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佛郎机”
明朝国人对西洋的认知，应从佛郎机算起。关于佛郎机最初进入中国洋面的记载，《明实录》收录了御史何鳌的奏折，说：“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前年驾大舶突进广东省下，炮铳之声，震动城廓”。奏折中说的“前年”，是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关于这件事，亲历其事、时任广东按察使佥事的顾应祥回顾说：“予代管海道，蓦有番船三只至省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何鳌奏折中说的“炮铳之声，震动城廓”、顾应祥说的“放铳三个，城中尽惊”，在此后张燮的《东西洋考》中有转述，说佛郎机从来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明史·佛郎机传》根据这些记载道：佛郎机“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
史籍中这些弄得满城惊慌的“炮声”、“铳声”，是佛郎机最初进入广东洋面时的礼节性表示，礼炮致敬，但中华帝国的臣民们似乎并不接受这样“先声夺人”的礼节，多少被其巨大的威力吓坏了，以致引发惊慌。故，当佛郎机人随后获准进入广州城时，代管海道的顾应祥责备他们忽视中国礼节，鸣炮惊人，佛郎机人一再解释，表示鸣炮纯粹是礼节性的敬意表示，一番狐疑才算冰释。
西洋人最初进入中华帝国的大门，虽然引发了一番小小的误会，但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文明冲突”之类，似乎双方之间还是可以沟通的。如果将这些作为一个象征性事件理解，这个中西接触的开端其实还算是差强人意。
中国人大约就因为这炮声记住了“佛郎机”，但这个“佛郎机”是火铳，一种明代中国人眼中威力巨大的新式火器，故当时的官方史乘、野史笔记之类，关于佛郎机的记载大多都与这种火器有关。
如《月山丛谈》记“佛郎机”事：
佛郎机与爪哇用铳，形制俱同，但佛郎机铳大，爪哇铳小耳。彼国人用之甚精，小可击雀，中国人用之，稍不戒则击去数指，或断一掌一臂。铳制须长，若短则去不远，孔须圆滑，若有歪斜窒碍，则弹发不正。惟东莞人造之，与番制同。余造者往往短而无用。
《殊域周咨录》也详细描述过其战斗力，说他们在海上用快船，长十丈，宽三尺，两旁架四十余枝橹，周围配备三四十枝铳，每船有二百余人划桨驾驶，橹多人众，即使无风也能疾走如飞。临战时，“各铳齐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殊域周咨录》还对佛郎机的制作技术有所交代，说铳管是用铜铸造的，大的有一千多斤，中型的五百斤，小的一百五十斤，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的有八斤重；火药制造法也与中国有别，子弹可以远射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
在海权争夺胜负几乎取决于武力的时代，拥有如此威力的佛郎机自然令人眼馋，海道副使汪鈜因在冲突中屡屡败于佛郎机，故委托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想法弄到。何儒与佛郎机人有交往，他秘密找在番船上做事的中国人杨三、戴明等，趁夜色驾小船将他们接出。他们熟知火铳与火药制造法，于是“如法炮制”了一批山寨版的。汪鈜以这批佛郎机火铳一举击败葡萄牙人，并缴获大小佛郎机二十余枝，敲锣打鼓献给朝廷，称名佛郎机铳，佛郎机一名就此传播开来。
或许因这场战功，汪鈜获得提升，嘉靖二年（1523），他迁升吏部，任都御史，依据自己的战场经验，奏称“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
嘉靖三年（1524），南京内外守备魏国公徐鹏举也上疏朝廷，请求调“广东所得佛郎机法及匠作”到南京，得到嘉靖皇帝批复。广东当局将何儒等人送至南京开厂从事佛郎机制作（也包括仿制佛郎机人的蜈蚣船，但失败了），后又转道北京，从事大规模生产，汪鈜提出的用之“御虏”的建议得到实施。这些在当时应是公开的，因为何儒进京，甚至连被囚禁在广州的佛郎机人也得到了确切消息，《广州葡囚书简》中收录的一封信就写进了这些细节。
至嘉靖八年（1529），明廷军事系统已经全面采用佛郎机，且技术上有改良。北边各关隘采用佛郎机火铳，在实战中发挥巨大威力，《殊域周咨录》说：“至今边上颇赖其用”。（汪鈜大约用事心切，对推广佛郎机铳不遗余力，虽佛郎机最后成功普及，但自己也颇受打击，并由此留下一个笑话。史载：鈜奏语颇繁，兵部郎中吴缙见而笑之。鈜怒，黜知铜仁府，或戏缙曰：“君被一佛郎机，打到铜仁府。”）
