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大清在中亚的争雄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4 次 更新时间:2017-10-16 13: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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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初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远闻新声”

  

  

   摘录:在康熙看来,噶尔丹最大的威胁,是对蒙古各部族的“煽惑”,也即蒙古内部的统一趋势将动摇大清根本,因大清的崛起取决于满蒙结盟,其对中原帝国的有效统治也赖于这一联盟。他还说,“本朝不设边防,赖有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也就是说,控制蒙古,乃是其对整个中亚局势有效控制的前提,蒙古是大清的西北长城。

   对十七世纪大清帝国对外战略的认知,如果放在全球史视角看,大清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无疑是重要的。如果将视角转向内亚,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则远为复杂——历史研究的责任就在重建这种复杂关系——过分简化的历史解读无异于智力犯罪。


多边关系中的内亚三角

  

   事实上,十七世纪大清在北部疆域所面临的局势,绝非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而是一种“双重三角”的多边关系——这里所说到的“双重三角”,包括“内”“外”两重框架——其外三角,为俄罗斯——大清——蒙古;其内三角则是以蒙古为轴心,为准噶尔——喀尔喀——漠南蒙古内部关系。内三角局势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着大清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折冲、制约着大清的帝国家战略,甚至影响着十七世纪后半期至十八世纪前半期大清帝国的统治,以及整个中亚的局势。但这种认识要直到最近学术界的内亚视角出现后才清晰呈现出来。

   这里所谓的内亚,指的是夹在大清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蒙古诸部落。自蒙元帝国崩溃后,蒙古诸部处在一种各自为政、割据称雄的无政府状态。依其地理分布,大约分为漠南、漠北与漠西三部分。漠西蒙古称卫拉特,以准噶尔为中心,西方一般称之为厄鲁特、卡尔梅克;漠北蒙古即喀尔喀部落,分左右两翼,他们散布在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一带;外贝加尔地区的则是漠南蒙古,他们的势力范围一直向东延伸至辽河流域。

   漠西蒙古分为四部,包括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与和硕特部。其中土尔扈特部最初定居准噶尔,十七世纪中叶迁移至伏尔加河下游,十七世纪末游牧到伏尔加河河口及乌拉尔河流域。和硕特部此后也南迁青海,留下的称小和硕特部,在十七世纪30-70年代,这四部便由准噶尔、杜尔伯特、小和硕特以及辉特组成。1672年后,噶尔丹成为卫拉特诸部首领,统一了准噶尔地区、天山南北,且向中亚地区扩张,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在其领导之下,准噶尔汗国迅速壮大,成为中亚细亚强国。其极盛时期的势力所及,东起杭爱山西侧,西至卫拉特本部、中亚一部分,直至欧洲东南部的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北抵额尔齐斯河中下游的托波尔河,南至青海,与印度接壤。

   噶尔丹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和军事才华的政治家,他的战略目标是统一蒙古诸部落,恢复成吉思汗时代的荣光。

   漠北蒙古一般称喀尔喀人,从地缘政治看,他们既处在蒙古诸部落的中间地段,也横亘在大清与俄罗斯两大帝国之间,其在中亚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他们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知。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人,他们同样继承了蒙古部落的征战精神,他们是一群野心勃勃的战士,有着统一蒙古诸部并独霸中亚的雄心。

   漠南蒙古1636年,在盛京大会上,漠南蒙古诸部落奉大清为可汗,为最早归顺大清的蒙古部落。


蒙古部落的统一之路

  

   蒙古诸部落自元后一直处在分散分裂状态,但部落统一之路却始终没有终止。内亚国际局势的变数以及整个亚洲国际关系的变化,都受这一因素的影响。

   入主中原后,满清对漠南蒙古的控制一步步强化,其势力自然也在向漠北蒙古渗透。独立的蒙古诸部为此深感威胁,所谓“唇亡齿寒”。诸部落贵族感觉必须结束内争、巩固秩序、建立统一政权,这就是1640年的卫拉特和喀尔喀诸部落的大会盟。

   这次大会盟制订了《蒙古卫拉特法典》。法典的主题包括调整各部落关系,巩固统治,推崇黄教,最核心的还是在共同对付外敌——所谓的外敌,自然是指兼并了漠南蒙古并直接威胁到漠北蒙古的大清——法典把共同对付征服者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职责。

