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研究者，与“嗅觉灵敏”的新闻记者一样也加入到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中来：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人事档案制度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如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与功能？如果取消这种制度，那么用什么样的新的制度来取代它呢？我们拷问着这种制度本身，我们期冀“汤国基事件”能像“孙志刚之死”一样引发公共政策的创新。不论如何，有些思维“脉络”我们仍然是相当清楚的：传统人事档案制度已日益式微，它的负功能愈加明显；它是“官本位”意识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有产物；它是单位制下的一种强力控制的、不对称的、典型的符号化政治；它的继续存在将造成中国稀缺性制度资源的严重流失。
其实，传统人事档案制度是一套从“警察国家”进入“行政国家”的标志（其后是“福利国家”），是一套对官吏管理的制度，它与普通的百姓毫无关系—－农民、体制外公众以及其他弱势阶层或没有档案或档案意义不大。传统人事档案制度是中国干部制度的附属物，是干部身份的典型符号，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身份制度。在经济日益市场化和政治日益民主化的今天，这种身份型的人事档案制度的政策性缺陷已经显露无遗：
第一，设置“人才壁垒”，限制了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降低了人力资源的开发度。一个社会真正的发展在于积极地、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过“资本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增值”，人力资本也是如此。在一个人力资源还相当稀缺的国度里，过度的“人才壁垒”只能妨碍个人自由、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同时，这种“人才壁垒”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显性浪费”和“隐性浪费”，把一些适合承担某些职位的人予以排斥，将一些不适合的人去承担这些职位；把愿意承担某些职位的人予以排斥，而将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强力留住。因而，单位制下“粗工”、“窝工”、“怠工”的现象在所难免，工作效率、制度效益低下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实施“行政控制”，强化了行政的随意性，传统档案制度成为某些领导压人、整人的操作手段，是典型的“人治行政”。人事部门只管人不管事，在管人当中全凭主管领导的偏好进行人事鉴定，而对“单位人”的品行和工作鉴定处于极度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之中——许多人也许一辈子也不知道他的档案到底有些什么内容。把不称职者写成称职，把称职者写成不称职，更有甚者把人家档案中的“不清白”拿来说事，因此档案也被神圣化为权威的权力符号，成为操纵别人的手段。本来属于公权力领域的事情硬要变成私权力，而对于单位人来说便是公权力严重侵犯私权利。湖南作家汤国基在上大学时到底有没有精神分裂症，我们姑且不论，但属于私人领域的私事又该不该存留于公共档案之中呢？档案之中的精神分裂记录对没什么病症的汤先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单位的拒绝和精神的伤害，反而有“精神分裂”的汤国基成为了湖南本土的一位知名作家。至于个人思想品德的记录，只能任凭领导者的“定性描述”。直到今天，如何量度思想品德仍然是一个“歌德巴赫猜想”。
第三，产生“制度交易”，致使人事档案制度进一步扭曲，本来平等的公共雇佣关系演变为金钱和权力的角斗场，制度外公私关系的“幕后交易”有增无减。由人事档案衍生的一系列腐败现象仍然大量存在，档案成为了某些人权力寻租的必需品。一些人为了把档案从原单位调走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关系、走后门，于是本来不具商品价值的东西有了价值。而一些人利用档案作掩护，名为在公共事业单位上班，实则为自己干活，同时他也可以在多个单位领取薪金。这说明，仍然有许多“单位人”还把人事档案当回事，对他来说人事档案还是身份和地位的文字记录，甚至是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护身符。而有的单位则根本不在乎原来的档案，承诺对引进人才重新建立人事档案，因此档案成为“鸡肋”。其实，全国已有相当多的城市明里或暗里承诺高级人才不受人事档案限制，这一方面说明人才已经成为地方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人才大战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人事档案制度的功能日益式微，有档案和无档案已经不太重要。同时，也使我们思考：对于一项可有可无的政策或制度进行高成本维持有不有必要？
第四，制造“单位封闭”，消弱社会的整合性，妨碍着正常的社会分化。传统的人事档案制度产生于以政治出身为依据的政治身份等级体系、以城乡户籍和所有制为依据的社会身份等级体系、以平均主义为依据的单位系统内资源分配等级体系，为了维护本位利益，就必须对其他社会群体或其他社会系统进行排斥，因而人为地制造了“单位封闭”和低度化的社会流动。这种刚性化的制度隔离，加剧了单位与“单位人”乃至于整个社会的不信任状态；同时，也促使某些人不“唯实”（事实）、不“唯书”（真理）、只“唯上”（领导），造成了本真人格的扭曲。随着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进程和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社会差异成分越来越多，刚性的制度阻隔毫无疑问对正常的社会分化起着阻碍作用。在公共事业单位以外，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已经愈来愈高，传统的“二元人事体制结构”在制度变迁的背景下越发显得与社会整体不相调和。
当前，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发展质量和尽快实现社会的转型，政府取消了与现实不相协调的许多政策、法规，比如取消收容审查、户籍藩篱、强制婚检、强制拆迁，实行结婚离婚无需介绍信、艾滋病人允许结婚、公安部30条便民措施等等，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一个道德型、服务型、回应型、法治型政府的回归。同时，我们越来越清晰地阅读到公共政策的人性化和制度的文明化趋势。另一方面，政策与制度的宽容也是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尺。一个好的公共政策应该是“满足多数、保护少数”的政策；一个好的公共政策不是“记录错误”而是让人“改正错误”的政策；一个好的公共政策应该是提高社会整体发展质量的政策。因此，作为身份和权力符号的传统人事档案制度必将走向终结，新型的、科学的人事档案制度必将走向前台。
笔者认为，人事档案制度的公共政策创新必须沿着契约化、社会化、电子化和法制化的方向发展。所谓“契约化”，就是必须明确公共事业单位人员的公共雇员地位，强调其权利和义务的对称。实际上，传统的人事制度只规定“单位人”的义务而没有保证其权利，或是“契约短缺”或是“契约异化”，是与规范的公务员制度相违背的。所谓“社会化”，就是契约型的人事档案可以交给社会中介如人才市场去管理，公共权力部门、公共事业单位和公共雇员只能“袖手旁观”，既做到公正又节约成本。所谓“电子化”，就是通过电子手段建立个人征信体系和社会信用制度。实际上，“单位人”如今已经成为“社会人”，纵算真正的人事档案制度也不能全部了解“单位人”的信用状况，而电子型的个人信用卡能够了解个人的公共行为以及诚信记录。所谓“法制化”，就是必须按照宪法及《公务员法》、《劳动法》、《保密法》等法律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和人事管理。
中国已经加入WTO，作为“单位人符号化政治”的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还要延续多久呢？
原载于《南方周末》（广州），2004－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