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忆李时岳、胡滨先生兼谈“四个阶梯”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2 次 更新时间:2017-11-14 11: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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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此文提交给2016年山东师范大学召开的纪念胡滨先生学术会议

  

   一

  

   1982年底,教育部派我回到刚刚毕业离开不久的母校吉林大学,参加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的修订会议。教育部所以派人参加这个会,是因为中华书局出版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可谓当时全国高校唯一堪用的教材。经过“文革”十年动乱,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片凋零。高考恢复后,77、78级学生入学,教学步入正规。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课程是教学重点,要授课一年,教材需求十分突出。其时山东、北京、吉林等地一批专家合编的《中国近代史》,算是最不错的本子,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时,一次印书即超过十万,隔年又印了十万。本人在校用的也是这本教材。那几年正值思想解放大潮,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成说不断被突破,教材须及时修订,这次由教育部派人参与的,已是该教材的第三次修订。

  

   为了赶印期,修订会便是工作会,几位作者:李侃、李德征、胡滨、李时岳、杨策、李文海、王庆成、龚书铎、赵矢元,加上两位责编和我,大家围坐一个圆桌,逐字逐段地讨论修改书稿,增写和改写了近二分之一的节、目,十分辛苦地完成了任务。后来我对这个第三次修订本写了篇书评[①],其中有两段话这样说道:

  

   修订本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突出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努力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基本线索是一本教材的纲,在教学中十分重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目前史学界讨论热烈,看法不一,又是教材编写的难点。对此有的教材采取了绕道走的做法。其实近年来史学研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许多公认的成果,执不同观点的同志也有共同点,譬如大家都承认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与反对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是两项带有根本性质的历史任务。修订本从各家的共同认识入手,力图摆脱一些旧的框框,加强对社会经济变化的开掘和阐发,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这条脉络更加清晰,这无疑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的科学体系,是一个进步。为此作者改写和充实了第三章。在这一章里,读者可以了解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洋务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发展阶段,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和演进。其中关于洋务运动,是近年来争论较大的课题,有的教材在这里只重视强调某种结论,对史实交待得不够,学生感到不满足,修订本则利用陆续发掘的大量材料,比较详细、客观地叙述了洋务运动的具体过程,还对当时创办的一些重要企业逐个加以介绍,内容显得很饱满。至于今人如何看待和评价洋务运动,书中采取了学术界多数人同意的说法,持论慎重,笔墨不多,同时给读者留下了依据史料,独立思考的余地。

  

   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是作为一个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互相转化的矛盾运动留下轨迹的。可是在某些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只注意反映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一面,往往忽视矛盾的另一方面,这就不容易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揭示得十分清楚,对学生读者来说,也缺少了很大一部分应该知道的历史知识。修订本在对原内容进行调整的同时,增加了叙述清政府内部活动及其矛盾斗争的内容,如“辛酉政变”,洋务派与顽固派;军事工业与新式陆海军的建立;清末“新政”等等。由于交待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就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兴起、北洋军阀的产生、辛亥革命的酝酿等主干线的伸展做了必要的铺垫。此外,修订本还把反洋教斗争一节和义和团运动连接起来;在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加了“临时政府北迁后的局势和‘二次革命’一节,以‘二次革命’的失败作为辛亥革命的终结。这都使历史过程显得更加完整、各个环节之间的因果联系得到进一步贯通,有利于初学者理解和掌握。

  

   教材修订会对我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李时岳先生是在母校给我授课整一年的老师,山东师院的胡滨先生和李先生学术观点相近,这次得以面见求教。李、胡二先生都五十多岁年纪,精神矍铄,工作干劲十足,看得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使两人很振奋。胡先生早年求学清华,读的是“近代中外关系”,他英语好,掌握外文史料多,学识俱国际视野,而李先生毕业北大,思想更不保守,且强于史论,特别是李、胡均师出邵循正先生门下,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研究下过功夫,他们痛感“文革”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向了歧途,有许多理论观点需要正误,未开垦的学术园地在在皆是,于是二人成为学术搭档,在中国近代史坛创立了新的言说体系。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是集体作品,李、胡二先生在第三次修订本中的贡献显而易见,但该书也包涵了其他各家观点。教育部则请他们又撰写了一本新的专题课教材,即后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闭关到开放》一书。

  

   二

  

   李、胡二先生创立的中国近代史新的言说体系,被人叫做“四个阶梯”说。

  

