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沈从文后半生走过的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1 次 更新时间:2017-10-17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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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博物馆召开老、弱、病职工下干校动员会,十八日决定十八人限月底离京,去咸宁。

沈从文的临时栖身之处叫452高地。离452高地约五六里外,是干校的“向阳区”,文联、作协系统和商务、中华等出版单位集中于此,工作是搞基建,张兆和在连队的挖沙子组,劳动强度大,时间也紧张,只能瞅空来看看沈从文,徒步来回十多里,停留时间不过几十分钟。沈从文“不敢独自去她那边,因为前不久在路上昏倒过一次,医生也说以‘少活动为是’”。

一九七〇年八月四日,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封短信,信文前面加了一句话:“不论如何,务必来看看我。不宜迟疑。”倘若不是身体坚持不了,他断不会说这样的话。一九七二年二月上旬,这个七十岁的老人,终于获准回京治病。

沈从文在湖北五七干校前后共两年多,这一时期,他过去的作品在国外仍有研究和翻译。


还得好好活在人间


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首先面临的是房子问题。一九七二年八月初,沈从文给沈虎雏的信里提到这么一件事:“前不久有中国人美籍专家朋友要看我,我告给了馆中。不让看,怕见到住处不成个样子,为人传出去笑话。”这个朋友是数学家钟开莱。

一九七三年,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学的许芥昱来北京,见到了沈从文。许芥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宾馆的房间,他听着三十年前的老师滔滔不绝地谈服装、丝绸,总想把话题引到文学上来,可是不怎么成功。许芥昱当时就写了一篇《与沈从文会见记》,几年后被译成中文刊于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六年三月号。也许是沈从文对文物的满腔热情,给许芥昱造成错觉,他以为一九四九年后沈从文受到特别保护,他的工作有特殊的便利条件与无数艺术珍品接触,有“无限的研究基金,以及不受政治运动风潮的影响”。不能全怪去国多年的许芥昱不了解实情,沈从文显示出来的,是他过得还不错。许芥昱不会明白,即便这样的师生会面,在“文革”中也是被当成“外事活动”的,这还是沈从文“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外事活动”,能被允许已经是幸运了。


稳住自己,抵抗内心的阴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沈从文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痛感服饰研究工作的支柱已经失去。心脏隐痛的旧病一度重现,更加重了他的紧迫感。经两位朋友帮助,《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修正稿全部抄好,他开始校改抄稿。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爆发,波及京津地区。八月四日沈从文、张兆和两位老人带着两个孙女到达苏州,住在九如巷三号张寰和家中。这样的日子可谓清闲,但离开了工作,却让沈从文不仅精神上不安宁,似乎连身体也感觉不适应。“我是用充分使用生命,来维持健康,促进生命的火焰燃烧得更旺、更持久”。

从九月份起,他就唠唠叨叨要回北京,可是北京防震警戒一直没有解除,还时有小震发生,亲友们一次又一次地挽留、劝阻,他苦恼不堪:“与那一堆杂图书杂资料共存亡,为最理想。……我自以为最理想的报废方式,是能守在写字台边无疾而终。……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一个多月之后“四人帮”即被打倒,这个举国振奋和欢欣的消息也让沈从文感到舒了一口气,却没有丝毫的兴奋和鼓舞,反而杞忧更深。五月他给苏州的亲戚写信说:

“特别是更不宜妄想,认为‘四人帮’一打倒,凡事好办。”

“这里也还有熟人对百花齐放抱有些新的幼稚幻想,我却绝不存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时间已过,即以曹禺而言,也磨到放不出什么情绪状态下了。”

在如此的社会状况和个人的忧虑之中,“我不能不考虑到应当想个办法稳住自己,免得发疯。”

为“稳住自己”,而必须在精神上进行什么样的努力,即使是亲近的人,也未必全能体会。他曾坦言,“我有事实上的性格、情绪、思想上的困难,你不大理解。部分属于自己内部世界,部分出于客观挫折,第三还有个家中的现实要顾到,我都得作较好的处理,才可望在七十五岁后,还维持得住工作活力,来用个十分困难的居住条件下,克服消沉情绪的抬头,影响到工作和家庭平静稳定,不至于一下坍圮。这种坍圮现象,是在生长中,随岁月不同而日益显明。可是我终得制止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

别人看不见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只看见他以难于理解的热情拼命地工作——工作,是他抵制内心“黑影”的方式,是“稳住自己”、反抗消沉和绝望的威胁的方式,是坚韧而有尊严地面对屈辱和困难的方式,当然,也是他怀着不敢希望的希望、以劳动和创造把生命融入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实践方式。


最感快慰的时刻


一九七八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沈从文的工作、居住条件,成了很多关心他的人的一个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任院长胡乔木提出调沈从文到社科院,以促成他完成中国服饰史的著作。

沈从文自己觉得,他做的研究,实质上与博物馆系统最为相应,对博物馆工作有用;但历史博物馆却并不特别在意,从文物局到博物馆的多名领导,对他抱有偏见。五十年代,管业务的韩副馆长说:“不安心学习,不安心工作。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此类的批评所表明的不理解、不信任,让沈从文终生耿耿于怀。沈从文调走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耗去了近三十年生命的“单位”。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沈从文将改好被编辑改过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稿子交社科院科研局。社科院确定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书名至此确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祖泽立即飞赴北京,到小羊宜宾胡同拜访沈从文,商定出版细节。小屋子里只有一张藤椅,主客互相推让,不愿独坐。那一天正值大雪纷飞,两个人站到院子里畅谈,任雪花飘落到身上——出版落实了,这是沈从文最感快慰的时刻。


