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延安整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4 次 更新时间:2017-11-14 11: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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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摘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传入中国后,对中共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而且深远的影响。本文研究了该书与延安整风的关系,从整风指导思想的形成,整风学习的内容,党史讨论的方式方法,以及在“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到运动结束,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中都可以看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

   关键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延安整风  毛泽东  王明

  

   1939年7月15日,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的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党中央回答以下问题:

  

   (1)是否收到了中文版《联共(布)党史》1万册以及该书纸型?

  

   (2)此书发行如何,卖出了多少本?

  

   (3)为学习该书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

  

   (4)对此书有什么评论?

  

   任并告知中共中央:“发行和学习此书是提髙党的思想水平的一个转折点和强大杠杆, 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最广大群众的一个最有力的手段。

  

   在兄弟党那里此书的发行进行得很成功。”[①]

  

   193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回电任弼时:

  

   1.联共(布)党史的苏联版本寄来前,在中国已经把该书从俄文译成中文。该书已分两卷出版。第一卷已在重庆、香港、上海和延安出版,印数为2. 5万册。大部分已经售出。第二卷很快就出版。为了向读者作介绍,我们的《解放》杂志还刊登了第一卷的两章。在上海还出版了译自俄文的第二卷。

  

   2.苏联版的样书寄到延安时,第二卷已经印出5000册。苏联版本的3000册运到重庆,不久就已全部售完。你们寄到延安来的1万册,主要已分配给华北和西北各地区,一部分留给延安各机关。

  

   3.我们党中级干部学习小组。一般县委以上干部都已经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它成为教学的必修科目。该书是延安所有学校的教科书。此外,在延安还成立了由王明同志领导的《联共(布)党史》学习委员会。在党的报纸和《解

  

   放》、《群众》等杂志上经常刊登介绍性的文章和学习《联共(布)党史》必备的材料。我们对于苏联版的译本很满意,尽管某些地方的译文过于欧化。这部书对于提高我们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会起重大作用。现在我们在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扩大该书的学习范围。

  

   4.据来自重庆的报告说,这部书在同情我们的无党派人士中间也大加赞赏。一些杂志和报纸刊登了对该书的评论。我们在重庆的机关报编辑部还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咨询这部书的情况。来自其他地方的报告还没有。[②]

  

   共产国际将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万册及印刷纸型送达延安,在当时条件下,这是非同寻常之举。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接到来自国际的电报后,很快便回电报告。从报告内容可见,党中央对出版发行和组织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安排布置得很到位,这也是非同寻常之举。

  

   就在任弼时致电延安了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学习情况的一个多月前,1939年6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问题研究小组[③]召开会议,会上任弼时提出“应该把小组工作与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准备材料的工作结合起来”。曼努依尔斯基[④]则提出“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撰写方法和它的丰富思想内容相联系并在其基础上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历史”的议题。对此,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是:讨论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任务,“在这方面,这里(指莫斯科——引者注)的工作对中共中央将具有辅助性质”。他还建议该项工作要放在应对较为紧急的时局问题之后来进行。[⑤]所谓“紧急的时局问题”,即国共关系发生紧张等问题。从后来的历史情况看,季氏的意见基本上得以遵行。

  

   一本来自苏联的出版物,对其后中共党史的影响由此拉开了序幕。

  

  

   说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如获至宝,这一点也不过分。据郭化若回忆,毛曾对干部们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⑥]我们知道,毛泽东喜爱读书,但在抗战烽火,戎马倥偬之时,一本几十万字的书籍,能够连续读上十遍,这肯定不是一般的读书行为。毛读书的原则是“为现实斗争服务”,他总是告诫同志们“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工作”来读书,这“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⑦]那么,是怎样的现实斗争吸引毛泽东如饥似渴地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呢?这首先需要考察该书是在何种历史环境中撰写的,它的主旨及其内容是什么。

  