  

喀尔喀内乱

  

   但结盟是暂时的,内部的纷争——土地、人畜和汗位的争夺在一个资源缺乏的游牧区域,几乎是永恒的主题——或许也是历史命运吧。

   1661年喀尔喀汗诺尔布逝世,其长子与次子为汗位继承发生争战,辉特部的罗布藏仁钦支持长子墨尔根登上汗位,遭西喀尔喀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反对,为表示抗议,其中一些领主带领部众迁移至右翼土谢图汗领地,因土谢图汗同样反对墨尔根继承汗位。

   出于土谢图汗的压力,墨尔根被迫下台,而罗布藏则出走卫拉特寻求保护。成衮继任新的汗位,但那些出走到土谢图汗的领主们并不响应新汗召回的命令,左右翼之间关系恶化。

   成衮向清廷和噶尔丹请援,希望化解纠纷,处在喀尔喀蒙古东西两端的大清与准噶尔也就趁机介入喀尔喀事务——大清一直在用各种怀柔手段、丰厚的礼品等方法将其影响向蒙古地区渗透,而准噶尔汗国也正好有干涉喀尔喀事务之意,其一贯政策本来就是联合蒙古各部落反对共同的外敌,他认为自己是当然的领袖,但其统一野心并未得到多数蒙古王公的认同。双方的介入是喀尔喀局势变为越发复杂起来。


伯勒齐尔会盟

  

   为解决喀尔喀内讧问题,1686年,在库伦的伯勒齐尔地方举行蒙古各部落的大会盟,会议由清廷出面敦请西藏宗教领袖主持,清廷派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为代表,噶尔丹也派出使者参与会盟。会议选出60名寨桑(部落首领)对喀尔喀左右翼的冲突进行公断,并签署协议。500多件诉讼案一一得到裁决,左翼领袖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亦认可其公正。参与会盟的喀尔喀各汗王、亲王、北京和拉萨的代表均以向佛祖宣誓的方式起身表态,土谢图汗和扎萨克图汗且相互行拥抱礼,表示同意“永行和好”,恢复喀尔喀地区的和平与秩序。清廷代表阿喇尼在呈文中报告,这次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然而,在执行时,土谢图汗却背叛誓言,拒绝交出右翼人马,噶尔丹也对蒙古王公与拉萨宗教领袖平起平坐的无礼提出谴责。

   会盟体制并未解决蒙古各部落间的内讧。

  

喀尔喀与噶尔丹之战

  

   更为致命的是,土谢图汗部众还袭击了准噶尔派往清廷的商贸使团,公开挑衅噶尔丹,导致冲突升级。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左翼土谢图汗突袭右翼扎萨克汗部,将其俘虏并淹死;1688年正月,土谢图汗之子击杀了噶尔丹胞弟(扎萨克图汗成衮死后,噶尔丹支持其子沙喇继位,遭土谢图汗反对。噶尔丹派幼弟率兵300人扶持沙喇,土谢图汗为此派军队将其击败),双方乃以兵刃相见。

   1688年,噶尔丹率兵三万,开始远征喀尔喀部,蒙古部落之间的一场大战于此拉开帷幕。

   喀尔喀各部落联合一致在敖鲁龟地方向噶尔丹挑战,在一场连续三天的恶战后,噶尔丹获胜,喀尔喀纷纷奔逃,一些部落进入内蒙,一些进入外贝加尔湖地区(归附俄国)。土谢图汗和呼图克图则得到康熙允许,到内蒙避难。噶尔丹推进到克鲁伦河,要求将两人交出作为议和的条件,尽管康熙十分清楚错在土谢图汗等人,但他正想借机控制喀尔喀各部,拒绝了噶尔丹的要求。于是,蒙古内部的纠纷就演化为大清与噶尔丹的直接交锋。


康熙的军事远征

  

   噶尔丹的崛起及其对喀尔喀的征战,直接威胁到大清在蒙古的利益,也对康熙的权威构成挑战。如何应对这个强大的对手,就成为日后康熙国策的根本,自1690年始至1697年,康熙动员40万军队与噶尔丹的一战再战,且三次亲征,这在康熙个人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此后的1715年、1720年直到1722年康熙逝世,他还在一再发动远征准噶尔的战争)。而其后继者雍正、乾隆,也一再以战争方式对待准噶尔汗国,直至1757(乾隆二十二年)才最后将其征服。