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


一九八〇年二月下旬,傅汉思约同耶鲁中国小说史教授高辛勇等联名正式邀请沈从文讲学,信函同时寄给中国社科院。沈从文三月底回信表示愿意前往,但社科院没有回音。暑中正在北京的金介甫和社科院联系,居间转达沟通,社科院表示支持,并承担来回机票费用。

十月二十七日,沈从文和张兆和从北京启程,当地时间二十七日下午七时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机的张充和、傅汉思兴奋得无可言喻。开车回到纽黑文的家,已近午夜。傅汉思这天的日记只写了这么一句:“等了三十年的一个梦,今天终于实现了。”

沈从文在美国三个半月,到十五所大学做了二十三场演讲,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文化活动六十六项。如此密集的安排,表明当地相关部门和众多个人的热情,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这个近八十岁的老人,为亲情、友情、好奇、敬仰所环绕,精神上既兴奋,又特别放松;在一生第一次出国的异国他乡,有分寸却无拘束,自然地显现一个生命的平和与坚韧,智慧与志趣,饱经沧桑而童心犹在。

沈从文的首场讲演是十一月七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主持,傅汉思翻译。哥大的海报尊称他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他讲《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谈的是他个人到北京开始写作最初几年的情形,末尾说:“我今年七十八岁,依照新规定,文物过八十年代即不可运出国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龄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专家见见面,真是一生极大愉快事。”

金介甫对沈从文的演讲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印象:“对于沈从文的听众来说,这也是一次空前的经验。……他的语调既表现出中国伟大的传统学者所特有的那种无我的谦逊,又流露出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因而他的听众中有些人说他活像一尊‘小佛爷’,一尊‘弥勒佛’。”


沈从文热


一九八一年年底,沈从文的旧作开始印行。看起来,确乎形成了一个“沈从文热”。

置身于“热”的中心,沈从文却一点也“热”不起来。他非但没有因“热”而膨胀,反倒想把自己“缩小”:在给老友程应镠的信中说,“至于年来国内外的‘沈从文热’,可绝不宜信以为真,‘虚名过实’,不祥之至。从个人言,只希望极力把自己缩小一些,到无力再小地步,免得损害别的作家的尊严,近于‘绊脚石’而发生意外灾殃”。


回乡之行


一九八二年五月八日,沈从文踏上了回乡的路。黄永玉早就有让表叔晚年回一次凤凰的想法,一经劝说,沈从文同意了。于是在张兆和的陪伴下,与黄永玉、张梅溪夫妇和黄苗子、郁风夫妇等亲友同行,回到了湘西那个小小的山城。

短短的回乡之行,给沈从文晚年以极大安慰。他深幸自己还能重温没怎么变样的一切;同时他也清楚,变化一直在发生,且会永远变化下去,有些东西会消失,但他过去的文字保存下了一些美好:“最可惜是一条沅水主流,已无过去险滩恶浪,由桃源上达辰溪,行船多如苏州运河,用小汽轮拖一列列货船行驶,过去早晚动人风物景色,已全失去。再过一二年后,在桃源上边几十里‘武强溪’大水坝一完成,即将有四县被水淹没。四个县城是美的,最美的沅陵,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载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园和长滩,以及水边千百种彩色华美,鸣声好听的水鸟,也将成为陈迹,不可回溯,说来也难令人相信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初,沈从文有两次轻微中风,出现脑血栓前兆;四月二十日,病情加剧,发生脑溢血症状,住进首都医院。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出院后在家继续服用中医处方药物,接受针灸等康复治疗,但没有多大效果。十一月,一个年轻的中医吴宗宁,从南京专程来为他治疗,短期针灸后,行动能力有明显改善,继而用药物进一步治疗。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因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住入中日友好医院,治疗了三个月。

那个全力以赴于工作的时期再也回不来了,与疾病的抗争成了他的任务。

可是他总有放不下的事。一九八三年初,香港商务印书馆李祖泽、陈万雄,会同北京三联书店范用,商定了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事宜。沈从文病倒后,王?承担起领导古代服饰研究室完成增订的一系列工作,他执笔补写了史前部分,战国时期也补入了江陵马山楚墓新发现的材料。增订全部完成后,十月二十四日,沈从文向王?口授了增订本《再版后记》。——然而,因为形势的变化,这本书并没有按原定计划出版,沈从文生前没有能看到增订本。


所得已多


一九八六年春,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给沈从文分配了一套新居,初夏搬入。沈从文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如以前无数次想象过的那样,“把资料摊开”来研究和写作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沈从文因肺炎住院治疗;转年四月二十二日,再次因肺炎住院,一个月后出院。显然,他的身体是越来越衰弱了。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沈虎雏把誊抄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给沈从文看。他看完后说:“这才写得好呐。”——可是,他已经不记得这是他自己写的文章。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他从熟人那里听说,凌宇正参与筹备一个国际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不禁十分焦急,写信极力阻止。措辞严厉决绝,并一连追加两封。这三封信是沈从文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附有手迹,一笔一画,俱见艰难。

五月十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晚八时三十分,他静静地走了。

(摘自《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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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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