勇斗争的经历,王石坚被委以重任。1940年夏,他被派往西安,先后受时为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专门从事情报工作。

  

   王石坚做出了很不错的成绩:从1940年夏到1947年秋为止,七年间,他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现在广为人知、被誉为中共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当时即是王石坚直接领导的情报人员。

  

   对于这个情报系统,毛泽东曾夸他们是情报工作“全国的模范”,刘少奇也予以褒奖,说他们的“许多重要情报,均值得奖以勋章”,转战陕北的周恩来对此更是高兴:“我们在陕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得着的情报”。李克农也予以高度评价:“石坚系统七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

  

   (二)

  

   灾难的发生,有偶然,也有必然。

  

   1947年9月的一天夜晚,国民党北平稽查处电讯侦测室的特工,侦听到了一个没有在国民党电讯机关登记的新信号,并很快判断:这是在北平市内的秘密电台。

  

   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立即行动,出动侦测车,测到了秘密电台的方位。狡猾的保密局特工又利用一个惯盗段云鹏,以做贼的方式,一家一家去窥察。几天后,飞贼段云鹏报告:目标在京兆东街24号。

  

   9月24日凌晨,刚刚向延安发报完毕的中共北平地下情报网电台,台长李政宣与报务员孟良玉,以及二名译电员,即被冲进来的国民党特务抓捕,并被从屋内搜出了大量未销毁的电报底稿。

  

   李政宣电台之所以留有大量电报底稿,是因为该电台发送情报的电文,内容常常很长,故易出现接收电文的差错,延安方面便会来电要求核对,而发报的时间并无规律,因此,核对电文的时间往往也会在很久以后。所以,电台的确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保留一些重要电文底稿,以便核对。

  

   这种做法,是违反情报工作的纪律的。但是,因为一直工作很顺利,没遇到什么危险;加上这个电台的发报任务非常多,甚至连北平市的某些重要物资价格,都要发往延安,这样,往往每次发电时间都很长(最长时居然连续工作七个小时!)。因此,明明是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的做法,竟也就成了常例。

  

   可见,李政宣电台的暴露,有一定的必然性。

  

   电台出事后,这些电报底稿,便不幸成了国民党特务抓捕中共北平地下情报人员的有力线索。

  

   李政宣曾在国民党东北军电台任职多年,是一位电讯方面的人才,通过已是中共党员的弟弟李玉甫,在西安时被中共情报机构吸收。1946年初与来自延安的孟良玉一道,被派到北平,专门从事地下电台工作。其上级,便是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

  

   李政宣被捕后,便叛变了,向国民党特务供出了北平电台的三个地下情报小组、在西安的几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以及在承德的中共地下电台,自然更供出了这个情报网的总负责人王石坚。

  

   报务员孟良玉也叛变了,供出同在延安受训后被派往沈阳地下电台的负责人申福林。

  

   一场大搜捕开始后,北平电台的地下情报人员全部被捕。之中,包括身居国民党军政要职的余心清(国民党保定绥署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谢士炎(国民党保定绥署作战处少将处长)、丁行(国民党保定绥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石淳(国民党保定绥署二处少校情报参谋)、朱建国(国民党保定绥署参谋处作战科少校科长)、赵良璋(国民党北平空军司令部上尉情报参谋)等人。

  

   由于孟良玉的叛变,沈阳的情报小组也遭到破坏。

  

   这个情报小组,是1946年春,由王石坚精心组建的。成员有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少将处长李年、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王书鼐、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以及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少将督察葛佩奇。1947年9月29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从北平赶到沈阳,抓捕了沈阳情报小组的大部分成员。

  

   当时,王石坚也已打入到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中,曾任战区长官部密电主任。在设法获得胡宗南的同意后,作为胡系的机构,又于西安西大街南侧比较热闹的地方,开设了一家“研究书店”,由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陈忠经挂名董事长,王石坚则出任经理,并还接办了《新秦日报》。

  

   凭借安全与方便的公开身份,王石坚领导的这个情报系统,便一步步创造了惊人的成就。1947年春,毛泽东之所以能象神明一样“胜似闲庭信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与几十万国民党“追剿”大军不急不慌的周旋,便是因有了王石坚系统提供的准确情报支持。

  

   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站,第一个被捕的是中共情报人员耿效文,时间是9月28日,即距北平地下电台被破坏四天后,抓捕他的是从北平来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

  

   耿效文的被捕情况,当天王石坚就知道了,而且了解到耿效文坚贞不屈,没有口供。但是,抓人的特务是北平来的,则令王石坚非常担心:北平情报站现在情况如何?

  

   由于国民党特务已控制了李政宣电台,在西安的王石坚,便无法判断北平的情况。

  

   当时,王石坚必然也考虑过自己是不是应该转移。因为,既然是北平来的特务抓人,就不能排除北平情报站出了问题。但是,要一下子贸然放弃苦心经营了七年之久、并卓有成效的情报网,暴露出自己的共产党身份(转移离开西安就必然是这个后果),看来他实在是很舍不得。何况,长期的地下情报工作经历中,有时不得不冒一下险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也许是在权衡之后,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北平,实地考察一番再说。

  

   火,已烧到了门口,却仍希望不会烧到自己身上来。

  

   没有及时“止损”的王石坚,9月29日准备飞往北平之际,在机场被国民党特务抓捕。

  

   接着,10月2日、10月6日西安情报站的王金平、戴中溶、季焕麟等人,也先后被捕。

  

   王石坚被捕后,西安情报站即向兰州情报站发出明码电报,告之王石坚已被捕信息,并要兰州地下电台速报告党中央情报部。以西北通讯社兰州分社身份开展情报工作的尹家明等人,立即电告上级,并请示如何处置。中央情报部指示:摸清王石坚被捕情况。

  

   然而,不等尹家明动身去西安,10月11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冲到了他的家中,尹家明及他的四位情报站同志,先后被捕。

  

   至此,王石坚领导的情报系统,基本上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了。

  

   (三)

  

   王石坚被捕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

  

   据国家安全部前副部长王珺先生2000年在《炎黄春秋》上撰文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洋洋万言,把他为 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还在自白书中向国民党特务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做贡献’”《 王珺:〈复熊向晖质疑〉》

  

   这就意味着,王石坚成了一个叛徒。

  

   王珺先生所说情况,有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的王石坚所写自白书原件为证。

  

   但是,王珺文章没有披露:除了自白书,王石坚究竟有哪些具体出卖组织的叛变行为?

  

   因为,按上述王石坚在自白书中交待的情况,这似乎只是当时他对现实情况的承认,却还不能说是其主动出卖了同志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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