   纵观这长达七十多年、历经康雍乾三朝的清准战争(准噶尔也历经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和策凌三朝),可以看出在大清帝国前期历史中准噶尔的分量,或许可以说,清准中亚争霸是大清帝国前期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其对俄外交,都只是外线,一定程度上,对俄外交的战略谋划,以对准战略这一重心为转移的(详见下一篇)。

   清准之战先是以准噶尔强势东征喀尔喀为主线,期间经过乌尔会河之战(康熙二十九年六月、1690年,双方共投入兵力4万余人,以清军失败告终)、乌兰布通之战(1690年7月6日至8月5日,据最新研究,此战基本上打成平手,参见黑龙《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以及昭莫多之战(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动员15万人并亲率中路主力远征4000多里)。在昭莫多战役中,噶尔丹失败,仅率数十骑突围,大清获得决定性胜利。

   这次战后,噶尔丹已无力挑战清廷,而大清也由防御转向进攻。尽管准噶尔本部已经为政变的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侄子)控制,噶尔丹已不能回去、再也无力重整旗鼓,但康熙认为其人“不可留于人世,一刻尚存,即为生民之不利”,“务必剿除”。故在第一次亲征后回京不到三个月,就决定再次亲征。1696年10月,康熙亲率大军前往呼和浩特。三十六年(1697年),第三次亲征,同年,噶尔丹逝世,大清争霸中亚的对手算是暂时被制服。

   康熙的这种劳师远征,备受汉族大臣们的非议,满蒙王公其实也少有认同。这其中有着战争胜负难定的考量、兵者凶器的道德考量,但最主要的还是战略思路不同。

   那么,康熙的战略思路究竟是怎样的?

   在三次亲征准噶尔胜利之后,康熙曾在与汉族大臣李光地的谈话中,总结过自己的战略思路:

   汝辈汉人,说予向征噶尔丹时,不必如此穷黩,身蹈不测之下;太平当休养生息。此都是不知事务语。本朝以四十八家为藩篱。噶尔丹自恃强胜,煽动四十八家,若四十八家为所煽诱并吞,我兵出则彼去,我兵归则彼来。噶尔丹边衅一动,兵疲于奔命,民穷于转饷,欲休养生息,得乎?所以予不惮亲征,去此大害,今而后庶可言‘休养生息’四字(转自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

   在康熙看来,噶尔丹最大的威胁,是对蒙古各部族的“煽惑”,也即蒙古内部的统一趋势将导致大清根本的动摇,因大清的崛起取决于满蒙结盟,其对中原帝国的有效统治也赖于这一联盟。他还说,“本朝不设边防,赖有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也就是说,控制蒙古,乃是其对整个中亚局势有效控制的前提,蒙古是大清的西北长城。

  

内亚霸主地位的确立


   在这样的征战过程中,康熙自身的身份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由自诩的天下共主、各部族的仲裁者转变为一方势力的保护者,再进一步转变为整个蒙古地区的征服者——在征服准噶尔部的战争之中,大清完成了由部落盟主向中央帝国的转型,内亚霸主的地位最后确立。

   中原帝国很少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地位的战略意义,他们更愿意构成长城这样的攻防体系,对外实施隔离,对内自我封闭。但这种隔离政策可以说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昂贵——仅以明代长城为例,这项延续百年、耗资巨大的国防工程自建成之后就没有发挥过作用(据黄仁宇估算,一英里长城的成本费用达44500两白银),而沿长城一线的九边重镇却仍需布置50万以上的军力几乎耗尽了大明的国力(养活这些军士,和平年份的常费在800万两以上。若军情紧急则须另拨,如1500年至1502年间,因蒙古内侵,紧急拨付款项就达415万两白银)。大明之败也许能做这里找到根源。

   从中原帝国的历史看,其战略致命处也是在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区域,即蒙古地带。历次中原政权的颠覆多少都与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南侵有关。康熙的军事征服及其在中亚霸权的确立,或许是解决中原帝国北部边患、实现内亚一体化的某种命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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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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