   1917年11月1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发动武装政变,一夜间夺取了政权,史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发生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且须多国同时成功。这些条件,当时俄国都不具备。其革命成功靠的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即在理论上提出“一国胜利论”的同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两步走”策略。先“麻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同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取得政权后,再“不停顿地”迈向社会主义。[⑧]这样,11月17日的行动没有费多大事,软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即被拿下。然而在其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时,却引起了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猛烈反抗,残酷的内战持续了好几年。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⑨],其背景就是如此。列宁逝世后,俄共(布)党内高层爆发斗争,斯大林把与他对立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看作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在党内的代理人,认为这一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前途。在斗争进入白热化的1931年11月,斯大林发表《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严厉批评苏联党史界“偷运”和“贩卖”托洛茨基主义。[⑩]他极为重视党史服务于现实政治问题,用正确的历史结论来统一党内思想,以彻底击败托季、布哈林等反对派,为此便亲自主持,开始撰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教程》被视为斯大林的“准著作”,作为附录收入《斯大林全集》是有道理的,因为斯大林花费了大量精力,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书稿,并加写了其中长篇幅文字,直至全书完全符合自己的思想。[⑪]

  

   研究者一般都肯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写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然而其真正的高明之处更在于立论高屋建瓴,阐述富于逻辑。首先,它回答了在俄国这么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何以搞成功了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列宁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使其与俄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创造了列宁主义,这一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断,使该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制高点,在当时俄国国内和布尔什维克党内无人能够否定。同时这也强化了斯大林在与托季乃至布哈林的斗争中的地位,因为后者都是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斯大林在当时则被看作是个实干家。接着,《教程》顺理成章地说明俄国社会是一个怎样的实际情况:按照列宁的观点,“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⑫]在小资产阶级“千千万万地包围着我们,我们是少数。”[⑬] 的环境中,该书这样宣称:“我们党的历史是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并把它们打垮的历史。”[⑭]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教程》一书的编写主旨,即它是一部如何同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做斗争的教科书,把孟什维克及其隐藏在联共(布)党内的代理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完全正当、非常必要的。书末“结束语”总结了六条党的历史经验,其中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最为主要的两条,便是如何战胜党外与党内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分子及其代理人。[⑮]

  

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构建了上述理论高地之后,它已经坚固无比,攻无不克了。但是要想让阐述富于逻辑,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斯大林在党内高层的对手们一一纳入“孟什维克路线”,进而把他们全部归于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也即资产阶级阶级敌人的范畴。这在理论上不难解决,因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包括斯大林在内,几乎无例外地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⑯] ——马恩早就论述过小资产阶级“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⑰]的特点——这些人如果不能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则自然是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存在着变成阶级敌人的可能性。[⑱]可是事实叙述却并不容易,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斗争很复杂,阵线是不断变动的,打击面又相当宽泛。列宁患病和逝世以后,先是托洛茨基反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遭三人联合反击落败。接着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目,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形成联盟,对抗斯大林、布哈林,被驱逐出党。继而斯大林又反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最后因基洛夫被刺事件,引发新一轮“肃反”[⑲],致使当年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有一半遭处决;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被杀和自杀的则超过三分之二。 另外,在党内高层斗争中,双方或多方领导人之间互相攻讦的说辞又都完全一致——指责对方为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代理人,如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定性托洛茨基反对派是“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⑳]接着托洛茨基又被斯大林等人指为“孟什维主义的代理人”。[21] 1927年4月季诺维也夫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中,批评斯大林、布哈林让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主义观点”。[22] 1928年6月,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它给东方各国及全共产国际的教训》一文,抨击斯大林等人在中国搞阶级合作,是“置小资产阶级的孙中山主义于马克思主义之上”。[23] 同年1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布哈林也是“托洛茨基主义”、“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两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倾向”。[24]那么,在这段历史叙述中,如何把斯大林一人摘出混战,说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把其他人(尽管他们也曾互相对立)有说服力地打进另册,说他们从来就是一伙的呢?对此《教程》在历史材料的选取上、理论分析的辩证上,确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教程》得出的结论是,在联共(布)党内,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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