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1 次 更新时间:2017-11-08 02: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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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摘 要】本文针对国际学界有关中国史研究中一直讨论的“汉化”、“殖民”和“帝国”三个概念作出自己的解释。指出“汉化”如果作为清帝国统治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确实不妥,但作为清代社会文化变迁中的现象确实存在;如果我们采取全球史的观察立场,而且不对“殖民”和“帝国”作道德和价值评判,其实我们应当承认历史中国尤其是清王朝也确实有过“殖民”,也确实像一个“帝国”。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历史研究中“名”、“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历史上,传统中国的国家、疆域、族群、制度,并不像现代“概念”那么明确和简单,用现代国家定义去反推历史中国,用现代国际准则去理解古代中国的国际秩序,用现代简单明确的概念去理解丰富复杂的历史,当然都不免圆枘方凿。

   【关键词】现代概念 历史中国 汉化 殖民 帝国

  


引言: 三个争论的概念

  

   2010 年,罗威廉(William Rowe) 在他为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编“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所著《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中,曾经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汉人”与“蛮夷”之间是否只是文化习俗的差异? 他列举了“汉”与“非汉”之间的一些差异,比如,汉人“以筷子进食,密集的定居农业,从夫而居的父系家庭制度,适切的葬礼与祭祀祖先,或是至少对精英阶层而言,习得汉字书写的能力”,而“蛮夷”则否。我不知道他的这些举例,究竟是深思熟虑的归纳,还是随意而为的示例。不过,应该说他的做法很有趣,同时也提醒我,要说明“中国”,大概需要先对中国的核心政治—文化区域,也就是汉族及其文化做一个界定。

   因此,我在《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一书中曾经提出,作为汉族中国的——而不是兼容各族的中国的———文化,其特征大概可以概括为:(1)汉字书写以及通过汉字思考;(2)家庭、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礼仪制度和儒家学说;(3)三教并存的宗教信仰世界;(4)阴阳五行的知识、思想与技术;(5)天下中央的世界观。后来,我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再次说明了这五个方面。我想,所谓“汉族中国”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乡村秩序、婚丧礼仪、律令制度、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世界观念的综合文化———也许在这五个方面,可以与其他族群的文化做一个大致的界分。所以,我说这些文化特征,是汉族中国“有”(或者比较明显)而其他族群“没有”(或者不很明显)。

   可是,在历史上谈论汉族中国的文化,常常会涉及三个相当棘手的概念。首先,是争论不已的所谓“汉化”;其次,说到“汉化”又涉及一个意见相当分歧的概念“殖民”;再次,讨论“殖民”则不能不讨论,中国是否与近代以来的各种帝国一样,也是一个“帝国”?

   这篇文章就试图重返历史,讨论这三个棘手的概念。

  

一、如何重新理解“汉化”?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汉化”。

   一说到“汉化”,有的欧美学者会很反感。最具有标志性,也是最为中国学界熟悉的,当然是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关于清朝“汉化”的论点。在1996年夏威夷举行的全美亚洲年会上,罗友枝以前任会长身份发表演讲《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在这篇演讲中,她提及何炳棣有关清朝成功统治中国是由于“汉化”的说法。她批评说,这是 20 世纪中国的汉族民族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诠释,因此“去除‘汉化’理论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她呼吁“重新评价许多统治过中国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1998 年,罗友枝又在其著作《最后的皇朝:清代皇家机构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中,再度表达一种超越汉族中心的“中国史”的观点。

   她认为,清朝能够成功维持三百年的统治,并非像何炳棣等人所说的“汉化”或者“中国化”,而是满族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群体,不仅依赖保持本身的特点,实施异于汉族的统治方式,而且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非汉族民族的支持。从这一点上来说,满清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族的大汗身份,而不是中国传统的皇帝身份出现的,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东西,满清帝国和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

   “汉化”的说法确实有很多问题。不过,我似乎觉得,以上争论多少有些“失焦”,因为“汉化”并不仅仅涉及清朝的统治是否以及如何成功,也不仅仅涉及满族统治精英的文化认同。罗友枝与何炳棣在对“汉化”进行争论时,都过多聚焦在满族统治者如何对大清帝国有效控制和管理这一方面,就连欧立德(Mark C.Elliott)的《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也把满人维持民族特性(ethnicity)与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的问题,过多聚焦在大清帝国何以能够在大多数汉人世界中“统治成功”上。

   但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史或制度史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史或社会史问题,“汉化”涉及这个帝国的疆域、族群、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从政治史或制度史的角度,我部分同意罗友枝的观点,是因为她看到了清代作为多民族帝国的复杂性,清朝皇帝确实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手段和政治制度,来维护这个多族群的帝国,并且努力维持满族认同,以确保满族统治。而且由于这种“分治”,使得这个帝国始终存在多元文化,正如她所说,即“他们操着各种与汉语相异的语言,笃信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和萨满教,在 18 世纪,其各自独立的文化和信仰系统在清统治者的支持下,得以发展和保持”。