   1980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李时岳的论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文章说:“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长期以来,从‘批判剥削阶级’的原则出发,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观念:办洋务就是买办化、卖国主义;搞维新无非是妥协、改良主义;干革命也不正确,因为是资产阶级的,必须 ‘立足于批’。先验的原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研究工作只能在固定的框框内弥缝补苴。稍许出格,‘歌颂帝王将相’、‘为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为资产阶级争历史地位’等等罪名即随之而来,从而扼杀了学术民主,也就禁锢了科学前进的脚步。拨乱反正,必须从实际出发,打破框框,重新进行认真地探索,广泛展开自由的讨论。”这话说明,作者是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下,对以往的一些学术“原则”和“固定观念”进行了反思和否定,从而提出自己新观点的。

  

   李文中的几段论述,当年曾被我们这些学生在宿舍里大声咏读:

  

   中国是以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被强制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落后使中国挨了打。当欧洲出现资本主义曙光的时候,中国仍然沉睡在封建主义的漫漫长夜里,封建统治者枉自尊大,固步自封,闭目塞听,闭关自守,造成了对世界的愚昧无知。鸦片战争前,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一些人,他们提倡通经致用,揭露政治危机,讲求兴利除弊。这些有识之士,被称为改革派。但是,他们的改革主张仍然拘囿于古老的圣经贤传,并不能适应正在酝酿着巨大变化的中外形势。终于鸦片战争爆发了,堂堂天朝上国竟被不知从何而来的外夷小丑打得惨败。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促使人们发愤图强。改革派开始认识了在当时世界潮流下改革的主要方向:“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过,改革派人单力薄,在权贵的压抑下不能有所作为。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仍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昏昏然不思振作。“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只不过成为一种珍贵的思想资料在历史文库里闪闪发光。

  

   紧接着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广大农民奋起用武器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昏聩,打乱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全国规模的阶级大搏斗,使得地主阶级改革派也投入了镇压农民战争的反革命行列。林则徐死于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途中。魏源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抵抗太平天国。他们的后继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流纷纷崛起,成为农民战争最厉害的敌人。

  

   历史于是出现了转折。

  

   农民战争打击了腐朽的权贵势力,给予地主阶级改革派掌握权柄的机会。掌握了权柄的改革派镇压了农民战争,成为新的权贵。新权贵们懂得“师夷长技”的必要,洋务运动于是发轫。旧权贵势力没有铲除,于是发生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洋务运动蹒跚跛行。洪仁玕向西方学习的方案《资政新篇》,尽管得到了洪秀全批准,但在太平天国只是一纸空文,而恰恰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们却将《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如兴办近代工业、矿业、铁路、航运、电讯等等付诸实施。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矛盾、迂回的。\r

  

   正是在洋务派主持下,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以及煤、铁矿场,创办了第一个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铁路、电线,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出现了第一代科技人才和在本国厂矿里的产业工人,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里一些地主、官僚、商人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所有这些,至少在客观上使封建坚冰出现了裂口,从而为开通资本主义的航道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

  

   洋务运动破产之日,即维新运动兴起之时。

  

   洋务运动在始初阶段,曾经得到各方面进步人士的一致拥护。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实际上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或支持者,即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就是洋务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某些批评,基本上属于条陈或建议的性质。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中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倾向,或向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转化,或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中法战争的失败,把洋务运动的纸老虎戳了一个大洞。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开始被一些进步人士所觉察,它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外国侵略势力深入的反动作用的一面,逐渐显示出来,于是,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指摘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而没有学习西方富强的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实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根本不净,百事皆非”、“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们批判地主阶级改革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说:有其体才能有其用,牛以负重,马以致远,如果以牛之体而求致远之用,以马之体而求负重之用,结果只能是“两撅”而已。这样,维新思想便突破了洋务思想的樊篱,不是枝节的改革,而是根本的改造。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的呼声。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事实证明,枝节的改革不能救中国。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刺激人们寻求新的救国方案,于是,维新思想大发展,并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推动下,迅速掀起了维新运动的高潮。

  

还在维新运动开始高涨的时候,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便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戊戌变法前乃至变法失败后若干年内,兴中会员和维新人士之间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向无芥蒂”,“彼此往来异常亲热,真无所谓有彼此之分”。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维新派以封建顽固势力为主攻方向,他们的活动具有启蒙的进步性质;另一方面也说明革命思想路线还没有完全成熟。事实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乃至民生主义,几乎都是由维新派发其端而由革命派竟其绪的。维新派首先提出只有实行民族主义才能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命题,鼓吹“满汉不分,君民一体”以实行民族主义。革命派从维新派手中接取了民族主义的大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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