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 次 更新时间:2021-10-17 2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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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视角看,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STPP)是继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之后出现的研究热点和主流。STPP研究已经显露出自身的特点。在基本立场上,坚持对科学技术持审度的立场,对公共政策持平衡的立场,在“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融合科学与人文。在方法论上,主张实践导向、方法集成、地方特色和反身张力。STPP已经形成了特有的研究内容、问题和文献,但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成熟。

   【关 键 词】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立场/方法论/研究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与政治、国家、政府及其公共政策的关系日益紧密。正如阿伽西所说,当代社会需要把科学技术的公共政策研究置于公共议程的优先位置,借此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又控制科学技术所孕育的权力。[1](P298)然而,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Science, Tech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STPP)研究一直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领域迟迟没有成为研究的主流。

   到20世纪、21世纪之交,STPP研究才得到足够的关注,开始在STS领域大规模兴起,逐渐取代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 SS)、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而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和研究范式。比如,柯林斯和埃文斯近年来极力主张“专业知识及经验的研究”(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SEE),主要是试图确定公共领域的技术决策中专业知识和专家合适的位置和作用。[2]

   目前,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全球超过40个大学或研究机构设有STPP或 SEPP(Science, Engineering and Public Policy)的研究计划或研究机构,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由于STPP研究涉及的问题域太过广泛,研究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其关注点、视角、研究方法乃至表述方式等差异较大,因而整个研究显得比较零散甚至凌乱。本文试图从STS的视角对STPP研究进行总体的把握,初步探讨STPP研究范式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从SS、SSK到STPP

   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又不可忽视的新趋势。第一,科学、技术一体化,科学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成为科学、技术存在的基本形态。第二,科学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日趋紧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第三,正如D. J. 普赖斯所言,“小科学”发展成为“大科学”,科学技术成为大规模团队合作的事业。[3]第四,鉴于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个国家普遍开始引导、规划和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五,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暴露出来,环境、能源、气候、人口、生态等所谓“全球性问题”或多或少均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第六,科学原理、技术工具和数学方法被引入社会管理领域,以调控资源和人员为目标的企业管理、人事管理、博弈论、信息论、规划论等社会技术兴起,政治活动和公共决策日益科学化。

   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逐渐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基本理解。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社会系统或社会体制,因此将科学视为社会体制的STS研究兴起。STS这一名称源自默顿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狭义的STS常常指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科学社会学,尤其是默顿及其学生(如巴伯、朱克曼)、同道者形成的“默顿学派”,他们主要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科学体制的内部问题。本文所称STS为广义的理解,它研究作为社会体制的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对象既包括科学体制内部也包括科学体制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和方法亦不局限于社会学。SS是STS的组成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科学体制化过程、科学的社会组织形式、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奖励、科学权威、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等。默顿学派代表作有《科学与社会秩序》(1952)、《科学社会学》(1973)等,该学派还创立研究机构,授予专业博士学位,在相关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当时STS研究的主流。

   虽然SS着力研究科学体制内部问题,但是它回避了科学知识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学分析。它认为科学知识生产本身是客观的、不受社会性因素影响的追求真理的过程,属于认识论而非社会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在德国出现了以舍勒、曼海姆等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 SK),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联系问题,代表作有《知识社会学的尝试》(1923)、《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等。SK对自然科学的关注不多,70年代SSK研究兴起,秉承SK的思路并将社会学分析扩展到自然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大胆地用社会因素解释科学活动的核心生产过程,其基本问题是:科学知识是如何被社会建构出来的,主要研究包括:实验室的知识生产、科学家群体的人类学考察、案例研究、女性与科学研究等。SSK的兴起对STS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以至于巴伯称之为“一场创造性的革命”[4](中文版序言,P10)。早期SSK研究中心在英国,以爱丁堡学派(布鲁尔)、巴斯学派(柯林斯)和约克学派(马尔凯)为主要代表,后来SSK的影响遍及欧美,90年代在STS领域占据了主流位置,取得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代表作包括《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1974)、《知识和社会意象》(1976)、《科学与知识社会学》(1979)等。