当然，佛郎机的传入要远较这个时间早。陈寿祺《福建通志》记载，正德五年（1510），仙游县知县使用佛郎机铳抵御汀漳流寇的进犯；王阳明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镇压朱辰濠的叛乱时，退休官员、福建人林俊就派人奔袭三千里，送去自制的佛郎机，王阳明还为此撰写《书佛郎机遗事》并赋诗纪念；《筹海图编》记载，远在佛郎机人到广州之前（具体时间不明），就有在番船上做事的通事（翻译）“献铳一个并火药方”——西人在技术方面并没有保守秘密，毕竟他们主要目的是贸易。这些记载至少说明在佛郎机人正式进入广东洋面以前，福建、广东民间就已经能自制佛郎机并在实战中使用了。明史专家张维华在《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中和庞乃明在《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中提出，佛郎机铳进入中国有四条路径，其中以闽广商人的输入为主要路径，这说明民间社会对佛郎机技术的掌握要远早于官方。
如果将佛郎机技术的传播时间做一个简单分析，则能看出，从正德十二年（1517）明朝海军初次接触佛郎机，到嘉靖元年（1522）明海军在实战中使用佛郎机取胜，期间只有5年时间；从嘉靖元年的初次使用到嘉靖八年（1529）年明北方边防系统全部使用佛郎机，时间只有7年。也就是说，从佛郎机最初传入并迅速在明朝军事体系中推广，期间只经过短短十二年。这个时间，足以说明，中华帝国对于技术革新，尤其是军事技术方面的革新，其接纳与创造的能力，绝不后人。
“佛郎机国名也，非铳名也。”
作为武器的佛郎机，其进入中国并迅速被接受，令人惊讶。但要认知作为国家的佛郎机，则需要远为漫长的时间，尽管，我们现在已经熟知佛郎机指的是葡萄牙。
显然，这样的倚轻倚重在当时就曾令敏感的官员们震惊。顾应祥（此后升任刑部尚书）为此就一再强调：“佛郎机国名也，非铳名也”。然而，接受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或许容易，但要了解这个国家，有明一代直至清朝的官员、读书人却似乎永远处在“海客谈瀛洲”阶段。
别的不说，仅以明末清初“名满天下”的顾炎武为例——顾炎武以其通儒地位及历史地理学的专长，在当时就有“博极群书，最明于地理之学”的嘉许——他的见解，多少可以当做一个时代知识人的普遍认知来解读。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从来不通中国，“其地正相对古之狼徐鬼国，分东西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即此国也。佛郎机亦与相对云。永乐十年九月，喃勃利国王马哈嘛沙遣使贡物，或亦婆利之更名。但皆疑似，无他证据，姑附于此”。
顾炎武著述此书时代，在崇祯之后至康熙间。就以康熙初年计算，其离佛郎机人进入中国海域也已150多年，然而这位以历史地理考证著称的大学者，竟然仍然无法确认佛郎机国名究竟是什么，其国家究竟在何处，而在这部著名的历史地理著作中只能“姑妄言之”。
顾炎武还引用明朝官员奏章等，说佛郎机“先年潜遣火者亚三假充满剌加国遣礼使臣，风飘到澳，往来窥伺，熟我道途，略买小儿，烹而食之。”他并补充《月山丛谈》中的记载，以强化这种说辞：
其人好食小儿云。在其国惟国王得食之，臣僚以下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州）之恶少掠小儿竞趋之，所食无算。其法以巨镬煎滚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居二三年，儿被掠益众，远近患之。
对于这段绘声绘色的烹食小儿的野史，顾炎武并没有加以辨别，而是一再强调佛郎机人喜食小儿，以至于广东人“多掠小口往卖之，三山、罍滘、背底水等乡村，以至诸澳，拐诱恶少日繁有徒，甚至官军商纪亦与之交通”，仿佛广东已经形成一个替佛郎机人贩卖小儿为美食的巨大市场，官军商民都牵涉其中！一个拥有强大火力却野蛮无比的食人族佛郎机国家形象，跃然纸上！
然而，这种认知绝非因为顾炎武的学识不够或个人偏见，而是由于这是当时国人的共同认知。中华帝国关于佛郎机的想象，事实上至近代以来也没有多少改变，甚至，某位研究明清中西关系史的专家，在其所译史料中，明明接触到葡萄牙人对“喜食小儿”一事的解释（他们说，葡萄牙人确实从广东人手中买过小孩，但那是作为人力资源，而非食物；当时广东人中间也普遍贩卖小孩，葡萄牙人的过错在于违背了当地的风俗，由此引发谣言），却在某条注释中特意表示：“葡人很野蛮”，他们在来中国之前已经知道非洲、印度与亚洲某些蛮族部落的食人癖好，所以，“在屯门等地或因缺乏肉食，购买中国儿童为食，并非不可能”！
“文明图式”的内与外，异域想象的模式
为什么对于异域文明会有这种野蛮时代的野蛮想象？尤其是，像顾炎武这样被认为具有某种科学精神的学者，都无法逃脱这种认知困境，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很值得深思的。
顾炎武这部书的编写时间，起自崇祯末年（崇祯十二年1639年开始），结束时间基本是在康熙初年。其自序云：“崇祯巳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他隐居山中八九年，读了史志之类的书千余部，一万二千余卷。顺治十四年（1657），他将家产变卖，决计北行，“游览天下山川风土，以质诸当世之大人先生”，北游中他以骡马载着书籍，到一地则取书籍所载与实地所见对证，以实地考察来证实文献所载，但也随时修改典籍中的错误。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表彰道：“其后周游西北且二十年，遍行边塞亭障，无不了了而始成。”其实证精神在当时的读书经生中可谓异数，似乎与西方近代以来强调实证的科学精神异曲同工。