   但从文化史或社会史的角度,我也部分不同意罗友枝的观点,这是由于她为了强调这种复杂性,似乎不太考虑“汉化”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很大程度上在这个帝国确实存在。这不仅因为清朝皇帝“参汉酌金”,借儒家经典论证帝国合法性,不能只强调满族认同,至少应当承认汉化是一种策略,正如叶高树所说“其塑造认同的最大特点,在于民族共同体与多民族帝国的二元并存与并行”; 而且还因为“汉化”确实存在,它不仅多多少少改变了满族统治者的文化(例如八旗子弟“骑射国语”等特性,在 18 世纪以后的退化),而且在很多区域(如广西、云南、贵州等),也确实改变了原本非汉族人群的政治、生活和习俗。

   同样,从文化史或社会史的角度,我也部分同意何炳棣的观点,因为他列举了“漫长的帝国时代(前221—1911)”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既有从 4 世纪最混乱的时期到 10 世纪,族群、宗教、哲学与生活的“最终彻底的汉化”,包括“对汉族古典文学和历史的了解,对儒家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接受”。也有他提到的傅海波和陈垣等指出的宋以后各族“汉化”/“华化”,包括他们选择汉族的生活方式、婚丧制度和价值观念,特别是清代采用明代的政府体系、汉族的文字语言、儒家的礼仪制度,以及古代的经典文献等。

   但是,从政治史或制度史角度,我却不同意何炳棣的看法,不仅因为他觉得“中国人(按:实际上是汉族中国人)谦逊、没有偏见、心胸广阔,总是给有思想的外族留下良好印象”,认为“(汉化)通常是自发的而非强迫的”,这流露出他不自觉的大汉族中心主义倾向。而且,他把清代统治的成功,过度归功于满族统治者的汉化了。比如,他把康熙向孔子牌位行叩头礼、雍正推崇礼仪名分以正人心风俗、乾隆写汉诗等等都作为例证(而不是策略),“使满族统治者博得了其臣民的绝大多数——汉人——的衷心拥护,并进而引领全国进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繁荣和人口增长时期”。

   这也许过于夸大“汉化”的程度和作用了,因为清帝国统治的并不只是“中国”即汉族政治—文化核心区域,还包括蒙古、回部和西藏,以及满族龙兴之地即东北三将军管辖的地区。

   我们理解,西方学者批评“汉化”论,往往是基于捍卫多元文化合理性的自由主义立场。他们认为,中国学者常常不自觉地把“汉 /中国”的文化当作普世文明,而把其他族群的文化当作需要改造的特殊文明(或落后文 明)。因 此,从 魏 特 夫 (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到现在美国的“新清史”研究者,他们始终在强调以下三点:(1)文化无高低文野之分,各个族群有各个族群的认同,但“汉化论”却表现出一种汉文化的自大,认为中国文化是本土的、稳定的、独有的,其他民族都被这种魅力所征服;(2)统治中国的异族王朝,往往有二元文化或多重机制(如契丹辽的南北院,清朝有管理外国事务的礼部、管理边疆异族的理藩院、管理内地十八省的六部);(3)最终形成的乃是混合文化,但“汉化”论总是假设汉文化是单向影响,忽略了所谓“少数民族”对认同的选择。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把“汉化”当作帝国的统治策略,也不把“汉化”看成是某一个族群文明的胜利——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讨论——而只是视为一种曾经在社会史和文化史上发生过的现象,那么,完全否认“汉化”是否也有一点儿矫枉过正?

   确实,在传统帝国时代,很多士大夫把汉族文化当作“普世文明”,常常会不自觉地认为唯有汉族文化才文质彬彬,有了这种“文明”才能建立理想“秩序”,因而使异族文明化,不仅是国家、官僚,也是士绅以及读书人的责任。在没有另外一种可以挑战汉文化的异文化(如后来的西方文化)的时代(只有佛教传入中国时,曾经短暂地冲击过这种自以为是的文明观念),推广这种汉文化是很正常的。在历史文献中,有关异族被“汉化”的资料也确实很多。

   其实,从汉代文翁“化蜀”到宋代王安石“一道德,同风俗”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毁淫祠,兴学校”、“崇礼仪,严名分”、“读经典,兴科举”等做法,既是传统官僚士大夫觉得绝对应当遵循的文化举措,也是历代朝廷大力支持的政治策略,它确实曾经使得很多原本并非汉族的地区,文化发生了改变。

   请允许我用明清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和苗彝汉化来说明这一点。长期以来,传统汉族观念世界中,对于西南苗彝都有一种文化歧视,乾隆年间的爱必达说云贵非汉族人,如“苗、仲、仡、倮、瑶、僙之族,蜂屯蚁聚,大抵多疑尚鬼,嗜战斗,重报复,轻狡剽悍”。

以国内外现存清代各种《苗图》为例,一方面它很写实地描绘了贵州苗彝保持的原始、淳朴,或者可以说是很特别的风俗,其中包括不遵儒家(或汉族)礼法、剽悍好斗、信巫崇鬼、葬不用棺、生食、男女私通不经媒妁等,即士大夫所谓“其性拙而愚,其风朴而俚”; 另外一方面,它也描述了苗彝与汉文化相近,或经过征服而变化的部分,如生苗自雍正十三年(1735)征服后,“尽皆守法”;谷蔺苗“性剽悍,善击刺,出入携带利刃镖弩,诸苗皆畏之。今亦男耕女织……婚姻亦用媒妁”;贵阳附近宋家苗“言语文字悉与汉同……男耕女织,读书入泮”,水仡佬“守法畏官,婚姻丧祭,俱循汉礼”,大头龙家蛮“男女勤耕力作”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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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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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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