   实际上,在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交汇处进行理论探索,尤其是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研究很早就已经开始,比如《科学与社会秩序》中就设专章讨论科学的社会控制问题。但是,STPP研究在STS领域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更多的相关研究属于管理学和公共管理的领域,主要聚焦于科研管理、科技政策问题,逐渐确立了科学技术是一种全球供给、流动和消费的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基本立场。科学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如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科学技术知识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其效用不能也不必进行分割),消费的非竞争性(某一个体对科技成果的消费,并不排斥、妨碍其他个体同时消费它),受益的非排他性(科技成果一旦公开,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他人使用它并因此而获益)。科学技术作为公共产品的立场蕴涵了两个核心观点:(1)科学技术同样具有公共产品外部性,不可避免市场失灵和“搭便车”的问题,因而必须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由政府对外部性进行纠正;(2)科学技术是属于社会公有的宝贵财富,既应该被全社会所享用而惠及每个社会个体,也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由全社会来促进、管理和控制。前者奠定了STPP研究的合法性,后者则确立了STPP研究的民主原则。

   实际上,STPP研究民主原则的阐明与SSK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SSK以建构主义的立场对科学进行批判,把科学生产看成社会建构尤其是社会利益作用的过程,而不是纯粹客观的探索真理的过程,进而从各个角度对科学和传统科学观进行攻讦,包括认为当代科学已经走向了民主的反面,成了以真理之名行权力、控制乃至奴役之实的强权,科学家成为排除异己的新牧师。如巴恩斯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以专门的非个人知识为基础的世俗社会,这个社会赋予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的地位,如同我们的前辈们承认牧师和宗教教义所拥有的地位。”[5](P1)富勒则认为:“直到此时,也就是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在达尔文学说的影响下,科学开始具备许多使得宗教成为早期权威来源的特点。”[6](P146)因此,他们反对以科学的专业性为理由而把科学置于公众的民主监督之外,反对外行不能干涉科学事务的主张。SSK的主张与激进的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反科学思潮合流,于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终在90年代末激起了与科学支持者之间的著名“科学大战”(Science War)。之后,虽然SSK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以布鲁尔为代表的“强纲领”极端观点被修正,但是包括民主原则、建构原则在内的一些核心观点逐渐深入人心。

   20世纪、21世纪之交,STPP研究开始在美英和欧洲大规模兴起,近年来已经成为STS领域的主流。今天STPP研究聚焦于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交叉领域,着力对实践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远远突破了早期的科研管理和科技政策的范围。实际上,当下的热门的全球性问题均或多或少地与STPP相关。因此,STPP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问题学特征,围绕具体问题整合跨学科的研究资源,以期获得某种对策性的知识。STPP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深入理解科学技术与人(社会)的关系,应用公共政策杠杆,让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让科学技术惠及全社会。应该说,目前STPP正在兴起,还没有完全形成成熟、一致和整体的研究范式,不同视角、不同学科、不同问题的研究正处于相互碰撞、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虽然STPP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作者,但目前要确定代表作、代表人物为时尚早。STPP主要相关专业期刊包括: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Technology in Society、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Research Policy等。

   需要指出,从SS、SSK到STPP的发展过程,并非取代或升级的过程,而是STS领域热点增生、主流更替和问题域扩展的过程。STPP成为STS的新主流,并不意味着SS、SSK研究的消失,它们至今仍然占据应有的位置,并且三者之间不断进行深层次借鉴、补充和融合,推动STS研究朝着一体、全面、有机的方向发展。

   二、STPP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

   虽说STPP研究尚处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但目前已经表露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某些基本立场、方法方面的特点。

   (一)STPP的基本立场

   1.对科学技术持审度的立场

   大致来说,人们对科学的总体看法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辩护、批判和审度三种取向。[7](P294-296)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辩护者着力证明科学的合理性,后来以另类科学哲学为代表的科学批判者着力否定科学技术的价值,而审度立场是近年来出现的更为多元、理性、宽容地看待科学技术的新取向,主张对科学技术进行谨慎、历史和具体的审度,反对极端立场,避免极端的科学技术乐观论和悲观论。SS坚持传统的辩护观点,试图从社会学角度说明科学的优越性,这从默顿“科学精神特质”的观点就可得到佐证。①SSK尤其是“强纲领”SSK是另类科学哲学的主力军之一,力主批判科学技术。而STPP坚持审度立场,反对对科学技术进行笼统的判断,反对割裂具体的历史语境孤立地看待科学技术,而主张既要看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正面效应,又要保持对其负面效应的警惕,认为最关键的是在不断增进正面效应的同时抑制负面效应。

   2.对公共政策持平衡的立场

在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实践中,效率和公平是一组常常冲突又必须兼顾的矛盾。在STS研究中,存在着类似问题,大卫·艾杰称之为“技治主义路线”与“批判路线”的冲突。[8](P12-15)前者追求的是科学技术投资和政策的理性回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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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1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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