当然，他的行旅所至重在西北，东南一带尤其是南洋一带并未涉足，佛郎机就更不用说在何方了。因此《天下郡国利病书》写到佛郎机时，他从小所受庭训“著书不如抄书”的传统就起作用了，我们现在知道，这一部分基本上是照抄《殊域周咨录》的文字。也因此，这一篇就保留了传统文人对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想象与认知。
限于客观条件，他无法亲自考证，但何以一个具有严格实证精神的学者，会把这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甚至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传闻，编入一部严肃的史地著作，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首先突破对实证精神的误解。以为顾炎武这种漫游考察就是科学的实证精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顾炎武的载书漫游，乃是对文献的证实，是经学时代的“我注六经”思维的延续，其对事实的检验与考察，仅仅是表面的、技术性的，其思维的深层，还是受制于经学思想。这从顾炎武在抄录《殊域周咨录》的同时也将其编排体系一并继承下来可以看出。《殊域周咨录》将当时所知的外部世界，按照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体系编排，佛郎机被列入西戎之中，与苏门答腊、锡兰、苏禄、忽鲁谟斯、云南百夷、天方国、哈密、吐鲁藩、赤斤蒙古、火州、曲先等放在一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把佛郎机纳入上述的南蛮序列，附在他单列的《交趾西南夷备录》中。
《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较为详细的对于东西洋的划界，但他的重点，是在重述儒家经典中的世界秩序与文明图式。他的整个“实证”，是在证明这种经典的合理与伟大，希图以“禹贡”的世界图式理解世界的构造，并津津乐道于回到那时候的“四夷宾服”状态。《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整段抄录《禹贡》——“甸服”之外“侯服”，“侯服”之外五百里“绥服”，“绥服”之外五百里“要服”，“要服”之外五百里“荒服”——出于想象的远古“五服图”，再次得到顾炎武的完整描述。
根据“五服图”的逻辑，距离天子或华夏中心的远近，决定着周边民族的文明程度，也同时决定了王者的治理模式。比如在“绥服”的五百里幅员内，又划分为内三百里与外二百里两个等级，“四面皆二等”，不同等级的文明程度不同，其治理模式也不同。对于靠近“侯服”的内三百里，以文教治理，外二百里则以武力为主（顾炎武注释说，三百里揆文教：接于侯服则使诸侯揆文教以治之，非全无武备也，以文为教）；“绥服”之外是五百里幅员的“要服”，也划分为内外二等，内三百里称“夷”，“北则冀州，东则青州，南则扬州，西则梁州”，外二百里则称“蔡”，所谓“蔡”，顾炎武解释说，是一种比流放稍轻的惩罚，“如后世安置及安插之类”（顾炎武加注释：二百里奋武卫，接于要服则使诸侯奋武卫以治之，非全无文教也，以武为主）；再外五百里范围就是“荒服”，也分内外二等，“荒服”内三百里称“蛮”，环中国共八蛮，外二百里称“流”，就是流放之地，其惩罚要比“蔡”重。在这种由五环构成的世界图式中，外圈的三个五百里共一千五百里幅员（绥服、要服、荒服），不仅是化外之地、野蛮之处，也是中央政府流放罪犯的刑狱之所、惩罚之地。
在这样的构想中，外部世界不仅在文化上处在野蛮状态，且在道德上也是低下的，是所谓的天生罪民，天之弃民。对他们，真所谓“无罪也该杀”的，对其征伐驱逐诛锄之类，只看“王者”愿意与否。在这个模式中，文教所披与武力所及的范围是明确区分，并早已规定好了的，并不因为这些外夷自身的改变而改变。事实上，当这些蛮夷之外的西洋人进入华夏文明的外缘时，加在他们身上的野蛮特征就已经准备好了。“吃人”之类的标签，早在传说中的夏朝，就已经随着封贡而“封印”在他们身上了，当然，对待他们的手段，其实也就早有规划，那就是“武卫”——战争——中西之间屡屡爆发的冲突与战争，在这种文明图式中或许可以找到某种早已拟定好了的“战略方针”。
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与认知总是反映着自身世界的构成，是自身文明与知识的外部投射。因此，在本文所揭示的这种技术性认知与文明认知的时间差背后，在顾炎武的事实“实证”与结构“想象”背后，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文化中，其形而下与形而上、器物与制度、道体与器用不仅是打成了两截的，而且有着决然不同的价值附加。因此，其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就有着天壤之别。器物的、技术的改进，因其形而下的卑微地位，总是可以与时俱进，日新月异；而建立在经典之上的核心价值，那些天道王道、文明图式，却受到祖制、礼法、典章的严格保护，从而拒绝任何实证性事实的触动与检验，这正是圣教地位得以稳固的基础，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依据所在。或许，中华帝国的“精神”就在其中？
