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王明、博古比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7 次 更新时间:2010-08-30 12: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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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宏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和博古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左”倾教条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在抗战初期又同样犯了右倾错误。因此,往往把他们相提并论。其实,他们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下面,就对他们作一个比较,并谈谈他们之间关系。

  

  一 、相同之处

  

  王明和博古的相同之处是很多的,其主要之处是:

  第一,他们都很有才华,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有志的革命青年和学生领袖,在革命斗争中渐露头角。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生于安徽六安县(今金寨县),1920年秋进入设在六安县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学习。在那里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不久就和同学詹禹生发起组织豫皖青年学会,担任事务部主任(一说是事务处长),兼任皖籍同学会会刊《皖光》编辑,并开始在《商大周刊》、《皖光》等杂志发表文章。1925年积极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生于江苏无锡,比王明小三岁。1921年9月进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后定名江苏公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简称“二工”、“苏工专”)预科,也开始在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1924年夏参加上海大学孤星社(后改名为中国孤星社),7月参加“锡社”,8月成为中国孤星社苏州委员会委员,并开始在《无锡评论》、《锡钟》、《血泪潮》等杂志上发表文章。1925年春相继参加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积极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7月被推为锡社执行委员、组织部主任,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就是说,王明和博古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在青年中有影响的人物。

  第二,他们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理论水平很高,并成为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小宗派的成员。

  王明是1925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很快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1926年9月担任中大学生公社主席。在反对中共旅莫支部、“教务派”、“江浙同乡会”、“托派”、“工人反对派”、“先锋主义”以及中共代表团的活动中,他都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支部派”的领袖,并逐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小集团,即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927年9月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支部局宣传干事,兼任翻译、教员。1928年,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

  博古是1926年10月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比王明晚一年。除反对中共旅莫支部的斗争未参加外,他也积极参加了中山大学所有的派别斗争,成为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小集团的重要成员。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学习中,他们的俄文都学得很好,理论也背得很熟。莫斯科的同学生涯,既奠定了他们的友谊,也奠定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

  第三,他们都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

  1929年3月,王明回国,在上海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红旗》报、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劳动》三日刊、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工作。1930年5月,博古也回国,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及《劳动》三日刊工作。不久,他们之间有了联系。他们思想一致,在某些问题上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李立三观点不同。当他们得知共产国际远东局对李立三1930年6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作为“立三路线”形成标志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有不同意见时,立即与王稼祥、何子述决定反对这个决议。7月9日,王明首先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发言,对6月11日的《决议》提出意见。博古等也接连发言。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李立三非常恼火,立即宣布撤销王明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等职务。不久,王明又受到6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博古等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30年9月,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由瞿秋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由于没有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定为“路线错误”,招致了共产国际的不满。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不仅批评李立三的路线错误,还批评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当王明、博古从回国的留苏学生中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改变他们拥护六届三中全会的态度,决定进一步反对李立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11月13日,王明、博古联合给中央政治局写了题为《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意见》的信,说“李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和国际路线不能并容的”。信中虽然也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但中心内容是指责三中全会犯了一系列错误,并说“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三中全会最大的缺点就在对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 11月17日,他们再次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说他们的“政治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受到的批评和处分是不应该的,并提出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等三条要求。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6日作出《关于取消陈绍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不久,王明被任命为在各省委中最重要的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博古被任命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在米夫的支持下,他们反对“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后来,王明说“博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站第二位”[1]。毫无疑问,他就是反“立三路线”的第一人了。从此,反“立三路线”成了他们的政治资本。

  第四,他们都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就在20多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从2月开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2]因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上台的标志。这时,他只有26周岁。

  博古虽然没有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中央委员会,但从4月开始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由于敌人加紧了追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周恩来、王明不便于活动,而顾顺章不认识博古,于是决定让博古参与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3]这样,王明、博古都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层。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形势更加紧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王明不能再公开活动,于是决定王明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成立了由博古、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过去的很多论著都说,是王明提议博古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并负总责的。但据王明说,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是轮流当主席的,后来就逐渐由博古一个人当主席了。[4]不管是由王明提议,还是逐渐确定,博古实际上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这年,他只有24岁。

  王明、博古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时,都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主要是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他们这么年轻就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很少见的。

  第五,他们都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1930年11月底,王明抛出题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以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反对李立三的错误,以比反“立三路线”更坚决的态度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他在中国社会性质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在阶级关系上,夸大现阶段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作用,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在革命性质上,夸大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意义;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即将在包括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发生;在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极力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本小册子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成为“王明路线”的纲领。

  博古的思想与王明是完全一致的。1931年9月2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就是由王明起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1932年1月9日通过下发的《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及后来由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制定的方针政策,与王明的《两条路线》以及《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在延安整风中,王明、博古在被批判时是并列的,被称为“王明、博古宗派”,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5]。

  第六,他们在抗日战争初期都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犯了右倾错误。

  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后,在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第一次联席会议上,王明被推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从此,王明、博古又走到了一起。

  对于王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即在武汉时期的错误,毛泽东在1941年9至10月间同王明的谈话,以及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曾指出有四个方面:(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王明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问题——主要是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同与中央的关系是很不正常的,常用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

  王明在以上四个方面的错误,博古也同样是存在的。王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都是经过博古等人参与讨论或一起署名的。例如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由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博古就参加了讨论。[6]又如1938年3月24日,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王明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交国民党,同时报中共中央一份。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后,感到这个提纲没有明确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和坚持反对妥协投降、悲观失望的倾向问题,武装群众的问题及改善民生的问题,为补救其错误,于第二天另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提出八条意见。可是直到4月1日,王明才与博古等致电中共中央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议后于24日已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再如1938年6月15日王明与博古等在《新华日报》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的意见》,虽然也提到“积极进行民众动员与民众组织”,“领导和帮助民众武装和实行武装民众”,“领导和辅助民众武装和发展游击战争”,但都认为应该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来进行,而没有强调应独立地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创立敌后根据地等。

  第七,他们都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判,同时离开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2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领导的中共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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